蘑菇云的记忆
广岛原爆圆顶，曾是悲惨核弹遗址，现今成为和平教育园区。（本报资料照片）
秋风拂过，纤细的柱子使建筑本身显得瘦弱。正午的日光，穿过玻璃，彼此都透亮了。后来才知道，这场馆出自丹下健三的手笔。但当时，我并没有留意。我既没有接受过日本的通识教育，也没有西方人那种对异域风物的好奇心。我混迹其中，不过是个匆匆过客。既然是游客，既然到了广岛，参观一下原爆纪念馆，也不过是顺势而为，例行公事罢了。毕竟，原子弹爆炸这件事，世上有几个人不知道呢？
我所看过的展览，流程大多是标准的，结论也必然是统一的：开篇回忆辉煌的过去，中间详述事发的经过，临了再说一说当今的奋斗历程。果不其然，第一幅展品是三十年代广岛全城的俯瞰图。一身休闲装的白人和全身制服的小学生驻足不前，只因巨幅的黑白照片。我想，一百年前，这种摄影效果司空见惯，他们还是看得少了。况且，莫说一座平凡的都市，就算宫阙万间，大多数最终也不过化做了土。当我冒出上述想法时，我对所谓历史规律的把握有着八分的自信，只有两分用以轻叹时空的沧桑。
空间越来越密闭了。墙面渐变成碳色，配以胡粉的文字。平行的光线微弱地照在墙体上。接着向前走去，走到了八月六日的八点十五分。那一刻，天空升起了前所未见的蘑菇云。下一秒，灰混合水汽降下黑雨，但人却会因瞬间的高温而倍感饥渴。市中心的民众，要么死了，要么烧伤了。半脱落的表皮与裂开的衣服纠缠在一起。伤口流出的血，都是红的，但深浅有别，量也有差别。彼时的幸存者应该不知道，数日之后，或者几年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将不堪后遗症的折磨，也死去。
教科书虽然精炼，但惜字如金。寥寥几笔，总是容易淡忘。虽然，我所看到的，和中学课本所写的，显然是同一件事情。但，点点滴滴静静躺在橱窗玻璃内，默默地接受世人的眼光，静静地感应后人内心的评价，这本身就很催情。有个瘦小的女孩，右手包着层层绷带，面对当时的镜头，现在的我们，露出苦涩的微笑。在场的小学生凛然一惊，脸上失去活泛的色彩。不知道小朋友目睹破碎的童装，目睹仅剩骨架的玩具车，目睹扭曲、破裂、黑色的便当盒时，会是什么感受。
我侧视观展的他们，不禁开始联想：倘若我滞留于一九四五年的这个地方，我如何看待眼前的一切？我该怎么自救，怎么觅食，怎么生存下去？倘若自知无望，躺在床上等死，那个时候的我会想些什么？倘若苟活过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众人是否察觉，正是自身的痛苦，正是广岛的遭遇，加速了世界大战的落幕？
我又抽象地想，加害者与被害者，世界、国家与自我，错综复杂的关系究竟如何厘清？我又现实地想，已经故去的人们，倘若看到今天两国关系，又会有什么样的感想？
我的疑问太多太多，我的脑仁太小太小，一个都解答不了。
黑白的摄影记录当时的景象，五彩的绘画是亲历者的回忆，两者在暗摸摸的空间里，交错陈列，与我们之间再没有玻璃阻隔。馆方的陈设，潜台词并不难懂，但我仍会浮想联翩。越想越觉得可怕，越可怕越止不住地想像，直至脑力耗尽，空虚又模糊。周围的人屏息凝视，我也深感凝重。
随着人流，走到尽头，我以为一切就要结束。直至「核兵器的危险性」这六个字的出现，才提醒我们下一个展馆的存在，核的故事未完待续。癌、肿瘤、白内障，这些辐射的副作用实实在在，触目惊心。一九四五终究渐渐飘远，沦为掌故。但核的事故却至今时有发生。馆方的用意浅显易懂，受害于核的地方，最是呼吁反对核武。但是，魔盒一旦打开，潘多拉就不会自己主动回去。不但如此，潘多拉本身，也会在这世上繁衍生息。现在，已有（仍有）一万多核弹散落于北半球各处，按辈分来说，他们都是小男孩的后代。
对现代的国家来说，零星的后遗症可通过收入补偿。微不足道。可一旦顾及数十万计的伤亡，谁也不敢轻言核武。化学强大的技术，升级了战争的暴烈。蘑菇云威慑下的世界，迄今却意外维持着恐怖却长久的和平。以致于，我们对世界大战的记忆逐渐被时光稀释了，变得像白开水一样平淡而无味。想到这里，我才发觉，不同于受难者展厅的黑暗狭窄，这里的陈设宽敞而明亮，梁柱也不那么纤细了，视觉上坚实了许多。眺望窗外，高潮迭起的喷泉、郁郁葱葱的树木、络绎不绝的过客、川流不息的车辆，或休闲或繁忙，与世界其他城市并没有什么两样。或许，这正是建筑师的用意：随着一九四五的距离越来越远，空间也越来越开朗了。甚至于，熙熙攘攘的人声从楼下传来。俯瞰之下，原来是男孩女孩在选购精湛细腻的纪念品，白人黑人对着教皇、奥巴马的留言指指点点。
任何纪念馆都有结束语。在广岛，我看到的是埃利·维瑟尔（Elie Wiesel）的一段话：
We shall remember,
we must remember,
for only in memory,
is there some hope for us all.
记忆是容易的，毕竟人不似金鱼那般健忘。但人终究不是全能神。时空环境牵制着人，错综的缘由左右着我们。认知的抉择、记忆的残留无时无刻不受其左右。广岛的结论当然也不例外。这座建筑是丹下仿弥生、绳文时代所建，落成于五十年代中期，那是个铁幕降下、蘑菇云飘散不久的年代。馆员当然也不曾出生于太平洋东岸，在欧亚大陆长大成人。唯有我，此刻再次从此处眺望，透过玻璃，现代的风景远处可见。唯有河边的一个角落，矗立着裸露残缺的穹顶，静静地看着川流不息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