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毒品戰爭:政黨輪替失治的暴力全開

墨西哥的毒品暴力年代,一切如何开始?图为格雷罗州的巡警。 图/法新社

文/曾朗天(The Glocal研究员)

离上帝太远,美国太近?

墨西哥的毒品战争,似乎能这样概括。

自墨西哥反毒战争在2006年底开打之后,最少导致20万人死亡和3万人失踪,尽管2014年墨国成功将恶名昭彰的毒贩头子古兹曼(Joaquín Archivaldo Guzmán)缉拿归案,但根本无法对走私网络造成根本性打击,2017年更创下墨西哥历史以来最多死伤的记录。结果,毒品暴力似乎在美国的干预之下越趋严重。

「上帝太远,美国太近?」美墨反毒战争2006年底开打之后,最少导致20万人死亡和3万人失踪。 图/美联社

美国是幕后帮凶?

由于美国本土过去对毒品需求的提升、加上美墨地理上的亲近,造就墨西哥各地的贩毒群落顺应而生,形成了占领南北要道、派系林立的跨域集团。毒贩在攻防地盘、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同时,激起前所未见的斗争。

美国过度松懈的枪械政策、反应迟钝的禁毒条例、以及适得其反的毒品战争,经常被人诟病为墨西哥毒品暴力的间接帮凶。除了美国当局查获的墨西哥国内流通枪械,有高达百分之90源于美国之外,在毒品政策上——尤其是60到90年代前后——美国也一直前后矛盾。

1969年美国总统尼克森(Richard M. Nixon)曾派遣专员,试图游说墨西哥在鸦片农庄上空撒灭草剂。其后,美国在70年代的「兀鹰行动」(Operation Condor),促使毒枭往墨国中部移动,反倒催生出「瓜达拉哈拉毒品集团」(Guadalajara Cartel)。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CIA为了阻止尼加拉瓜的左翼共产运动,竟然又选择和瓜达拉哈拉集团合作,透过贩毒网络走私军火。

美国70年代的「兀鹰行动」(Operation Condor),促使毒枭往墨国中部移动,反倒催生出「瓜达拉哈拉毒品集团」(Guadalajara Cartel)。图为瓜达拉哈拉郊区破获的制毒厂。 图/法新社

反毒行动上,美墨之间也一直欠缺共识。数年前,美国力推「美利达计划」(Mérida Initiative),向墨西哥军警提供专业训练、情报资源与经费扫毒,到头来却在滥伤滥杀无辜、违反人权的争议声中,落得毫无寸进的尴尬局面。

在各自为政,又未有恰当协调政策下,美墨耗费大量资源的清剿行动,诱使毒贩进行殊死搏斗,反将国家拉进了暴力泥沼之中。尤其2007年前后美墨军事介入后,不少数据均显示,黑帮、毒贩、和警员之间的死伤大幅增加,每年被谋杀人数逼近3万人,令墨西哥变成全球数一数二的致命国家。

然而事实上,墨西哥自90年代起,每年被谋杀人数便已来到1万人之高。也就是说,墨西哥的毒品暴力从非一日之寒,美墨反毒战争不过是推波助澜而已。抛除美国因素,90年代墨西哥国内庞大的结构条件变动,才是毒贩走向暴力的根本主因。

美国力推「美利达计划」(Mérida Initiative),向墨西哥军警提供专业训练、情报资源与经费扫毒,到头来却在滥伤滥杀无辜、违反人权的争议声中,落得毫无寸进的尴尬局面。 图/法新社

▌和毒品依存的维稳机器

由于革命制度党(PRI)的全面垄断和封闭选举,反对政党无从动摇PRI的地位,因此1980年代的墨西哥政治,停滞在一党独大的极权时刻。垄断河山的PRI,司法、执法和行政等机关权力一把抓,使政客可以任意操弄法律于鼓掌之间。

80年代期间,美墨双方对毒贩的压力尚不成气候,逮捕黑帮高层和扑灭毒品农场未能撼动毒品网络之根本,各地毒贩集团仍「各自安好」,亦无动机去挑战政权或争夺土地。

随着哥伦比亚毒枭的没落,新生的墨西哥运毒网络渐添PRI的管治压力。在容忍与铁腕对抗的选择题间摆荡,PRI采取了緌靖怀柔的中间路线,争取和贩毒组织合流以减少施政影响。

1982到1988年间,总统米格尔.德拉马德里(Miguel de la Madrid)任内大力推动联邦安全局(DFS)与毒贩建设伙伴关系,用特赦免责或消极执法保护他们,以换取贩毒集团的稳定。

随着哥伦比亚毒枭的没落,新生的墨西哥运毒网络渐添PRI的管治压力。在容忍与铁腕对抗的选择题间摆荡,PRI采取了緌靖怀柔的中间路线,争取和贩毒组织合流以减少施政影响。 图/路透社

此外,高层官员会指派亲信担当热点州的联邦监控官、法官或监狱长,确保整个司法程序不会擦枪走火伤害盟友。同时,地区警察也缺乏资源来对抗上层结构的腐败。PRI牺牲法治民主换来的毒品政治纽带,化成了双方互相依附的短暂蜜月。

80年代的下加利福尼亚州(Baja California)亦如是。当瓜达拉哈拉集团的领袖被捕后,其组织迅速分裂成两大派系,其中名叫「提华纳集团」(Tijuana Cartel)的一派占据连通美国圣地亚哥的要道。在下加州站好阵脚后,提华纳集团、联邦警队和州政府也开展联盟关系。

到了1988年,这个极其微妙的恐怖平衡突然被席卷全国的民主开放打破,接踵而来就是贩毒集团和PRI维稳机器的崩坏,毒品暴力也走入转捩点。

到了1988年,这个极其微妙的恐怖平衡突然被席卷全国的民主开放打破,接踵而来就是贩毒集团和PRI维稳机器的崩坏,毒品暴力也走入转捩点。图为在下加州的提华纳,因毒品暴力被弃尸的受害者。 图/路透社

▌当黑金政治遇上民主开放

90年代前的PRI,长期透过体制内外的手段来稳定统治,然而由于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于是PRI被迫在80年代初期稍微松绑地区选举的规则,试图满足民间对反对派参与不足的要求。

到了1985年的地区选举,PRI在北部毗邻美国的契瓦瓦州(Chihuahua)地方选举,被反对政党指控舞弊,随后爆发全国性示威抗议,再加上天主教教会施压,德拉马德里于是无奈在1986年改革选举法,引入比例代表制和扩充国会议席,并降低反对派在地区当选的门槛。

在此背景下的1988年国会选举,正是毒贩集团暴力逐渐失控的分水岭。

1988年大选中,在野政党国家行动党(PAN)表现优异,让PRI新任总统卡洛斯.沙利纳斯(Carlos Salinas)不得不承认反对派在下加州胜选,而PAN的候选人鲁福(Ernesto Ruffo)则成为史上首位非PRI体系的下加州州长。

PAN的候选人鲁福(Ernesto Ruffo)成为史上首位非PRI体系的下加州州长。新官上任三把火的鲁福开始强硬扫毒。 图/美联社

鉴于当地提华纳组织益发壮大,新官上任三把火的鲁福意识到,必须根除背后操盘的毒品政治纽带。于是他拒绝中央指派的高级官员、自组地方警察队和推动廉洁行动,旨在逆转之前的黑箱政治和毒品浪潮。但事与愿违的是,新政府上任后几个星期,街头上就出现零星的凶杀案,往后毒贩之间的竞争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令下加利福尼亚州顿成为毒品暴力的头号重灾区。

为何瓦解毒品政治的链结反而促生更多暴力?政治社会学者特雷霍(Guillermo Trejo)和桑德拉.莱(Sandra Ley)认为,政治轮替使得地方毒贩集团面临生存环境不稳的潜在威胁,诱使集团以激进的手法自保——一旦前朝政府不能保护贩毒集团,贩子就会清算新任政党、攻击敌对派别。

比如说,1988年换届后,提华纳集团就立刻招募贪污警员和情报人员自组自卫队,成为墨西哥历史上第一支由毒贩控制的「民间准军队」,透过暗杀政府要员和公然争夺地盘来挑战地方政府。政治保护伞黯然退场制造的生存危机,间接鼓动了毒贩,走向一发不可收拾的恶性循环。

提华纳大毒枭菲利斯.贾亚多(Félix Gallardo,图左)1989年因震惊世人的虐杀案遭逮捕。1985年,美国缉毒局(DEA)探员吉吉.卡麦连那(Kiki Camarena,图右)遭提华纳集团绑架,遭虐待超过30小时后杀害。尸体被发现时,其头骨、下颔、鼻骨粉碎,甚至头部被电钻钻出一个洞。 图/美联社

▌千禧年间的斗兽场

到了90年代,陆续展开的地区选举都动摇着PRI的保护伞,导致下加州式的生态转型,逐步扩展到其余贩毒重镇,毒贩集团纷纷自组武装小队,使得牵涉毒品的凶杀案随之急升。

例如契瓦瓦州的「华雷斯毒贩集团」(Juarez Cartel),在92年换届后半年建立起「前线」(La Linea);新莱昂州(Nuevo León)的「海湾集团」(Gulf Cartel)在98选举年后组成「洛斯哲塔斯」(Los Zetas);而米却肯州(Michoacán)的「家庭毒贩集团」(La Familia)则在03年地区大选后转作准军事团体。

地区领袖轮替、选举开放、和PRI的霸权倒台,阴差阳错地点燃了毒品暴力的引信。到了2007年,正式开打的美墨反毒战争则变成压倒骆驼的最后稻草。未意识到毒品暴力和政治转变关系的美墨两国,误以为只要拔除集团头目就能肃清毒品暴力势力,然而在追捕十几个领袖后,群龙无首的黑帮集团,下属武装势力却开始自立门户,反而迈入碎片化的局面。

毒贩集团纷纷自组武装小队,使得牵涉毒品的凶杀案随之急升。图为遭破获的「洛斯哲塔斯」(Los Zetas)大批武器。 图/新华社

毒贩领地划分开始经常变动,竞争亦较过往密集;地方政府对反毒未有统一态度,以致于毒品和政权的关系模糊不清,不时出现一州打压,另一州纵容的矛盾状况。自2012年起,这个多角交错、互为牵制、且高度不稳的失控乱象,在PRI的涅托(Enrique Peña Nieto)当选总统,再次政党轮流交替下成为新常态,而武装暴力化成为毒枭自保的唯一途径。

那这是否代表墨西哥要回归极权才得享太平呢?虽然极权时代的PRI能与毒贩「和平共处」,但市民却要因此承受失去法治和制度暴力的痛苦,PRI独裁下的假太平,恐怕并不会比现况好。其实,空有规条的司法制度、无能低效的执法机关、和依旧贪污的主流政党等结构难题,再加上急就章的地方选举,才是墨国躁动社会的症结。

当前朝余孽没受制裁,而后继者又无力清除,毒品政治纽带只会持续在民主空间中盘根错节。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是格雷罗州(Guerrero)学生失踪案。

2014年,格雷罗州一行共43人在路上集体被黑帮拦阻、虐打及杀害。事后调查发现骇人的真相:当地市长不满学生示威,于是借黑帮之手来以儆效尤。事后仅有参与的底层警察和黑帮混混被审,而策案主脑从未经历过法律程序,背后的毒品–黑帮–政治连结依旧强韧。假若墨西哥还滞留在司法乏力,仲裁无门的半桶子民主化进程,人民只能承受更多的毒品暴力伤痛。

2014年,格雷罗州一行共43人在路上集体被黑帮拦阻、虐打及杀害。事后调查发现骇人的真相:当地市长不满学生示威,于是借黑帮之手来以儆效尤。图为一名墨西哥学生举着43人的照片悲愤抗议。 图/路透社

而不久前墨国总统大选再次说明了全面改革如何急不容缓。

本次大选中有多达过百名候选人被杀,是为历届最严重的一次,深受毒品遗害的格雷罗州就有14起候选人凶杀案,同时南部运毒走廊(哈利斯科州到瓦哈卡州一带)平均出现5到10单案件。今年特别严重其中一个原因,除了PRI大势已去,选举亦首度开放让独立候选人参加,政局比以往更不确定,不稳定的恶性漩涡于是再次出现。

面对旷日废时的毒品战争,刚在7月大选中入主总统宫的洛佩兹-奥布拉多尔(López Obrador),在竞选期间主张参考「哥伦比亚模式」将暴力社会来个一了百了。

这个模式启发自哥伦比亚政府在2016年,宣布和自1964年成立的哥伦比亚革命军–人民军(FARC)达成和解,利用法外特赦来获取对方信任,一举结束内战和解决FARC衍生出来的毒品危机。

然而墨西哥的状况远比哥伦比亚复杂,不能把毒品组织和游击军阀相提并论,而毒贩亦不见得需要特赦,毕竟他们并不追求合法地位。贸然放松对毒贩的执法主权,反而只会破坏其硕果仅存的民主体制,对长远消灭暴力漩涡毫无帮助。无奈的是,墨西哥人在寻找解决漫长困局的长夜中,遇上奥布拉多尔短视的民粹政策,似乎再次和完善改革的机会错身而过。

墨西哥人在寻找解决漫长困局的长夜中,遇上奥布拉多尔短视的民粹政策,似乎再次和完善改革的机会错身而过。 图/路透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