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疑点当罪证 法官逾越了

（图／本报系资料照）

台北地检署发新闻稿，强调「绝无泄漏任何侦查内容予特定媒体」，这篇自说自话的文字无法回应社会的疑惑。到底「沈庆京1500」是真是假？媒体捏造还是办案人员泄漏？依照《侦查不公开作业办法》，检方应当说清楚。

北检呼吁「给予纯净办案空间」，但公权力行使建立在公信力的基础上，对国家机器永远保持怀疑与批判是人民的权利与责任，公信力不是廉价地耍嘴皮子，北检发新闻稿对大众训两句就可以获得。特别过去有三中案、向心案等前科，北检迎合当道政治办案，此刻要求「纯净办案空间」，北检得自己争取，而不是一副无辜委屈状。

现在不管是高院或地院的裁定，不管是「柯文哲无保请回」的地院裁定，还是对柯处境不利的其他两份裁定，对都市计划专业上的理解都有问题。

高院说「被告积极介入京华城案等客观情状」，怀疑柯对京华城案不是毫无所悉。且问这与柯是否违法有何关系？京华城花了44亿买容积，也增加建筑成本以换得容积奖励，若说柯图利，那必须证明柯认为上述行为确实违法，然后指示下属「我知道这样违法，但你们不要管，给我通过就对了。」图利罪最基本的构成条件是「明知违反法令」，这点检方必须证明。

裁定羁押的北院第二份裁定书也有同样问题，认为「形式上已符合图利罪」，但柯是否「明知违反法令」没有论证。两份裁定书都预先认定：一、容积奖励与容积购买都非法；二、柯明知故犯。北院第一份无保释回的裁定书也陷入了这个窠臼，认为京华城案就是弊案，只是检方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柯知情。

短短的时间就要高院与地院的法官进入都市计划的繁琐细节，为难他们了，但3次法庭都认为京华城案就是「不法」，太草率。法官们的问题也是当下议员、名嘴们的问题，迳把自己搞不清的疑点拿来当罪证。

最普遍的论调是「柯市府让京华城案『准用』都更的奖励规定，但该案并不是都更，所以柯市府违法。」就因该案不是都更，所以才有「准用」一词。这案子里的「准用」还不是把京华城当都更案办理，而是在评量合理容积时拿一般的都更案为参考依据，「准用」一词可以说柯市府用的不精确，却正好是无罪的证明，但法官、名嘴却相反解读。

议员游淑慧的质疑，有些地方误解了都计事实与规定，最明显的两处错误，她一直认为京华城容积从392％调到560％的关键在监委刘德勋，但早在刘德勋当监委前，监察院在2013年便提出了调查报告，认为当时台北市政府要求容积率为392％不合理。所以并不是「监院未结案，监委换届然后刘德勋接手，刘德勋翻案」。第二，她认为刘德勋听信一人一言，因为都发局副总工程司吴顺民的证词所以认定为560％。其实只要看看监察院的纠正文，刘德勋等监委采集证词繁多，约询的证人繁众。

容积奖励本就是争议手段，到底能否借此引导合理的都市发展，这是「好」或「不好」的问题，要吵成法律上「对」与「错」的问题，关键在于整个案子有无违反法律。市府的都市计划委员会可以对个案量身订做奖励容积的规定，也就是地方政府可以透过法定的审议程序行使行政裁量，只要不违反都市计划程序，可以说容积奖励不好，或图利开发者，但不能说其违法。

不是说游淑慧不对，因为议员天职就是发现疑点；名嘴不懂案情全貌，观众也习以为常；但法官拿疑点当罪证，直接论断「不法」，就太逾越了。（作者为伦敦大学伯贝克法律学校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