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視珍雅各：「反都更祖師母」的美國戰後城市保衛戰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V-J Day），纽约时代广场上涌现人潮。美国战后的城市规划，正要拉开序幕，而主舞台之一就是在纽约。 图／美联社

今日的世界，人口暴增，都市化速度在人类史上前所未见，加上气候变迁的威胁，「都市生活」成为人类存续的关键字。在这样的氛围之下，一名在半个多世纪前，住在纽约格林威治村、戴着粗框眼镜的犹太人女性，再次成为都市规划者关注的焦点。

她是珍．雅各（Jane Jacobs）。

今日我们所熟知的概念，诸如社区保存、宜居城市、适合步行的街道等等，都是她发扬的创见，她也被视为建筑保存运动的「祖师母」。2016年大受好评的纪录片《纽约大国民：珍雅各》，即是以她为中心，叙述她与恶名昭彰的现代主义都市规划者罗伯特．摩西斯的攻防战。

2017年，美国传记作家卡尼格尔以珍雅各最有名的都市理论「Eyes on the Street」（凝视街道）为标题，撰写最新的珍雅各传记，中文版《凝视珍．雅各》也在2019年底出版。而要谈珍雅各的都市理论，就必须谈她与摩西斯的攻防战，以及美国战后都市规划争议。

当代几乎奉珍雅各为「反都更祖师母」；要谈珍雅各的都市理论，就必须谈她与摩西斯的攻防战，以及美国战后都市规划争议。 图／维基共享

▌珍雅各的第一战：华盛顿广场公园重划案

故事的开端是1950年代的纽约华盛顿广场公园。

都市规划家摩西斯从1930年代开始，就主掌大纽约地区的都市规划与建设，秉持现代主义理念的他，所想像的「理想城市」是以当时最新颖的汽车为中心，由高速公路贯穿，连结区划清楚、秩序井然的功能区。他视以步行为主、住商错综、由小街廓及老房子组成的社区为「贫民窟」、「都市毒瘤」，需要以外科医师的姿态切除，方能产生有卫生、有秩序的大都会。

摩西斯在战后权力大增，在大纽约大刀阔斧、大兴土木。然而，1950年代「重划华盛顿广场公园」一案，半路却杀出了沉咬金：珍雅各。

1950年代「重划华盛顿广场公园」一案，让珍雅各第一次登上公众台面。 图／纽约保存档案计划（NYPAP）

摩西斯计划盖一条公路，直接穿越华盛顿广场公园，将北边的第五大道延伸到公园南边。图左为当时公园现况；图右则为摩西斯计划中的重建计划，尽管绿地增加了，但却硬生生在公园正中央开了一条快速公路。 图／纽约大学

珍雅各在此时仍是个没没无闻的记者，在《Vogue》杂志或是《Architectural Forum》写些都市观察。不同于摩西斯，珍雅各对城市关系不是「由上而下」的俯瞰，而是「由下而上」，观察人如何行动、如何买卖、如何使用城市。

珍雅各与摩西斯的第一次交锋，正是争取保存她所居住并热爱的格林威治村，其附近的华盛顿广场公园。对于珍雅各来说，华盛顿广场不只单纯是纽约众多公园中的一个而已，而是她固定散步、带小孩游玩的地方，她也观察一到了周末，广场就会聚集各式各样的居民与游客，生命力蓬勃。然而，摩西斯却计划盖一条公路，直接穿越公园，将北边的第五大道延伸到公园南边。珍雅各意识到这样会让公园开肠剖肚，不再生气蓬勃，于是发动了公园保卫战。而这，也是珍雅各第一次登上公众台面。

这场战役刺激了众多公共人物与知识份子加入力挺珍雅各，包括知名人类学家米德（Margaret Mead）、文化评论家桑塔格（Susan Sontag）、小罗斯福总统夫人（Eleanor Roosevelt）等。

身为专业记者，珍雅各熟稔于媒体操作，她安排了一群小朋友在华盛顿广场上「结彩」，并邀请媒体来拍摄；相反于大兴土木时的「剪彩」仪式，这意味着要保留现有的都市纹理。而以女性、妈妈主导，甚至儿童参与的运动，也象征了阴柔的、由下而上的草根行动。珍雅各最终激起了数千民众参与（主要为女性），成功阻挡了鄙视此运动为「妇人之见」的摩西斯。

都市规划家摩西斯从1930年代开始，就主掌大纽约地区的都市规划与建设。在珍雅各率领的抗争下，最终成功阻挡了鄙视此运动为「妇人之见」的摩西斯。 图／多伦多国际影展

▌伟大城市的「衰亡」与「诞生」

打赢第一场战役之后，名气渐响的珍雅各在1961年出版了她最著名的著作，也是被后世誉为「都市理论圣经」的《伟大城市的诞生与衰亡》。她甚至很挑衅地寄了一本给摩西斯，恼怒的摩西斯把书退回，并在回信中称珍雅各在书中「诋毁他的名誉」。

《伟大城市的诞生与衰亡》更好的翻译，其实应该按照原文顺序：衰亡与诞生（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珍雅各看到的，是美国战后现代主义式的都市规划，如何破坏城市，导致伟大的美国城市「衰亡」；然后她对此提出方针，指出如何让这些城市「重生」。

书开宗明义即辛辣地点出了「本书旨在攻讦当前都市计划与都市重建的基本原则，并试图提出一些规划与重建的新原则。」摩西斯的名字虽然在稍后才出现，但这本书很明显就是在攻击摩西斯，以及摩西斯所代表的现代主义式都市规划。

《伟大城市的诞生与衰亡》被后世誉为「都市理论圣经」；更好的翻译，其实应该按照原文顺序：衰亡与诞生。图为1950年代的纽约市天际线。 图／flickr@cobravictor

什么是「现代主义式都市规划」？从1920年代开始，欧洲出现了一群自称「现代运动」（Modern Movement）的前卫建筑师，担负起了「总体规划师」（master planners）的角色，他们想像自己不仅仅是设计个体建筑的建筑师，而是像上帝一样，由上而下俯瞰都市，检视都市的问题。

他们拥抱科学、机器、工业生产的逻辑以及技术官僚的手段，意图整治从工业革命以来，大都会中贫民窟、卫生不良、交通阻塞等问题。手段通常都是大刀阔斧，将城市开肠剖肚，建设巨型住宅区、商办区以及高速公路。

这群「现代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来自瑞士的柯比意（Le Corbusier），他在1925年所提出的「瓦赞计划」（Plan Voisin），意图将巴黎市中心夷为平地，兴建一栋一栋像模子印出来一样的现代主义式大楼，不过最终没有实现。

柯比意式的大规模规划在欧洲没有太多的成果，反而在新大陆被发扬光大。美国战后的大规模规划以「都市更新」（urban renewal）以及「清除贫民窟」（slum clearance）为名，大肆拆除掉规划者眼中的老旧社区，兴建柯比意式的「公园大楼」（towers in a park）社会住宅，以及直通市中心的高速公路；而身为纽约都市规划统筹的摩西斯，就是美国战后柯比意的衣钵传人。

现代主义建筑运动，意图整治从工业革命以来，大都会中贫民窟、卫生不良、交通阻塞等问题。手段通常都是大刀阔斧，将城市开肠剖肚，建设巨型住宅区、商办区以及高速公路。图为摩西斯1941年提出的「下曼哈顿快速道路」草图。 图／美联社

美国战后的大规模规划以「都市更新」以及「清除贫民窟」为名，大肆拆除掉规划者眼中的老旧社区，兴建柯比意式的「公园大楼」社会住宅。图为密苏里州圣路易的社会住宅「普鲁伊特–伊戈公寓」。 图／维基共享

▌「凝视街道」之必要：以人为本的有机都市

现代主义式的巨型高层社会住宅，在战后出现于美国每一座大城市中，虽然一开始看似有秩序、整洁、采光充足，但在「清除贫民窟」的过程中，已经破坏了原本的社群纹理、经济结构，「集中贫困」在没有足够资金资源管理下，社区生活品质及治安每况愈下，没过多久，社会住宅（public housing）在美国反倒几乎变成了犯罪温床的代名词。

在珍雅各的眼中，这种现代主义式社会住宅群的基本问题，就是没有考虑到「人」。

珍雅各在乎的，不是抽象的建筑规划理论，而是人如何使用空间，建筑与空间对于人类心理、行为的影响。在《伟大城市的诞生与衰亡》一书中她便指出，公园大楼式的大规模社会住宅最大的问题，就是铲除了「街道」。

珍雅各眼中最迷人、最健康的街道与居住形式，就是她居住的格林威治村——蜿蜒的巷道、低层的建筑，鼓励人们在人行道上行走，小孩在街道上游玩，街坊邻居可以坐在台阶上、探头出窗外聊天寒暄。像摩西斯这样的现代主义者，视「街坊生活」（street life）为贫民窟的象征，他们认为真正的现代人应该生活在秩序井然的大楼中，透过汽车来通勤，没有理由在街上闲晃。

在珍雅各的眼中，这种现代主义式社会住宅群的基本问题，就是没有考虑到「人」。 图／flickr@RV1864

但珍雅各认为一座健康的城市，最重要的就是有机的生命力，人与人之间自发的互动，而不是透过规划者威权式地告诉人们「你们应该怎么生活」。她称这样街坊之间的有机互动为「人行道芭蕾舞」（sidewalk ballet）——人们从住家、店家内往人行道上进进出出，与街坊邻居互动，良好的城市像是一支美丽的芭蕾舞，从容而且迷人。

更重要的是，珍雅各认为这样有机的都市型态可以预防犯罪。她提出了极具影响力的「凝视街道」（Eyes on the street）理论，指出高层社会住宅之所以会成为犯罪温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高楼的建筑形式使得居民无从守望相助、预防犯罪；而传统的住商混合紧密街廓，随时都有人「看着」街上，不管是从自家窗户，还是从街坊上的店家，甚至到了三更半夜，只要转角的酒吧还有生意，街坊邻居随时都可以互相守望，罪犯也就会被劝退。

1960年代，美国的高层社会住宅就已经得到了犯罪温床的臭名；到了1970年，密苏里州圣路易恶名昭彰的社会住宅「普鲁伊特–伊戈公寓」（Pruitt-Igoe）因为彻底衰退，成为毒贩、帮派聚集之地，被迫引爆拆毁，也几乎应证了珍雅各的远见。

珍雅各认为一座健康的城市，最重要的就是有机的生命力，人与人之间自发的互动，而不是透过规划者威权式地告诉人们「你们应该怎么生活」。图为1970年代，纽约的中国城。 图／flickr@Devin Hunter

「普鲁伊特–伊戈公寓」被视为美国都市更新的失败案例，1970年代时就因为彻底衰退，成为毒贩、帮派聚集之地，被迫引爆拆毁，几乎应证了珍雅各的远见。 图／维基共享

至于高速公路，美国从1950年代开始倡导大公路主义，大肆兴建州际公路，「美国梦」在此后的基本意象，就是住在郊区的大房子，开着新颖的汽车，透过公路通勤到市区上班。从波士顿到芝加哥，这些公路往往硬生生地将原先的城市开肠剖肚，直捣黄龙到市中心。在纽约，摩西斯先是在1945到48年间计划并兴建了「跨布朗克斯区快速道路」（Cross Bronx Expressway），当地居民抗议未果，布朗克斯区被一划为二，从此南北发展不均。

摩西斯更把目光转向了纽约的中心——曼哈顿。他在1941年提出了「下曼哈顿快速道路」（Lower Manhattan Expressway）计划，并在1960年核准，计划将78号快速公路直接穿过下曼哈顿，在沿线兴建巨型、未来感十足的大楼。

这条公路计划必须拆除珍雅各心有所系的苏活区与小义大利等社区，而珍雅各的家园格林威治村，也被摩西斯的规划局划为「贫民窟」，眼看就要被拆除。于是珍雅各在1960年代，延续先前保卫华盛顿广场的精神，号召文化人士与社区居民发起了多次的「社区保卫战」。

此时，她不仅因为《伟大城市的诞生与衰亡》一书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更因为摩西斯在1963年为了兴建麦迪逊花园广场（Madison Square Garden），拆毁了纽约人视若瑰宝的经典建筑宾州车站（Pennsylvania Station），在纽约变得恶名昭彰。珍雅各因此得以成功号召大众，几场保存运动皆以胜利告结，使得曼哈顿岛没有像波士顿或芝加哥一样，被快速公路切得肝肠寸断。

摩西斯在1963年为了兴建麦迪逊花园广场（Madison Square Garden），拆毁了纽约人视若瑰宝的经典建筑宾州车站（Pennsylvania Station），在纽约变得恶名昭彰。图为抗议宾州拆除的示威者，左二为珍雅各。 图／纽约保存档案计划（NYPAP）

▌从城市与人的关系，反思珍雅各

珍雅各在1968年后，因为不想要她的儿子被越战征兵的缘故，搬到了加拿大多伦多。虽然她在加拿大也贯彻她在纽约的精神，参与都市社区保存运动，但她的重要遗绪还是在纽约的公民行动与出版作品。

《伟大城市的诞生与衰亡》在1960年代后，几乎被都市规划界奉为圭臬；她首先提出的「凝视街道」理论，在1970年代被建筑师纽曼（Oscar Newman）扩展为「防卫性空间」理论，旨在批判现代主义高层社会住宅容易导致犯罪，从而提倡高度混合公私领域的复合型社区型态。

而珍雅各「以人为本」的都市理论，也让建筑与都市规划界重新思索人与城市之间的关系。近年来最有影响力的例子，就是拆除都市中的快速公路，屏去「以车为本」的大公路主义，重新让人与城市亲近。从波士顿拆除快速公路的「绿带公园」（Rose Fitzgerald Kennedy Greenway）、首尔的清溪川，到台北拆除忠孝桥引道让北门重见天日，都可以说是珍雅各的遗绪。

波士顿拆除高速公路的「绿带公园」（Rose Fitzgerald Kennedy Greenway），可说是珍雅各「以人为本」的遗绪。 图／Rose Kennedy Greenway

然而，珍雅各的影响对于都市规划来说，却也不是一面的好评，尤其近年来都市规划学者也开始重新审视部分由珍雅各启动的「后现代主义」都市思维。

如果珍雅各反抗的是由上而下、威权式的「现代主义」大师规划，那么近年来对于珍雅各的反思，就是对于她所代表的某种「后现代主义」的批评。虽然珍雅各从来没有自称为「后现代主义者」，但是她所提出的种种反对现代主义的观察与批评，却激发了1960年代后、属于后现代主义一环的「新都市学」（New Urbanism）。

信奉珍雅各的「新都市学」，认为都市与建筑形式会影响人类行为，小街廓、小巷弄、适合走路的紧密社区势必促进良好的社群关系，而现代主义式的大楼、高速公路势必导致疏离感以及犯罪。

在这样全然信奉珍雅各的风气之下，对于都市规划整个学门与行业来说，最严重的后果，是导致对于由上而下的规划者的全然不信任。甚至近年有学者指出，从大约1970年代以来，至少在美国，都市规划这个学门几乎已经「自我阉割」。一如柯比意式的现代主义被滥用以摧毁一座一座的城市，珍雅各的学说也被滥用来阻挡一切的都市规划。

信奉珍雅各的「新都市学」，认为都市与建筑形式会影响人类行为，小街廓、小巷弄、适合走路的紧密社区势必促进良好的社群关系，而现代主义式的大楼、高速公路势必导致疏离感以及犯罪。 图／法新社

▌民粹时代的城市未来？

虽然珍雅各并没有要拆解整个都市规划学门，她所预想的是更注重人性的规划方式，但是她的学说却不免被滑坡效应放到最大：对于摩西斯式的大型规划的不信任，转变成了对于一切由上而下的政府规划的不信任；珍雅各的学说被推到极致，反倒成了一种几近自由放任的民粹主义，从「专业最懂」变成「人民最懂」。

确实现代主义的都市规划容易被批评为「菁英主义」，但「新都市学」促成的「民粹主义」，导致对专业的全然不信任，一切都要听人民的。从1970年代开始到现今所有的都市规划过程，不免都要举办社区居民公听会，「倾听」居民的声音。固然在多元民主社会，个体的需求需要尽可能地满足，但这样的危险是，大部分的居民只关心自己（或是自己社区）的利益，而忽略了规划专业能看到的更宏观的愿景。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1970年代开始的「NIMBY运动」（Not In My Back Yard的缩写），也就是「别来我家后院盖东西」。NIMBY运动滥用了珍雅各的学说，认为自己的社区只能由居民掌控，政府无权干预。于是在美国，从兴建绿能发电厂到游民安置中心等等建设，都常受到NIMBY运动者的反弹（通常理由都是影响地产房价与生活品质），「民粹草根主义」导致政府种种的规划寸步难行。

在今日民粹主义高涨，不信任政府及专业的风气之下，珍雅各的都市学说很容易被拿来滥用，然而现代主义式的威权规划也已被应证破坏力十足。在都市化急速发展、气候变迁进逼、移民危机已然浮现台面的时代，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政府的大规模基础建设及都市规划是必要的，但要如何在现代主义式与珍雅各式的人本主义之间取得平衡，会是都市规划者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要如何在现代主义式与珍雅各式的人本主义之间取得平衡，是都市规划者不得不面对的课题。图为宾州车站拆除工作，被卸下的雕像。 图／纽约保存档案计划（NYP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