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手抱骨灰坛！高秉涵为了一句承诺 20年来送百位老兵回乡
记者柯沛辰／采访报导
「老哥，我们要回家了！」85岁老兵高秉涵恭敬地对怀中的骨灰坛说道。20多年来，他亲自抱着一坛坛骨灰，无偿将上百位孤独老兵送回大陆，起初是为了对战友的一句承诺「我一定送你回家」；后来，是为了更多像他一样漂泊离乡，却没一样幸运的人。
高秉涵1935年出生山东荷泽，是标准的国民党家庭。后来国共战火席卷东北，父亲遭共产党枪毙，年仅13岁的他被迫逃亡，一路见识战争残酷，辗转流落台湾。来台后，他与野狗在垃圾堆抢食，在台北火车站当童工，双腿险些截肢，靠着半工半读考上建中、国防大学法律系，成为一名律师。
「台湾养了我超过70年，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的母亲。我在大陆说『我要回家了』，是回台湾；在台湾说『我要回老家』，是回荷泽，两边都是我的家。」
国共战火席卷 父亲遭就地枪决
高秉涵的外祖父宋绍唐，是清朝最后一批公费留学生，追随国父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建同盟会，参加革命、推翻满清。中华民国1911年建立后，宋绍唐见识到日本明治维新迅速崛起，建议女儿及女婿赶紧前往日本学习，归来后为国贡献。
高秉涵的双亲认为，中华民国百废待举，正需要教育工作者，尤其乡下农民没有知识，亟需教育资源，怎能在此时离开？于是，夫妻俩选择担任乡村教师，一辈子都待在乡下了。
很快的，高秉涵在荷泽出生，上有两个姊姊，下有一个小3岁的弟弟，但父亲在距离较远的乡村学校当校长，平时都由母亲照料、严格教育，所以他特别依赖母亲。
1947年1月20日凌晨，身为国民党员、乡村小学校长的父亲，在荷泽家乡被共产党地方部队就地枪决，杀一儆百。家中两个姊姊早前去外地，再也没回来，家人都以为两人死在了日军轰炸下。殊不知父亲被枪决那一年，大姊不仅在延安当选共产党模范工作者，还在五四大会上接受毛泽东表扬，一边高呼「共产党万岁」。
当时外公英年早逝，家中还有高龄外婆、奶奶，及一个弟弟，母亲必须一肩扛起的两个家的重担，不可能离开。不过，她担心高秉涵也被杀害，便将父亲遭枪决时身上绑着的血绳交给了高秉涵，要他一辈子记得「共产党是你的杀父仇人」，并立刻跟着国民党部队逃向江南。
终生不吃石榴
1948年9月深夜，母亲瞒着奶奶，牵着高秉涵的手离开。临行前，高秉涵向奶奶的房门、两个姊姊的牌位磕了三个响头，最后一站来到父亲的墓前辞别。母亲递上的小包袱内，除了亲手缝制的衣物、鞋袜，还有20块大洋、20块金圆券、一张荷泽中学新生录取证明书，以及那条父亲临死前身上绑的血绳。
翌日清晨，高秉涵坐上汽轮马车，一旁还有十多位逃亡的同学，每个人都坐在行李上。母亲和外婆牵挂不下，往他手里塞了一颗庭院拔下来的石榴，再次叮嘱：「儿啊！万一流亡学校解散了，你要跟着国民党的部队走，国军不回来，你千万不要回来」、「军帽上有个太阳的才是国军，红星星的是共产党部队，一定要看清楚，别跟错了……」
那时高秉涵不知离愁是何物，以为很快就能回家，所以马车开动后，只觉得手里石榴特别碍事，低头猛吃，浑然不知母亲早已泪流满面，一边扬起手：「儿啊！你一定要活下去，娘等着你回来啊！」
坐在一旁的同学见状，立刻推了推高秉涵的肩膀，「你母亲在跟你打招呼！」但等到他抬起头，马车已经拐了一个弯，再也看不到母亲了。高秉涵急了起来，一把将手中的石榴丢掉，在车上抱头痛哭，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母亲，从此他终生不吃石榴。
▲中学入学证书。（图／高秉涵提供）
马车前往南京，途中经过好几个县，都由共产党控制。在最后一个县时，几个共军士兵将马车拦下来，询问他们去路。那时同学们非常害怕，只能乖乖下车，但对方一名领导说：「小朋友你们不要怕，这里有稀饭，你们先吃，我们送你们一程，这里有很多坏人，会抢你们东西，我们送你们到最近一处有国民党的地方」。
语毕，两名共军士兵带枪坐上了马车，接着问「你们最终目的地在哪？」一行怯生生地回答「南京」。共军士兵们笑了，「小朋友你们就去吧，到时候你们在南京欢迎我们，我们很快就会去了！」
同学一行人再次上路，顺利到了江南，那几个士兵的话果真不假，共军很快渡江南下。随着临时的流亡学校解散，高秉涵再次踏上流亡的路，沿路只能吃人家丢的、剩的，甚至与山老鼠抢食。
当时国军为了逃避共军的追击，选择从位在皖南、赣东及浙江三省交会的马金岭撤退，那是一条山间险径，一边是高山，另一边是悬崖峡谷，许多军眷、难民也在队伍中，场面心惊肉跳。
风雨交加下，高秉涵又饿又累，连日跋山涉水，脚底板的水泡磨出鲜血，「不知何时是个尽头？」他一度萌生轻生念头，想着跳下山谷一了百了。或许是天色昏暗，走着走着，后头一个孩子突然摔落山谷，一下就没了声响。
那位孩子的母亲对着崖下声声呼唤，撕心裂肺，高秉涵怕她也跌落山谷，连忙将人搀住。妇人稍微冷静后，转过头问：「你几岁了？大人呢？」高秉涵回：「13岁，都在山东老家，妈妈叫我跟着国军走。」
问完，妇人见高秉涵穿着不合脚的鞋，立刻从怀中递了一双新鞋，「你跟我的孩子一样大，你要记住回家的路，别忘了母亲在等你。」高秉涵连忙道谢，转身继续赶路，怎料这位母亲立即纵身一跃，也消失在山谷间。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攻陷南京总统府。（图／维基百科／公共领域）
双腿溃烂生蛆 与死神擦肩而过
爬越险境后，高秉涵随国军进入福建扎营休息，却因为共军追击，导致一名国军士兵在慌乱中打翻了热粥，烫伤了他的双腿，「那时天还不太亮，有卫兵吹哨说赶快走、共产党快来了！我就赶紧走，结果那个士兵跌倒，一瓢碗的热稀饭就掉到我腿上，我当下没有痛，只是双腿一麻。」
中午，高秉涵又饿又累，跟丢了大部队，夏天高温下，烫伤的小腿起了水泡，伴随剧烈疼痛，他开始发烧，这是他第二次浮现轻生念头，「我的两腿肿得跟冬瓜一样，苍蝇挥之不去，伤口开始生蛆。你想想看，一个成年壮汉的腿严重烫伤，如果发烧，伤口又肿，又生蛆，都不一定能活下来了，我一个13岁的小孩要怎么活？」
高秉涵一跛一跛地走，不知不觉被共军追上，甚至远远落后整支部队，「共产党士兵看到我这个小难民也不管，顶多分一口饭给我吃。」直到一名身背红十字包的共军卫生员叫住了他。
「小朋友你腿上都是蛆，肿得很严重，我来救救你！」高秉涵一看帽子上的红色星星，怕得连忙想跑，但双腿一阵剧痛，根本跑不动，就这样被拉到附近一处泉水洗伤口、敷药水。
包扎完成后，高秉涵本想说声谢谢，但他明明正在逃避共产党追杀，向对方道谢「心里总觉得怪怪的」。年幼的他有些矛盾，不禁心想「原来共军里面还是有好人，但奇怪了，为什么好好日子不过，一定要打仗呢？中国的大人们真是笨呐。」
多亏这位好心的卫生员，高秉涵的双腿经包扎后，停止了恶化，慢慢能走比较快些，「那时候我想找国民党，最后是跟着共产党追击的方向找到了。」
▲高秉涵双腿上的伤疤依旧清晰可见。（图／记者谢婷婷摄）
国军晚5分钟炸桥 救他一命
那一天，高秉涵途经福建建阳，遇见了由东而来的最后一支国军队伍。当时已近黄昏，走在前头的国军担心被共军追上，先行通过建溪上的建瓯长桥，独留他在黄昏下缓慢行走。
突然间两端枪声四起，后头的共军追了上来，高秉涵无处可躲，被迫弯腰杵在桥上。桥东头的国军士兵急喊：「桥上的小朋友！赶快跑过来！快！快！快」另一头的共军则高喊：「兄弟们！投降吧！你们已经无路可逃了，放下武器吧！」双方一阵驳火。
眼见高秉涵一点点地往桥东爬，两名国军士兵立刻上前，一把将人拉到低处。下秒一声巨响，建瓯桥被炸成两段，阻止了共军的追击。事后才知道，坚守桥头的国军士兵为了顾全他的性命，将炸桥时间延后了整整5分钟。
踩着浮尸登上运输船
1949年10月16日，共军由澳头渡海登陆厦门，大批军队及军眷仓皇逃往东南海滩，引颈盼望运兵船的来临。一路上，高秉涵遇到无数同乡、同学帮助，有时给他食物，有时牵着他的手走了好一段，他总算跟着队伍来到岸边。
黎明时刻，两艘可载万人的登陆艇靠岸停泊，数万军人、军眷如潮水般涌向船艇，你推我挤，人踩人惨状竟将海滩染成一片血红，无数人被挤压推倒在水下，沦为一具具浮尸。
高秉涵别无他法，只能踩着浮尸上船，没想到一名士兵突然压住了他的头颈，想从他身上爬过去。他无力反抗，几乎要喘不过气，在死亡边缘徘徊，好在一位年轻军官搭救，一把推开对方，又竭力将他推上去，让他免于成为滩上亡魂。
登船不久，船舰严重超载，被迫收起舷梯。被挤落海的人苦苦挣扎，不断招手求救，高秉涵不忍去看。岸上的人眼见没机会上船，拥挤地哭成一团，还有士兵由绝望转为愤怒，不断举枪朝船只射击。
来台以前，高秉涵对台湾没有任何印象，直到逃到了漳州，才从沿路撤退的士兵口中听闻「我们要逃去台湾」，大抵知道台湾是一个岛。
回首这段长达一年的逃亡之旅，高秉涵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也好几次想自杀，「但我想到妈妈那句话，妈妈还在等我回家，就打消了跳下去的念头，是妈妈那句话救了我。」
「一定要活下去。」是高秉涵想念妈妈的方式。
▲1949年，国军在吴淞上船撤往台湾（图／维基百科／公共领域）
夜宿台北车站 与流浪狗抢食
1949年10月底，从大陆撤退来台的船只停靠在高雄港，那是当时台湾最大的港口。高秉涵举目无亲，身无分文，看着大街小巷的难民，他连讨饭都没有余地，本想投军混口饭吃，又因年纪太小被拒绝，对未来感到一阵茫然。人海中，他巧遇长几岁的同乡，对方虽自身难保，投军前仍勉强赞助了他一张车票。
高秉涵不知何去何从，最后跟着人群一路来到台北车站。
台北准备入冬，气温逐渐下降，高秉涵每天都到东南方一座大型垃圾场翻找食物，在车站大厅角落席地而睡，数次遭巡逻警持棍驱赶，后来，他幸运捡到一件有点破洞的皮夹克，陪他度过寒冬，这样的日子持续整整2到3个月，「每天我就找根棍子，跟狗抢东西吃，垃圾场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吃。」
台铁一位清洁工孔老先生发现后，见高秉涵是个孤儿，饥寒交迫，走路又一跛一跛，于心不忍，开始从员工餐厅偷带饭菜。1950年春节后，孔老先生告诉他，火车站正在招考10到15岁的童工，专门在月台叫卖木片便当，录取后不仅可以解决吃住问题，还能到铁路局医院治疗腿疾。
高秉涵点了点头，在孔老先生引领下，很快顺利通过面试，并到医院看诊。不过，医生看到他的双腿时，当场大吃一惊，厉声问道：「你的父母呢？」他怯生生回答：「在大陆，我在台湾没有亲人」。这时医生口气趋于和缓：「小朋友，你的右腿已经感染，再晚一个礼拜就要截肢了，必须要马上住院……」经过一个月住院治疗，高秉涵逃过截肢的命运，这位好心的孔老先生也改变了他往后的一生。
▲高秉涵来台路线图。（图／ETtoday制作）
半工半读考上建中 成为军法官
冥冥之中似有牵引，有一天，高秉涵正在台北火车站月台叫卖，一名中年妇人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你是高家的孩子吗？你怎么在这里？」他回头一看，这位妇人竟是他的小学校长李学光，一时间他惊喜万分。
「李学光跟我父母很熟，她一看到我，就说你这个年纪要赶快想办法读书啊，一晃眼读书的时间就没有了。」
当时高秉涵到底是个孩子，能够逃来台湾、平安地生活下去，早就心满意足，哪敢奢望上学读书？听到这里，不禁眼睛含泪、巴巴地望着李校长说，「俺想回家，俺想娘」。校长正色地说，「傻孩子！想妈妈没有用，我们这辈子能不能回家还不知道……」
在校长夫妇的悉心指导下，高秉涵为求兼顾工作，1952年考进台北建中夜校初中部，为了学业辞去叫卖工作，但半工半读的苦读岁月正要开始。因缘际会下，他平时白天到北投复兴岗政工干校（今国防大学政治作战学院）医务室打工，假日去帮美国人洗车。
1955年，高秉涵顺利考取建国中学，但营养不良、休息不足，加上课业压力，使得他肠胃受损，身形逐渐消瘦。为了结束半工半读，不再为吃饭发愁，他考取了公费的国防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军法官。
「想念妈妈的时候，我就跑到北投大屯山，对着淡水河口、对着家乡的方向大哭一场。后来当兵，我就写一封封寄不出去的信，把想说的通通写下来，心里就比较舒服一些……」
▲1948年9月1日，高秉涵与母亲的最后一次合照。（图／高秉涵提供）
军法官的第一个案子 「我杀死了一个想妈妈的人」
1963年国防大学毕业后，高秉涵为了偿还公费，一签就是10年，首站分发金门驻军军事法庭。隔年，他审理人生中的第一件案子「金门逃兵案」，当庭问这名逃兵「为什么要逃？」不料对方一句「我想妈妈」，深深敲击他内心深处，而他却别无选择，只能颤抖签下那纸死刑状。
这名逃兵名叫郑凤生，本是厦门一名渔民，父亲早年身故、母亲瘫痪。那天母亲发高烧，他去镇上买药，却在路上被强抓入伍，莫名其妙来到台湾。15年过去了，轮到他所属的部队驻防金门，他觉得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位于金门本岛西南方的烈屿，距离厦门最短不过几千公尺，天气好甚至能眺望家乡。
夜哨站岗时，郑凤生抱着汽车轮胎跳下海，游了整整一天一夜。不过，海流并不眷顾，他迷失了方向，转了一圈，被海水弄糊了眼，上岸还以为自己到了厦门，逢人就举双手大喊：「我是从小金门逃来的！没带武器！」但他不知道，自己抵达的不是厦门，而是金门，一下就被捉了起来。
国防部的批示很快下达，但高秉涵不想审，忍不住问上级：「能不能换一个人当主审？第一次接案子判死刑，我怕我不行」。长官瞅了他一眼，「其他人跟你一样，也都有情绪，谁不想回家？但上面已经定调了，从严从快，审判只是走个过场，尽快结案。」
高秉涵花了一个晚上整理情绪，彻夜难眠。开庭时他问：「你知不知道这很严重？」郑凤生回答，「我知道，但我这么做，至少有一半的希望能见到妈妈，不成功我也认了，毕竟这支部队来金门后，3年后就要回去了，到时候就没机会了。」
按照当时法律，敌前逃亡，唯一死刑。高秉涵脸面无情，内心早已泣不成声，不断问自己「探望母亲有罪吗？」
「我想跟他说，『我也想家，我的情绪和你一样，甚至比你还想逃。』如果荷泽县在厦门，我可能比他跑得还快，而且做得比他还早，以死换取回家的机会。」这些是高秉涵没能说出口的。
第四天凌晨，郑凤生被枪毙了。行刑前，高秉涵为他带了一瓶高梁，郑凤生则递出一张写有母亲姓名和地址的纸条，希望高秉涵有一天若回大陆，能代为探望母亲；这是他的最后一个愿望，如此卑微。
行刑后，高秉涵在办公室痛哭，「我心里亏欠一辈子，我杀死了一个想妈妈的人。」
两岸开放探亲后，高秉涵第一站不是先去找家人，而是带着郑凤生的衣物到厦门，一路循纸条上的地址，「但我到厦门以后，那个地方都不见了，房子都不在，都找不到了，连邻居也没有，变成一座大楼。」
一句承诺 送战友骨灰回乡
1973年，高秉涵脱去法官服，转职律师，在高中死党的资助下，顺利成立律师事务所。不同于其他孤苦无依的战友，他顺利娶妻生子，生活品质逐渐改善，但他始终没忘记那些牵着他逃亡的同乡人，主动筹组了台湾荷泽同乡会，提供事务所给荷泽老兵当家，并在他们户籍的紧急联络人栏位填上「高秉涵」，决心当他们唯一的依靠。
多年来，老兵们都以为「反攻大陆」势在必行，相信政府一定会带他们回去，这是回家的唯一方法。不过，两岸情势长年僵持，他们渐渐认清「回不去了」，不禁感到绝望。
这些老兵淡淡地嘱托高秉涵，「我们年龄也到了，你年纪最小，我们来的时候都20几岁，你才10几岁，万一两岸开放前我们都走了，你别忘记把我们骨灰扛回家。」
高秉涵说，他20多年来抱了上百坛骨灰回大陆，最远的送到了新疆，「一开始都是帮认识的，但后来消息传开后，渐渐变成全国性的，都是帮没有家室、孤苦无依的老兵。」
有时候骨灰坛几乎放满了房间，「我太太也是国防医学院的，她对于骨头心理上没太多意见，但一开始我的孩子有意见，因为家里书房摆满骨灰，整个床旁边也是，我睡觉时周围都是骨灰。」
女儿曾抱怨，骨灰坛上的照片像在对她笑，有时心里会「毛毛的」。但高秉涵告诉她，「不要怕，我们家不信教，不信鬼神。如果妳认为这里面有鬼，可以想想看，现在我抱着他回老家，他应当感谢得不得了，外面如果有鬼要进我们家，他可以帮我们看门。」
话锋一转，高秉涵也感性地跟儿女说，「当初是他们牵着我的手，到台湾来的，我要感谢他们，我做这个事情是在感恩。」
「他们就接受了。」后来帮忙抱骨灰最多次、开车载高秉涵的，正是女儿。
▲高秉涵主动成立同乡会，盼给战友同袍们一个归所。（图／高秉涵提供）
母亲过世了 姊姊却活过来了
1979年，高秉涵随台湾代表团前往西班牙，参加一个学术论坛，遇到了来自大陆的代表团。当时他内心浮现了一个「大胆的念头」，趁夜写了一封家书，想拜托对方帮忙投递到山东荷泽去。
不过，政府官员在行前再三叮嘱，绝对不能和来自大陆的人有任何接触，「不能合照、谈话、握手、有四个不能，讲得很清楚，要求我们参加的这些人互相监督。」
「我信写好了，带着了，但不敢动。」高秉涵心有余悸。
不过，西班牙当地没这个概念，也不太清楚两岸局势，观念里认为「两者都是中国」，所以什么行程都安排在一起，「吃饭在一桌，睡觉也在隔壁，到了早上，外国人很有礼貌，在电梯里面喊morning，但我们和大陆代表团面面相觑，一声都不敢吭。」
迫于无奈，这封家书最终被高秉涵从西班牙带到英国，再辗转投递到美国，由美国的同学转寄到大陆去。隔年5月12日，他收到了来自广东的第一封回信，却没有勇气打开，因为上头的署名竟是本应离世的大姊。
高秉涵内心五味杂陈，怕是诈骗，想了整整一夜，「两个姊姊不是死了吗？离开时还烧香拜拜，难道我活见鬼？所以我拿着这封信去请教我的小学校长。」
李学光告诉他，「有一种可能是诈骗，知道你现在做律师有钱，冒充家人跟你要东西，另一个可能是，如果大姊还活着，一定活得比你还好，因为你大姊一定是老共产党，当年到延安跟了毛泽东。」
好不容易，高秉涵鼓足勇气，颤抖打开来信，得到的却是母亲已在一年前去世的消息，「我后悔通信，不通信反而母亲永远活在我心目中，还有希望，一通信就没有希望了。」
▲▼高秉涵多年来谨慎保存母亲的遗物。（图／高秉涵提供）
与牌位里的两个姊姊相见
为了确认这封书信的真假，高秉涵找上已移民阿根廷的学姐，拜托对方返乡时顺道确认这位「大姊」的身分，还准备了五道问题给对方，像是兄弟姊妹的姓名、家住何处、门朝哪、院子的树长怎样、外公姓什么，「如果对方答不出来，那她就是假的！」
岂料，学姐见到对方时，根本连问都没问，直接就跟高秉涵说「她是你姊姊没错，不用问，一看就知道你们是同一个窑子生出来了，你们俩长太像了，除了长相声调像，还像你妈妈，肯定是一家人！」
当时两岸还在对峙，和平遥遥无期，却阻止不了高秉涵的思亲之情。1984年，他借名义去菲律宾，实际上是跑去了香港，跟大姊、三姊和弟弟在香港见面。见面后，他才知道两个姊姊最早就投了共产党，现在当了高官，三姊弟生活过得很不错。
大时代冲散了四个兄弟姊妹，把他们带到了不同的地方。
谁想得到，短短三年后，两岸开放探亲了。
故人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1991年5月，高秉涵回到家乡，他从没有想过，从台湾回到山东荷泽这条路竟这么远，一走就是42年。他的心情是激动，也有些近乡情怯，进村后一路东张西望。几个老人家在街头上抽烟，见高秉涵穿西装打领带，好奇问「先生你找谁？」
高秉涵是春天生的，小名叫「春生」，村子里的熟人都知道，所以他答了句「我找高春生」。但对方摇了摇头，「高春生死在外地了，我是他堂爷爷，所以我知道」。高秉涵意会了过来，「你的小名是不是叫『三乱』？」对方大吃一惊，高秉涵立刻接话，「三乱爷爷，我是高春生啊！」
老人家顿时笑中带泪，不能自已。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催。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原来是这样的情景。
▲1991年5月1日高秉涵第一次返乡探亲，与堂爷爷相认。（图／高秉涵提供）
那座没有电梯的灵骨塔
两岸开放后，高秉涵为了这些孤苦无依的老战友，责无旁贷，亲手抱着一坛坛10多公斤的骨灰返乡，「这些人，过年除夕一开始都到我家里吃年夜饭，都是好朋友，就跟家人一样，但两岸开放前他们都走了，没能赶得上。
高秉涵送老兵回家，从熟识的战友送到陌生的老兵，凡是孤家寡人的，他都尽力去做。这趟旅途20多年，一路有着数不尽的故事。起初他多次往返两岸，海关一度将他拦了下来，怀疑他运毒。如今渐渐成名了，还有空姐找他合照，知道他正是那位大名鼎鼎的高秉涵。
有一次，他将骨灰坛放在行李箱内，到机场后却被直接偷走。他急坏了，这下该怎么跟家属交代？没想到一转头，行李箱又莫名冒了出来，估计是偷儿本以为赚了一笔大的，结果打开发现是骨灰坛，大概觉得晦气，又不敢肆意乱丢，索性作功德，把行李箱送了回来。
另一个故事是，高秉涵前些年到深山一处军人公墓去迎接一位老哥，映入眼帘的那座灵骨塔目测超过十层，专存老兵骨灰，却没有电梯。高秉涵年事已高，抱着沉重的骨灰坛，每下一阶都吃尽苦头，不禁问管理员：「这么高的塔，怎么不装个电梯？」
管理员幽幽地说，「安放在这里的老兵，九成都孤苦无依、没有家室，谁会来看他们？更用不着电梯了。」
有一个梦 战友在等我
我问「这些年，心理上有得到什么回馈吗？」
高秉涵说，他曾经做了一个梦，从台湾搭机回乡，结果下机后，那些同乡手抱鲜花，一路跟他握手，「他们面孔都是骨灰坛上面的照片，所以我跟孩子说，我不怕走，如果我到加护病房了，不要给我插管，那边有很多伴在等我、欢迎我，还有设宴席，比病房舒服多了。」
至于现在年事已高，善举能否继续下去？政府又是否有管道能支持？高秉涵说，「现在这方面没管道，但我2019年成立『洄源文化交流发展协会』，在协会内有年轻律师支持我的理念，愿意继续做下去，应该没问题。」
▲高秉涵退伍后成为一名律师。（图／高秉涵提供）
高秉涵：国家政府没有亏欠我
我问，「您被卷进战争，被迫背井离乡、家破人亡，在当军法官时判逃兵死刑，会不会觉得国家亏欠你？或恨共产党？」
高秉涵正色地说，「我不会觉得国家害我没见到母亲，也不觉得国家对我有亏欠。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国家的问题，没有怨言，尽管见不到母亲很苦，但苦的不是我只有一个人，所有1949年流浪的游子都一样。」
「那是个大时代、大洪流，我家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首当其冲，如果我家是种田的，那就没有问题。这个大洪流烧伤的不是我的家，遍地都受伤，大时代就是这样子。」
「我没有恨，只有爱，充满了感恩。现在我们都不是难民，只有那段短暂时间是难民，但我现在反而感谢那一段，因为我们受战争的苦，让两岸在这里70多年没有听到枪声，我内心满怀感恩。」
台湾养了我70年 是我的第二故乡
高秉涵回忆，高中时期有个同学住在北投复兴岗的山坡上，对方是台湾人，每天晚上爸爸都要到北投火车站接他，不然他不敢上山，因为两边的都是猪，他害怕。
「我其实也害怕，但还是自告奋勇，常常送他上山，后来跟他变成拜把兄弟，还认了他母亲做干妈，后来他们一家很照顾我，逢年过节都喊我去他们家吃饭。」
高秉涵退伍后，改行当律师，没什么存款，这位拜把兄弟借了他一大笔钱，让他买房开律师事务所。俗话说，亲兄弟也要明算帐，高秉涵是做律师的，自然白纸黑字地写了一张借款证明，但这位死党却潇洒拿出打火机，一把烧掉了借据……
高秉涵举第二个例子，「我的儿子娶了台湾人，一个女儿嫁给台湾人，有了孙女、外孙女，所以我说什么本省人、外省人，我家里是不承认的，也不会去分那个省籍。」
高秉涵说，台湾养了他70年，就像他的干妈，希望两岸永远和平，「台湾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的母亲，我到了大陆说：我要回家了，是回台湾。在台湾就说：我要回老家，所以两边都是家。」
「我脑子里面，人生的价值不在于有多少，而是你付出了多少，你付出的才是你的价值，你不付出，纵使你家财万贯，有那个钱、几十亿存在台湾银行，周围的人都在逃难也没有意义。」
最后，高秉涵念了一段他写的诗，表达他对台湾的感谢：
感恩台湾
台湾，感恩的岛屿，我在它的怀抱里长大，它住在我的心中，它像一片绿叶，漂浮在海洋的边陲，它像一只甘𫉄，养育着岛上的子民，我爱这片绿叶，我爱这只甘𫉄，儿时，它是我吸食的乳汁，现在，她养着我活下去，我是属于它的，它是属于我的，它是我恩深似海的母亲，它是我生命中的最爱，感恩台湾，永远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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