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朱高正家退稿

朱高正。(本报资料照片)

朱高正小我十岁,是我的云林同乡;却是迟至1986年他35岁,我才从父亲口中得知他的名字。

那年,我在新闻界服务近十年,每天看两大报两小报;但看不到台北以外的地方版。当时尚未解严,能在全国版露脸的政治人物大多是国民党人;偶而二版有些民主派学人;或三版的凶杀案,大车祸或影剧版的电影明星和歌星…。母亲每次带永定土产到台北,父亲总让她夹带几张家中的云嘉南版,让我略知家乡人家乡事;但没看过「朱高正」。

1986年,台湾的政治大事是第一届增额立委选举。我小学时代即知,在我们云林县,不论省议员或县长选举,父亲总是投给李万居、王吟贵等无党籍,从不投国民党。增额立委选举第一遭,选区扩大很多;除了云林县,还涵括嘉义县、台南县、台南市,我不知有哪些人参选,12月6日投票的前一天晚上打电话回去问父亲,他说了一些人,有的我知道(如国民党的「红包本」),有的我不知道(如民进党的「朱高正」)…。

最后父亲说:「阮拢欲投朱高正,伊嘛是党外的。…」

「哦,朱高正,伊是啥款人?」

「住北港彼边啦,德国留学转来的哲学博士,35岁人,真有理念,可能会当选…。」

父亲说的「阮」,包括母亲及宅门内的堂兄堂嫂与宅门外的厝边隔壁;我算一算,也只不过二十多票。

我必须很惭愧的承认,由于一向晚睡晚起,我从没投过票。即使第一次增额立委选举,我也没去投;晚上看电视新闻,朱高正当选了。

12月7日午后,父亲来电话了:

「朱高正第一高票当选哦…!」72岁吾父如此说着35岁的政治新人。

后来,由于这个新立委的新问政方式,我开始在全国版看到他的名字;偶而也在电视新闻看到他的神采(那还是只有党政军营三台的时代)。进入立法院不足一年,他发誓推翻蒋氏独裁,推动大陆探亲,国会全面直选,还多次与资深立委激辩,扭打,成了知名度最高的新科立委…。那一年,7月15日台湾解严;11月2日开放大陆探亲;11月7日他在国宾饭店与郑南榕互殴…。

看着那些与他有关的政治新闻时,万万没想到服务于「人间」副刊的我有一天会打电话给他,并且与他见了面。

打电话约作家写稿于我是常事,生活里也不时面对各种变动与意外。例如1988年1月1日,报禁开放之日,是我进入「人间」副刊第八年,并被调升为副刊组主任兼「人间」副刊主编;办公室从二大楼二楼一小间搬到三楼文化新闻中心一大间;与大地版、影剧版、生活版等同事在一起,气氛热闹多了…。

过了两星期,我还在调适新职的战战兢兢中,「中华民国总统兼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在1月13日下午3点55分辞世了!余纪忠董事长曾对我说,副刊也需反映现实;总统去世这等大事,次日的版面当然必须反映。一霎时兵荒马乱,草拟约稿和电话约访作家,决定名单分配同事逐一进行…。

──那晚美术编辑还在贴版,我即打电话向自诩「国会战神」的朱高正约稿,后来又亲自去他通化街家中退稿;这个因蒋经国辞世的意外是空前绝后的。

*

编辑生涯里,约稿和退稿是工作,有时是手段,更有时是艺术。对作者来说,稿件「留用」是喜剧,「退稿」是悲剧;对编辑而言,处理悲剧也确实比喜剧还费心费神。很遗憾的,我曾面对的悲剧比喜剧多了无数倍。「你们做编辑的,真是残忍啊!」我在电话里不时听到类似的指控。「你说你说,我这篇稿子哪里不好?到底有什么问题?…」这也是我不时听到的质问。

我们那个年代还不时兴电脑,稿件信件都是纸本,退短稿以普通信封邮寄,退长篇则以牛皮纸袋挂号。助理编辑下班时,常抱一纸袋退稿去收发室;办文学奖时稿件多,还得以帆布袋拎着去。

朱高正则是我的编辑生涯里唯一亲自登门退稿的作者。但是,他没有像在立法院问政那样咄咄逼人,也没质问「我这篇稿子哪里不好?到底有什么问题?」──他只是不断的把头低下去,低到我几乎看不到他的头。

后来多年我不时想着,他如果把我们那天晚上的对话过程录了音转译出来,内容可能比我去退的那篇稿子还精采。

但是,他没那么做。

*

回到历史现场,反映现实必须忠于事实,就先从1月13日的兵荒马乱说起吧。

那天黄昏,我约到四位答应供稿的海外作家;幸好那时已有传真机,不到四小时即收齐来稿:唐德刚〈民主法治初尝.执简史家太息──敬悼蒋经国总统〉、陈香梅〈民主不是冲一杯咖啡〉、刘绍铭〈后蒋经国时代〉、郑愁予〈清醒的悲痛〉;以及住台北的朱西宁〈惊惧与忧伤之余〉。

副刊组「人间」与「大地」两刊的同仁骆绅、焦桐、罗智成、孟樊,也分别电话访问海内外15位作家并代为撰稿:董桥〈为台湾打下稳固的基础〉、吴念真〈最可怜的老人〉、罗青〈最「前卫」的长者〉、高大鹏〈先知的鼓励〉、司马中原〈鞠躬尽瘁的公仆〉、席慕蓉〈他是个好总统〉,陈若曦〈有他在就好了〉,王文兴〈我对未来有些担忧〉、齐邦媛〈他好像在跟时间赛跑〉,李乔〈他应该多活几年〉、七等生〈一首诗的感动〉、雷骧〈总希望能迟点发生〉、王拓〈他使国家越来越健康〉、洛夫〈大政治家的魄力与宽容〉、司徒卫〈他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中国时报》是最早开始彩色印刷的第一大报,那天傍晚编政主任孙大可即来通知,次日的版面一律黑白,请美术编辑选图时多留意搭配。「大地」副刊主编骆绅是老编,稿件陆续进来后,我请他负责发稿跑工厂,请美术编辑把两刊并版规划,也决定不写编案(免得与二、三版重复),直接订了简单的大标:「整个历史都看见他」。

美术编辑在剪稿贴版时,有些文化新闻中心其他版的同事好奇的跑来「先看为快」。后来余小姐也来了,看到李乔的第三点感想时,哼了一声说:「这个有趣,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都死了,这个有趣,该死的是谁啊?」

余小姐走后,人称「简公」的简志信也来了。

简公是《时报周刊》董事长兼文化新闻中心主任,平时在《时报周刊》办公室,偶而才来文化中心。1965年他读国立艺专时即随杨蔚来过我家睡行军床,9月在耕莘文教院《等待果陀》舞台剧演出其中一个站在舞台边的沉默路人;当时都叫我「大嫂」。1980年我进「人间」副刊时已和杨蔚离婚近十年,简公看到我只拍拍肩膀笑一笑。1987年秋某夜,简公请我和骆绅等「人间」人去他家吃消夜,说报禁快开放了,以后挑战更多,大家加油。临走把我拉到一旁悄声说:「以后余先生要重用妳。」1988年初我被调升职位,不知是否他的推荐?

1月13日晚上降版之前,简公来看副刊组两版完稿,频说很好很好,各位辛苦了。

「明天还做吧?」他问我:「今天这么多名家,明天还有哪些名家?」

「有朱高正-。」

我还没说完,简公就打断我:「哦,朱高正!为什么要约他?」

「因为他推动大陆探亲啊,」我说:「后来蒋总统真的开放了,我们报社每天都一堆大陆来的寻亲信,有时候还一整版刊登;人间也登了不少探亲文,很感动人啊。」

「哦,那倒是真的-,」简公沉吟了一下:「不过,朱高正的稿子来了,还是让我看一下…。」

*

1月13日晚上打电话向朱高正约稿,我也费了一番心思;其中关键是选票与李万居。我跟他说,家父与永定乡亲都投给他,还说家父以前也都投给李万居…。他在电话那头说:「哎哟呀,万居仙哦!」口气非常之激昂:「我细汉时阵伊选省议员,阮老爸拢嘛自北港携我去四湖伊祖厝逗闹热,我大汉以后才了解伊做真济代志,真正了不起!真正是咱云林人的模范…。」

1月14日下午,一走进报社大门,收发室的田小姐就唤住我:「季季小姐,这有立法院的人送来的信,说是一定要交给妳本人。」

收发室在余先生家门边,紧邻着可停三辆车的余家车库。我知道她说的是朱高正的稿子,但我只谢谢她,没有明说。

她那时也许五十岁了,大家还是叫她田小姐。她大概是东北人,高大粗壮,嗓音沉厚,待人和气,长年穿着宽松的深蓝旗袍。「人间」副刊搬迁三楼大办公室时,她还特别来关心,帮忙捆理杂物搬东西。我最后清扫地板时,发现碎纸堆里有两个中国时报信封,不像是「人间」副刊的信件,捡起来仔细查看,信封里各装着两千元台币,收信人栏目有一个写着「陈公亮」。

啊,我的心里惊叫一声。我看过李敖公布的档案,记得「陈公亮」这名字;他哥哥不就是二二八事变后被骂死了之后又被枪毙的陈仪吗?

这一定是刚才田小姐帮忙搬东西时从她旗袍口袋滑出来的…。

「人间」隔壁是「安全室」,我不动声色的把信封塞进外套口袋,忙完即跑去收发室找田小姐。那里还有余先生的司机和随扈,我招手请她出来,移步到隔壁车库才把信封拿出来。

田小姐紧握我的手腕说:「啊,我太粗心了,真谢谢妳真谢谢妳啊。」

接过了信封,她贴着我的耳朵细声说:「这是我们董事长的心意,每个月给一些朋友送点钱贴补家用,不要说出去哦…。」

走回「人间」的路上,我一直想,田小姐是否知道这「陈公亮」是陈仪的弟弟?

后来我又想,知道或不知道是一样的;反正是动乱时代里无数难以言说的不为人知的辛酸。

*

回到「人间」读完朱高正的稿子,我长叹一口气。

终于,还是拿起话机,拨了简公的分机。

他很快来了,也很快看完了,也是长叹了一口气。

「妳也知道吧,」简公说:「余先生是国民党中常委。」

我点点头。

「这时候举国皆哀,朱高正还要骂国民党?我看──,还是得把稿子拿去请余先生看一下,他同意了也许就没问题。」

我也仍然只好点点头。

半个多小时后,田小姐来电话了:「董事长还在家,请妳过来一下…。」

走进那个我熟悉的余先生书房,在他的书桌前坐下来。

「这篇稿子写得很好,但是,不能发表-。」

我依然是,点点头。

「现在国民党要筹办经国先生的后事,更重要的是要稳住大局,不能乱,妳晓得吧?」

我也依然是,点点头。

余先生把一个中国时报信封和那个立法院信封推到桌边:

「这一万元是给朱委员的稿费,」余先生说:「妳连同他这篇稿子一起,亲自送去他家,好好谢谢他…。」

那天晚上降完版也快十一点了,我拨了朱家的电话,说要去送稿费。

「哎哟,大姊,妳别这么客气,稿费等稿子发表过再给我就好啦。」

「这是我们余董事长的吩咐,我是奉命行事啊。」

「哦,你们余董事长这么客气啊,好吧,妳来吧,我们云林乡亲也见个面…。」

朱家在通化街143巷,我坐计程车抵达时已将近十二点,街上灯火稀微,巷里悄无声息;我上了三楼,他已站在门口等候。

「嘘一,」他的右手食指按着唇边:「我太太孩子已经睡了。」

他领我走进书房,把门关起来。

就像在余先生的书房,他坐在书桌后面,我坐在书桌之前。

「真歹势,这尼暗阁乎汝行远路来这。」

「没要紧啦,我们在报社上班的,拢嘛是暗光鸟。」

我拿出中国时报的信封,放在他书桌上。

「这一万元,是余董事长给你的稿费。」

「哎哟,我那篇稿子,好像不足四千字耶,」他说:「你们的稿费很高啊!我以前拢嘛常常写没稿费的稿。」

我拿出立法院的信封,也是放在他书桌上。

「这是你的稿子,余董事长说,非常谢谢你。」

他皱起眉头,凝望着立法院的信封:「这是-?」他拍着额头:「哎呀,这是退稿?这是退稿啊!」

「真对不起,请你谅解。」

他往后靠着椅背,吐出一大口气。

「你们余董事长,常常这样对你们思想管控吗?唉,都什么时代啦!」

「还有比余董事长更高层的思想管控啊!」

「我知道,就是警总那一帮匪类!」

「不止警总哦,还有国防部政二处啊,中央党部啊,总统府啊…!」

我把进入新闻界后所知所历的一些思想检查思想管控一件件说出来…。他静静的听着,握紧双手,低下头,弯下腰,越弯越低,低到桌面之下,几乎看不到他的头,却听到他长叹了一声:

「唉,我如果办报,也会这样啊?干──!」

*

终于,他擡起了头,神情严肃的说:

「大姊,妳可能不知道,我最近正想要办报,要大干一场。」

我笑了:「报禁都开放了,已经增加好几个新报纸,你现在才想要办报!」

「不是办新报啦,是买旧报,」他说:「我哪有钱买报啊,是王永庆要买,找我出面当社长兼总编辑。」

「哦,王永庆又想办报啦?他以前是联合报最早的大股东,后来退出来,把股份卖掉了,难道现在又想买回来?」

「不是啦,王惕吾怎么可能把联合报卖掉?王老板当初卖掉联合报股份,是因为有三大股东,社务他插不上手嘛。这次他想买台湾日报,独资吃下来,最近他为了那个六轻设厂的事饱受环保人士批判,有自己的报纸比较好讲话。」

「哦,是要买台湾日报啊?」

「对啊,台湾人办台湾日报,光明正大,理所当然啊!」

我于是坦白的说,台湾日报已经转手多次,从统派到独派,又从独派转到军方,立场摇来摆去,形象很不好。我在联合报服务时,一个独派买了台湾日报,常常批判统派报纸,有一天竟在一版头题痛批一个副刊主编,大标题更是离谱耸动:「头脑简单 五肢发达」…。

「哈哈哈,有这种下流事?我拢无知影!」

「后来被国防部花大钱买下来,那个独派的要去美国办报,临走前还办了一个茶话会,也请几个作家参加,要我们帮他的新报纸写小说…。」

「妳有写吗?」

「没有。」

「唉,国防部花大钱买台湾日报,搞了这么多年也办不起来,立场太偏没公信力嘛,常常帮军方讲话,让独派的很受气,时常去闹场,国防部的人才去找王永庆!妳看嘛,很多人都想利用台湾这两字!」

「你和王老板也想利用台湾这两字啊?」

「现在不一定啰,」他说:「听妳讲了这些,我还要再想想。时机不好啊,这一阵大家都在忙总统过身的事,以后再看情形啰…。」

朱高正加王永庆,超级名人,真的买了台湾日报一定是大新闻。

但是,这大新闻始终没出现。

后来的大新闻是,朱高正被民进党停权,另外组党……。

*

那个晚上离开他家时,他坚持送我出来搭车。

「大姊,谢谢妳来送稿费,陪我说了那么多话,我现在心情好多了。」

「哦,没怪我来退稿就好。」

「不会不会,我有理解啦。」

寒冬的夜空灰蒙蒙的,走到通化街上才等到一辆车。

我上了车,司机调转头,一个朦胧的影子还在街边挥着手。

那是我最后所见的朱高正孤立街头的身影。

1988年 1月14日深夜,是初见,也是永别。

谨此志念我的云林同乡朱高正

(1954.10.06~2021.10.22)。

──行过高低起伏,愿他彼岸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