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不夜城之王？台灣人的歌舞伎町...戰後新宿浴火重生

歌舞伎町的特别之处，在于战后日本社会的重启过程当中，是由民间之力所推动。1948年才开始出现「歌舞伎町」这个名称，之前的酝酿过程，先是有新宿车站附近的黑市，而后才有累积成町的力量。图为1972年（昭和47）的歌舞伎町。 图／新宿历史博物馆

谈到非虚构作品，人们想到的或许大多是欧美国家的出版作品。事实上，日本在非虚构作品也颇有可观之处，大凡循「XX的社会史」（XX可以是拉面、自动贩卖机、博览会等）的思路写成的著作，大多都透过详尽细腻的考证带出新的视角。近日，由稻叶佳子与青池宪司合著、黄耀进所翻译的《台湾人的歌舞伎町——新宿，另一段日本战后史》便是其中的一例。

书名中的「台湾人」、「新宿的歌舞伎町」等对台湾读者来说，应有特别的魅力，日文作品中出现台湾人本来就有亲近感，再加上台湾赴日旅游在疫情之前始终维持高档，新宿车站是东京的大站之一，而附近五光十色的歌舞伎町，更有日本作家驰星周以当地华人的帮派争夺为题材创作小说《不夜城》，搬上大银幕后更是由人气巨星金城武主演。

到底台湾人跟越夜越美丽的歌舞伎町有什么关系？

日本暗黑小说家驰星周的成名作《不夜城》，故事以新宿歌舞伎町为中心，描绘日台混血儿刘健一（金城武饰演）、日中混血儿佐藤夏美（山本未来饰），两人卷入新宿华人黑帮的血腥阴谋权斗，作为战后「残留孤儿」后代的他们，为了求生存而混迹其中。 图／《不夜城》电影版

▌时代变动下的「台湾人」生存之道

这本书所谈的歌舞伎町，如书名副标题「战后史」所示，讨论的是歌舞伎町是从战后的颠簸中诞生、到1960年代逐渐繁荣的过程，整本作品讨论的时间范围大致到1970年代为止。

两位合著作者中的稻叶佳子是都市计划研究出身，本身也有相当的实务经验；青池宪司则是纪录片导演，善于与受访者对话，他的作品包括阪神大地震与311浩劫灾后重建的主题。书中稻叶佳子架构起歌舞伎町从无到有的历史变迁，书中所提建筑法规的变化、以及巨细靡遗的地图就是再现区位变化的重要索引。就在两位作者的相互分工下，开启歌舞伎町的探索之旅。

歌舞伎町的特别之处，在于战后日本社会的重启过程当中，是由民间之力所推动。1948年才开始出现「歌舞伎町」这个名称，之前的酝酿过程，先是有新宿车站附近的黑市，而后才有累积成町的力量。书中的主体——「台湾人」——其实应该是要标上引号的，战前战后时局变动下，台湾人因脱离殖民在日本的身分有所不同，这对台湾人在日本的生存之道直接产生影响。

1946年战后的东京新宿区。战后初期的日本，百废待举，物资缺乏，台湾人所能得到的物资成为黑市里的珍贵商品。 图／维基共享

书中所访谈的人物，大多数都是战前就到日本留学，这时台湾人的身分因被殖民之故为日本人。不过，战后在日本的台湾人身份一转，此刻日本为「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HQ）所统治，台湾人成为既不属日本人、但也不属于同盟国的「第三国人」。日本人受GHQ的法律约束，许多日常生活食品都受管制，但台湾人因是第三国人，不受约束并可从美军购买部购得物资。战后初期的日本，百废待举，物资缺乏，台湾人所能得到的物资成为黑市里的珍贵商品。

但从那里开始？新宿车站战前原本就是东京的重要一站，战后初期也成黑市据点。不过黑市里也各有一些由「组」所管理的地盘。书中所访谈的台湾人当中，黄进生是1940年代才到日本留学，家中环境也富裕，然而，战争之故外加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只有在日本设法白手起家立足。20出头的年轻人没有资源也没有人脉，新宿站西口的安田组成为台湾人的选项，相较于其他组，这里只要有钱就可加入开店做生意，不问你的身分与国籍，这里像是一个解放的区域。此刻的台湾人也多认为，日本战败、一切重来，这或许也是台湾人的机会。

从歌舞伎町的形成过程当中，既可看到东京战后空间的形塑过程，也可从台湾人所做生意的变化看到战后日本社会的变迁。图为1959年（昭和34）的新宿车站东口。 图／新宿历史博物馆

▌从无到有的歌舞伎町

本书副标题是「另一段战后史」，从歌舞伎町的形成过程当中，既可看到东京战后空间的形塑过程，也可从台湾人所做生意的变化看到战后日本社会的变迁。当黑市买卖正盛之际，名之为铃木喜兵卫的商人开始构思在新宿附近打造一条热闹的娱乐街，他付诸行动，就土地整合等事项奔波，为梦想的娱乐街计划宣传，这也成为日本少数由民间主导的战灾土地整理计划。

1948年，「歌舞伎町」这个名词正式诞生，但这里还远远是尚未发展的状态。1950年政府为了宣传歌舞伎町，还用尽全力办了「东京产业博览会」、首相吉田茂亲自担任博览会名誉总裁，结果惨赔收场。

町的成立，毕竟需要人与资金的进入。新宿西口的台湾人们，战后初期因身为第三国人之故，在黑市获致利益。然而这个利基却也遭到挑战，管制经济逐步松绑，新宿西口的台湾人必须另觅新的营生之道。1951年，日本结束GHQ统治的前一年，东京开始流行柏青哥，新宿车站西口的台湾人们也趁势开起柏青哥店，甚至也有早年留学早稻田大学、而后任职三菱电机的李合珠，战后先是以黑市起家，而后在柏青哥风潮里，依专长制作并贩卖自行设计的柏青哥机台。有趣的是，依GHQ的法律规定，风化与赌博业日本人不得经营，台湾人又再次因身分之故获利。

歌舞伎町的博览会虽然以大失败收场，之后却接连迎来关键性的变化；一是新宿车站附近的黑市要全面整顿拆除，这使得原来的店家包括西口的台湾人们，通通移往歌舞伎町，当时尚未发展的歌舞伎町经营成本不高应是诱因。二是1952年位于歌舞伎町一丁目的西武新宿站开始营运，这为歌舞伎町带来人潮，于是乎歌舞伎町开始进入了逐渐发展的阶段。

1955年东京的柏青哥店，在柜台后面已可以看到兑换奖品提供香烟。香烟的出限，是柏青哥游戏从「儿童游乐」转向成人化的分水岭，也为日后演变成博弈产业留下了伏笔。 图／美联社

1962年（昭和37）的新宿，在市容整顿与车站建设下规模逐渐扩大。 图／新宿历史博物馆

▌歌舞伎町里的台湾人

《台湾人的歌舞伎町》两位作者之所以写作这本书，问题意识之一在于惊叹原来繁华的歌舞伎町的成立背后，有不少原殖民地的台湾人的力量在其中。

铃木喜兵卫对歌舞伎町的想像，就是包括剧场等在内的娱乐街，歌舞伎町最早的剧场，就是出自台湾人的投资。1931年新宿车站附近的「红磨坊剧场」开幕，这是仿巴黎蒙马特的讽刺剧场，开幕以来深受知识分子欢迎，菊池宽、川端康成等作家都曾前往光顾。然而，战后这个人气剧场一蹶不振。1913年出生于台湾雾峰富裕家庭的林以文，在日本殖民政府开始征用台湾人当兵时，已结婚生子的林以文到日本中央大学留学避免征兵。战后，林以文借由姊夫在日本经营的药厂起家，因生产战后稀缺的止痛片等，外加大药厂尚未恢复正常运作，迅速获致大笔财富。

这笔财富很快转往房地产，喜爱戏剧的他也在红磨坊低迷之际于1947年将其收购。红磨坊是进出剧场的第一步，也在同一年，收购正在兴建中的电影院「地球座」，这家电影院也成歌舞伎町第一家电影院。林以文与李合珠被称为「歌舞伎町的华侨御三家」，虽然他们立足的产业各有不同，不过同样都在战后百废待举、大型公司尚未正常营运之际，或以药厂或以黑市、柏青哥店赚进第一桶金，而后目标转往房地产、旅馆与夜总会等。

图为纪录片《红磨坊的青春》中新宿红磨坊的历史照片。1931年新宿车站附近的「红磨坊剧场」开幕，1945年因为空袭而烧毁，战后则由林以文投资再建。 图／《ムーランルージュの青春》

有趣的是，这些大型经营者日后经营范围都超越了歌舞伎町，甚至有的是在东京的都心地段，但后来部分事业还是会回到歌舞伎町。

究其原因，或许是原来在歌舞伎町发展的台湾人之间的连带，这种连带关系不光是基于台湾人的情感，也包括经济上的连带，像是「标会」就是一个例子。当需要资金时，透过标会来周转，除此之外，在歌舞伎町经营店家的台湾人，也会彼此买卖店家，要往更繁华地段经营的店家，就把原来的店顶让给其他台湾人。也因此，歌舞伎町里台湾人之间的关系，相较于如韩国等其他国家，更像是「家族的关系」。

《台湾人的歌舞伎町》相当程度来说，是在讨论歌舞伎町的成立与在此过程中台湾人的角色，所谓的台湾人指的就是经营事业的第一代，至于第二代出现之后，有的事业承继上一代的事业、也有的放弃；前面所说的歌舞伎町台湾人连带感，也在这种趋势下自然消退当中，这也是一种战后社会变迁下的一种必然。

或许是原来在歌舞伎町发展的台湾人之间的连带，这种连带关系不光是基于台湾人的情感，也包括经济上的连带。图为1977年（昭和52）的歌舞伎町。 图／新宿历史博物馆

▌东京有着各式台湾人的身影

阅读《台湾人的歌舞伎町》时，书中字里行间所描述的地名，让笔者想到1930年代台湾人在东京的身影，例如书中提到「二战前中央线沿线从大久保到东中野、中野、高圆寺住着许多台湾留学生」，这一段联想到的是早逝的台湾文学家翁闹，1934年留学东京的他，就住在高圆寺，翁闹还在1935年的随笔〈东京郊外浪人街——高圆寺界隈〉当中写道，「这浪人街的风情毕竟是融入了自己的调调里，再也逃不掉了吧！况且，从这里到新宿只要10钱、到银座只要20钱，每每还可以看到闻人名流交错在失业的人潮里，即使是黑暗的暗巷也充满了首都才有的空气」。

「二战之前，此处有个模仿并使用巴黎蒙马特知名剧场『红磨坊』之名的音乐暨讽刺剧场」，这一段则想到台语电影导演林抟秋，1936年到东京留学时虽然读的是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科，但他对此全无兴趣，反倒是流连红磨坊剧场，这也对他日后的戏剧与电影之路有莫大帮助。此外，「战前，新宿代表性的电影院是武藏野与帝都座，两者都很有规模，可以容纳一千人以上，建筑物也相当有创意」，这一段可以呼应到林献堂在1937年6月29日的日记：「次往武藏野看电影戏，因其映红头屿」，当时在东京的林献堂，得知武藏野电影院所放电影中有兰屿，喜爱看电影的他特别前往观看。

战前战后的东京，有穷书生、有仕绅、有迷上艺术的大学生，简言之，东京有各样的台湾人。图为1967年（昭和42）的新宿。 图／新宿历史博物馆

1930年代东京的台湾人当中，有穷书生、有仕绅、有迷上艺术的大学生，简言之，东京有各样的台湾人。同样的道理，根据书中所述，被称为「歌舞伎町的华侨御三家」的林以文与李合珠，也都曾经是国民党的侨选立委，此外，歌舞伎町的有力人士简水波也曾是国民党的中央评议委员。对此，笔者不禁困惑提问：顺着前述1930年代东京存在各式台湾人的角度，当歌舞伎町的台湾人为生存打拼累积财富之后，也与国民党产生连结，那么同一时期东京异议的台湾人又在那里？

史明、王育德、黄昭堂…等都是代表，史明于1954年在西池袋所开的新珍味已广为人知，其他人生前的政治活动都在东京的何处？这样的考据或许别有意义，对现在的台湾人来说，东京是一个重要的观光都市，但从台湾历史来看，并不仅仅如此，启动废除《六三法案》、发行《台湾青年》的新民会，主要就是由留学东京的台湾学生于1920年所成立。自此，东京这个日本政治中心，也包含着台湾人抵抗殖民的印记，台湾人在东京的政治实践与其活动空间，可能是一个值得延伸探索的议题。

史明于1954年在西池袋所开的新珍味已广为人知，其他人生前的政治活动都在东京的何处？图为东京池袋中华料理馆「新珍味」，史明流亡日本时期在此工作。 图／维基共享

▌未完的《台湾人的歌舞伎町》

读《台湾人的歌舞伎町》时，颇有一种看《ALWAYS幸福的三町目》的感觉，战后艰困时期，大家胼手胝足相互帮助，终于打造出梦想的歌舞伎町。但，歌舞伎町可能是个例外，书中也提到1946年台湾人势力庞大的新桥与涩谷黑市中，台湾人频繁与组之间爆发冲突，甚至而后台湾人袭击组、警视厅、涩谷警察署，最后形成警察与台湾人枪战的「涩谷事件」。

倒是新桥与涩谷所发生的情事，跟我们从《不夜城》所得到的歌舞伎町印象较类似。抢地盘火拼的歌舞伎町到底存不存在？实情到底如何？如果说《台湾人的歌舞伎町》是序曲，勾勒了战后到1970年代的歌舞伎町，而后的歌舞伎町，有个关键词：李小牧。中国出身的他，1988年赴日本留学，也开始在歌舞伎町打工，而后成为「案内人」（名义上是引路者，实际上李做的是皮条客）。2002年他的自传《歌舞伎町案内人》成为畅销书，2009年的电影《新宿事件》以他为原型，电影情节便有歌舞伎町内帮派抢地盘之情事，其中也包括台湾的帮派。

如果读者想要彻底了解歌舞伎町，《台湾人的歌舞伎町》与李小牧传奇，恰好串起歌舞伎町的前世今生。

2009年的电影《新宿事件》以在日中国人李小牧为原型，电影情节便有歌舞伎町内帮派抢地盘之情事，其中也包括台湾的帮派，图为台湾演员高捷，饰演剧中的新宿台湾黑帮「台南帮」首领。 图／《新宿事件》剧照

《台湾人的歌舞伎町：新宿，另一段日本战后史》

作者： 稻叶佳子、青池宪司

译者：黄耀进

出版社： 凌宇出版

出版日期：2020/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