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六四衝擊：左翼革新派的「中國幻滅」

全世界都透过媒体目击了六四惨剧。这让许多日本左翼人士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真的背弃了人民、背弃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图为当时日本共产党的新闻报，谴责中共的暴力镇压行动。 图／日本共产党

三十年前的六月四日，在天安门广场响起的枪响，惊醒了整个世界，同时也震撼了当时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邻国——日本。日本战后虽然长年由保守派执政，同时也有着日本社会党、日本共产党等被通称为「革新」、偏向自由派或左派的在野政党，以及反战、反核、反公害等大量的草根公民团体。

对在左右对立的冷战框架下，倾向「亲中」的革新派而言，六四不只让中共形象坠地，也连累了自身政治主张在日本社会的正当性。六四事件对日本革新派固有的思想与行动模式产生强烈冲击，长远来看，实则间接对日本的政治与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六四发生的当下，在日本各政党中，率先也是唯一痛批中国共产党的，反而是同为共产党的「日本共产党」。日共在六四当日就发表声明，批判中共对和平示威的群众开枪，是践踏社会主义与民主的行为，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镇压，并随即举办批判中共「武力镇压、虐杀」的集会。

图为日本共产党的机关报《赤旗》，在1989年6月5日的公开谴责中国的暴力镇压。当时在日本各政党中，日共是率先直言痛批中共的政党。 图／《赤旗》

日共的强硬态度，其来有自。在1966年，日共出访北韩、越南、中国三国，希望能协调各党组成「反越战共同战线」。然而，该年三月在北京与周恩来谈妥的共同声明，却遭到毛泽东的强烈反对。毛要求声明中必须明确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并且要求日共承诺在党内发动反修正主义的斗争。

就日共的立场，仍希望保留与苏联联手抗美的余地，另外在议会路线下，也不欲发动党内斗争，共同声明就此胎死腹中。几个月后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将「日共修正主义」列为批判对象之一，当时不仅驻中的日共干部遭到批斗拷问，在日本也有毛派响应，发动对日共中央的斗争，中日共党就此决裂。

因此当六四事件发生后，日共批起中共自是毫不手软。而在与日共决裂后，中共就改以另一个主要革新政党——日本社会党，作为对日政党外交的主要对口。社会党不仅屡次率领跨党派议员团访中，促成中国政要访日，也在1983年与中共正式建立党对党的关系。

「屠杀人民就真的没什么好说的了。」因此当六四事件发生后，反对中共武力镇压的日共，批判起来自是毫不手软。图为1989年6月4日，被军队开枪重伤的民众被紧急送往医院。 图／美联社

与日共决裂后，中共就改以另一个主要革新政党——日本社会党，作为对日政党外交的主要对口。图为日本共产党针对中国六四的舆论批评。 图／日本共产党

1989年7月是日本的参议院改选，而当时的社会党，正迎来战后前所未见的荣景。1986年，在参众两院大选中大败的社会党，诞生了日本史上第一位女性党主席：土井多贺子。土井在从政前原为宪法学者，政见主打性别平等，以清新形象与充满魅力的演讲风格，卷起了一股「土井旋风」，不仅成功统合党内派系，也吸引了大量的中间选民。相较于当时弊案、丑闻缠身的自民党，社会党是志在必得。

沿袭社会党历来的外交路线，土井曾于访中时特地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并希望促成当时势同水火的中越两国，一同出席东京的反核和平会议，作为社会党在外交政策上的主轴。但在六四事件发生后，为了避免影响选情，社会党中央决定严加批判中共，并冻结两党关系。

但长年致力于对中外交的日中特别委员河上民雄认为，六四屠杀应该批判，但两党关系不能断。社会党最后放缓了谴责的强度，也顺利在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大胜。随后河上以「个人身份」访中，试图修复两党关系。对于社会党递出的橄榄枝，根据河上的回忆录，中共虽然坚持「内政问题不容干涉」，但也对河上表示：「我们充分理解六月四日的镇暴行动，造成了贵党立场上的困难。」可以说是委婉地致了意。

日本史上第一位女性党主席：土井多贺子（右），在六四事件发生后，为了避免影响选情，社会党中央决定严加批判中共，并冻结两党关系，但社最后仍放缓了谴责强度，试图修复两党关系。图为2001年土井访问中国，与江泽民会面。 图／美联社

河上民雄认为，六四屠杀应该批判，但两党关系不能断。中共虽坚持「内政问题不容干涉」，但也对河上表示：「我们充分理解六月四日的镇暴行动，造成了贵党立场上的困难。」图为1989年6月4日，倒卧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民众尸体。 图／美联社

时至今日，日共在1998年与中共和解后，包括六四在内，对中共的批判力道已不如以往。其考量为担心对中共的批判，会助长「反共」思想，最终连累日共的支持率。而对现在的日共而言，昔日对文革与六四的批判姿态，除了批判他党当时的姑息姿态、占据国内道德高位之外，更重要的是作为切割独裁中共的护身符，以防御「反共」批判。

而日本社会党则最终于1996年分裂，后来继承广义革新势力，取社会党而代之的民主党，及后继的立宪民主党与国民民主党，由于聚集了「反自民」的各方势力，多头马车下，于中日外交政策上始终缺乏明确方向，更遑论对六四等中国人权议题表态。昔日社会党在冷战下，主张为了和平而亲中，但若中国自己破坏和平，又该如何面对？至今仍未给出一个明显不同于保守派的答案。

相较于标榜民主、人权的革新政党，在政治考量下，反而对六四长年失语的现象，六四对日本公民社会的影响更加深刻。其实在六四之前，中日建交后两国间的往来日趋密切，「社会主义理想国」的神秘面纱也被揭去。讽刺的是，让日本热血毛派退烧的，正是开放交流后，他们赫然发现当时的中国，其实不但没有毛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有的只是特权、官僚与腐败。

中日建交后两国间的往来日趋密切，「社会主义理想国」的神秘面纱也被揭去。图为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右）访问中国，左为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 图／美联社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左）与毛泽东（右）在1972年，双方发布联合声明，完成中日关系正常化。但讽刺的是，让日本热血毛派退烧的，正是开放交流后，他们赫然发现当时的中国，其实不但没有毛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有的只是特权、官僚与腐败。 图／法新社

但政治信仰并非说变就变，加上对日本左翼而言，对中国的报导，总是因参杂了政治因素，而难以尽信；例如有许多消息，确实是台湾的国民党政府长年以「匪情」为本，在日本展开舆论战的产物。但到了六四，摄影技术已经进步，全世界都透过媒体目击了惨剧。这让许多日本左翼人士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真的背弃了人民、背弃了社会主义的理想。

笔者遇过不少年轻时醉心于毛主义的日本学运世代，当问到对毛主义幻灭的转戾点时，「六四」是最常见的答案。「屠杀人民就真的没什么好说的了」、「那根本不是社会主义」。甚至目睹过高龄九十的老左派，在酒后对同席的中国学者拍桌质问：「你们为什么要杀学生？为什么要背叛社会主义？」

然而，冷战下的左右对立框架，并非如此容易褪去。今日仍有许多日本公民团体或知识份子，即便不再相信中国的理想性，但仍为了要对抗日本保守派，以及其背后的美国，而选择与中国持续合作，或对人权问题保持沉默。

东京大学副教授阿古智子在去年底在台湾的演讲中，就曾提到这个问题。他认为，许多日本左派在面对中国时，过度强调「中日友好」，只与官方打交道。但另一方面，许多宣称关心中国人权问题的日本学者、政治人物，却利用相关议题煽动仇恨、加深歧视。而作为一个关心民主、人权的中国研究者，难以赞同任何一方。

高龄九十的老左派，在酒后对同席的中国学者拍桌质问：「你们为什么要杀学生？为什么要背叛社会主义？」图为日本共产党的新闻报，在六四后的舆论谴责。 图／日本共产党

但所幸，在今天像阿古教授这样的人，并不孤单。今年为了声援因在去年发表文章主张平反六四，因而被北京清华大学停职的许章润教授，由明治大学教授铃木贤、北海道大学教授远藤干、以及阿古教授三人领衔，向北京清大提出了公开声明，抗议对言论自由的打压，该声明共有七十位日本学者、媒体人连署。

此外，在六四让中国社会主义理想破产之后，对在其后出生的世代而言，目光朝向的已是台、韩、港等地的社会运动，取红太阳而代之的，是对民主、人权理念的共同关怀与实践。

国际政治确实受经济、军事实力大幅左右，但同时在民主社会当中，缺乏理念，只凭金钱收买与武力恐吓的政治，最终难以赢得民心。蒋介石不仅是在战场上输给了毛泽东，即便在冷战下获得美国支持，也输掉了往后几十年，各国理想主义者的尊敬与支持。

中共或许至今仍未理解到，当年革命所标举的理想，为自己在各国赢得了多少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珍贵友谊。但这笔「进步红利」，早就已经被中共自己挥霍殆尽，六四就是其中最大的一笔欠债。目前在日本，关心中国人权、但拒绝被既有左右路线利用的新路线已然浮现，前述的声明就是明证。六四后一年一年过去，究竟是会成功让世人忘记血债？还是在各国的后六四世代掌权后，有更多人加入声讨的行列？时间，并不一定站在独裁者那一边。

在各国的后六四世代掌权后，有更多人加入声讨的行列。时间，并不一定站在独裁者那一边。图为2019年6月4日，于香港举行的六四纪念晚会。 图／美联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