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当年到台湾 我会去读台大数学系

丘成桐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数学家，成就卓越，获奖无数，被纽约时报誉为「数学皇帝」。（本报资料照片）

我的几何人生：从贫穷少年到数学皇帝 丘成桐自传（联经出版）

我和台湾的关系可以回溯到我还没出生的时候。我父亲以前在厦门大学念书，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抗战时在福建、江西一带做国民政府的小官，跟福建财政厅长严家淦等人都熟识。抗战时那边有些山区根本没有陷落，因为是很偏僻的地方。

二战结束，美国制定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拿很多钱重建欧洲国家，像是德、法、英国，但基本上没有协助抗战结束后百废待举的中国。

那时，我父亲在汕头担任联合国救济总署潮汕地区的委员，负责分配粮食和衣服给老百姓。国共交战，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当时严家淦曾招呼我父亲一起去台湾，所以在我出生的那一阵子，曾经有机会去台湾，不过我父亲婉拒了。后来严家淦成为国民政府的副总统。

我家搬到香港，初期住在元朗，那边住了很多逃离大陆的人，其中有些讨厌国共两党，有些是不愿意去台湾的国民党员，既怕国民党惩罚，又怕共产党。就这样，一九五○年代有一批很好的知识分子来到香港，像是钱穆，还有余英时。余本来在中国读书读得很好，但在这样的时代，也只能逃到香港，后来跟钱穆读历史。

当时的香港实在很穷，我父亲不断纠结要不要去台湾，他们以为二、三年就会回去，根本没有长住的打算。

一九五○年后，香港出现许多书院，书院比中学高一个级次，但还不到大学的层级。这些书院基本上都是私立的，没有政府经费支持。一直到五○年代后期，香港政府承受不住舆论压力，才将几所书院合并成香港中文大学。中文大学成立于一九六三年，包含钱穆的新亚书院，我父亲教书的崇基书院。

总之，我父亲本来有机会去台湾，除了严家淦之外，他也和梁寒操有来往。梁寒操是广东人，写得一手好字，曾经送对联给我父亲。梁寒操在一九四九年后曾在培正中学和新亚书院任职，一九五四年到台湾担任中广董事长。我父亲一直和梁寒操有联络，一九六三年我父亲去世时，梁寒操还送了一些钱到我家。我父亲有机会去台湾却没去，他的看法与国民党不同，但很爱国。

我第二次跟台湾擦肩而过是中学毕业的时候。我读的培正中学是一所基督教学校，崇基是长老会，培正是浸信会。培正校长叫林子丰，是当时浸信会联会主席，家境颇丰。林子丰曾经请我父亲去培正当老师，但我父亲婉拒了。

培正中学是六年制，跟台湾一样。在我快毕业时，林子丰突然提议废除六年制，改模仿英国的五年制。英国学制是中学五年加两年，大学三年，也就是五二三制；美国和台湾则是六四制。他的提议其实是半调子，把中学变成五年加一年，让学生早一年毕业，可以早一点做事。我读书时恰好碰到这个奇怪的规定。

香港中学生想要进大学，必须参加会考，类似台湾的联考。我哥哥高我一年，结果他读完六年的会考时间跟我读完五年的考试同时，而且考题完全一样。差别是哥哥考完可以上大学，我却还要在中学留一年。第六年上学时老师也不晓得要教什么，没有课纲，全要自己摸索。结果就是老师想教什么就教什么，学校的气氛变得很奇怪。其实会考一考完，同学就都没事干，到处闲晃，玩得很厉害。那时培正还有些学生准备出国留学，他们第五年底积极准备，第六年初开始申请，这些人也根本无心念书。

我也想出国，但家里经济状况不允许，还需要我当家教负担家用。

因为我家连旅费都凑不足，到英国或美国留学自然不可能，因此就只剩下留在香港或到台湾读大学两条路。在香港，培正的新规则害我不能考香港大学。香港大学是英国制，英文中学必须念完两年才能考，本来中文学校六年毕业还可以考，变成五加一之后就不能考了。我父亲那时已经过世，他以前认识香港大学的知名历史学家罗香林，我那时去找过他，但他也爱莫能助。

这么一来就只剩报考中文大学或台湾侨生考试两条路。到了第六年的四、五月时，我两门考试都考了。那年报考台湾侨生考试的除了我还有几个同学，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考了什么。我的同学说数学很难，但我觉得很容易，应该是最高分。国文的作文我自觉写了一篇非常出色的文言文，出了考场还很自豪，因此国文应该考得不错。我忘了最后总分多少，但应该是侨生最高分，因为台湾大学给我全额奖学金，不但四年免学费，而且还给我全部生活费和香港到台湾的旅费，其他人都没有这种待遇。台湾大学是我的第一志愿，成功大学是第二志愿，如果去台湾，就会去读台大数学系。（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