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弘羊之问”真的无解吗？而是在帝国时代有很多人不想它被破解
人在晚年的时候，都会不自觉地进入回忆和反省模式的。
霸气侧漏了一辈子的汉武帝也是如此。他爷爷和爹爹教给了他一个富庶安乐的国家，连年征战之后，已经变得千疮百孔了。民不聊生、国库空虚、百业凋零、匪乱四起的状况，让汉武帝不得不以沉痛的心情写下了《轮台罪己诏》。所有的不对都是我汉武帝的事，与我的接班人无关，希望大家能继续团结在下一届领导班子周围，把大汉建设好。
但当时太子刘据已经被害了，汉武帝最终选择了幼子刘弗陵为接班人。可刘弗陵当时年岁尚幼，根本没法亲政，所以汉武帝又在临终前把辅政大权交给了霍光、金日磾、桑弘羊、上官桀、田千秋等人，由霍光担任首席。
西汉进入霍光托管时期后，他的第一要务是什么？是赶紧把大汉帝国从汉武帝那个快要崩盘了的轨道拉回来，要赶紧平息民乱、安抚民心、优化民生。你汉武帝确实是对天下人认错了，可是认错归认错，如果天下人迟迟见不到你们中央朝廷的实际行动，该爆发的还是要爆发。这玩意就跟高压锅似的，上气到一定程度，就得赶紧关火、泄压，不然真的会剧烈爆炸。
再加上霍光、桑弘羊等五人辅政小组其实也有很强的内部矛盾，老大只有一个，有想法当老大的却不止一个嘛。
所以，霍光便组织了天下大儒与当时朝野上的能臣名仕，针对财政大臣桑弘羊的国家经济政策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论会。咱们大汉目前民生状况如此之危急，都是你桑弘羊力推国家垄断、强占民利所导致的。你桑弘羊是国家罪人，赶紧忏悔去吧！
桑弘羊也不是等闲之辈。我不择手段地从民间捞钱是没错，但我捞的钱又没有进我自己的口袋，都是替先帝和国家在捞钱，现在你们趁先帝不在了对我兴师问罪有意思吗？于是，桑弘羊不紧不慢地对满朝文武、学者专家反问了三个问题，这便是著名的“桑弘羊三问”。
第一问：国家运转需要巨额的财政开支，光靠农业税赋根本不够支撑国家正常运转，如果不执行这些经济制度 ，不让国家在一些重大经济领域形成国家垄断，所用之钱从哪里来？
第二问：一旦国家遇到战争、出现灾荒等紧急事务，国库却空空如也， 如何应对这突发的紧急事件，到时候该怎么办？
第三问：如果中央在财政等各个方面不对地方形成压倒性集权优势， 一旦地方势力膨胀起兵造反， 国家出现战乱，又该如何应对？
这三个问题被抛出之后，原本气势汹汹的声讨者顿时哑口无言、面面相觑。为啥呢？因为桑弘羊是把国家利益和命运顶在最前面，声讨者都是大汉的臣民，如何反驳？
岁月变迁，朝野兴替，经过上千年的历史长河，帝国时代一直也未能找出回答桑弘羊之问的最佳答案。若国家不与民争利，光靠轻徭薄赋，国家的财政就不够充实，就没法应对那些无可预料的天灾人祸。如果国家不能很好地为黎民百姓遮风挡雨，政府的权威和地位就会变得极其不稳固。关键是，如果国家不强行抽取民脂民膏，社会财富也会被一些地方特权阶级、士族门阀给集中控制了，进而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甚至颠覆。
所以，咱们可以看到帝国时代自此进入了一个死循环，中央政权为了集权不断把利益抽血的管子往下插，插到一定程度之后，社会就自下而上地开始反围剿，于是中央集权就会被削弱，然后地方权力和资本开始膨胀，最后国家陷入战乱……
像这种事情，其实就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问题；就是应该让谁去吸老百姓的血的问题；就是“人终究要死，死在谁手里、怎么死不重要”的问题……所以，正是因为这种逻辑设定，让人感觉“桑弘羊之问”根本无解。
那么，“桑弘羊之问”到底有解还是无解呢？其实是有解的！情花之毒，七步之内必有解药，这世界怎么可能有无解的毒药呢？万事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这不科学嘛！
但是，桑弘羊的确是很聪明，他在提出自己的三个问题时，其实已经限制所有作答者的阶级立场，所有有限空间作业。站在官位主义的阶级立场，它确实无解。桑弘羊这么做都是为了国家，你们怎么反对？怎么驳斥？难道你们要做乱臣贼子吗？这个套有点类似于：现在的一些小年轻恋爱，女的问男的，爱是不是要倾尽所有？所以我是不是可以以爱的名义要求你做任何事情？你不答应就是不爱我！
但如果我们能回到“民本思想”的立场上来，“桑弘羊之问”就不难解答了。国家的核心和底色是什么？是人民！所以不应该是国家利益建立在剥削人民的基础上，而是国家保障人民的利益，人民再反哺国家的强大。
谁解决了“桑弘羊之问”的问题呢？我们伟大的教员，解决的思想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为人民服务”等等。
为了帮助大家更加透彻地理解“桑弘羊之问”背后的逻辑漏洞，咱们一问一问地来重新梳理一下。
第一问，国家不搞经济垄断，国家财政就入不敷出怎么办？咱别的不说，就拿汉武帝以前的历史来说一说吧！文景之治是怎么来的？汉文帝、汉景帝两朝，国库很多串钱的绳子都烂了，那是怎么做到的？他们可没搞什么垄断经济哈！
第二问：一旦国家遇到天灾人祸急需用钱怎么办？咱也举一个例子，商鞅变法的秦国其实是反商业贸易的，它是怎么做到“奋六世之余烈而一统天下”的。如果一个国家或政府，真的深得民心，其实不会忧虑要用钱时没钱之类的问题的。恰如我们今天很多穷人天天在讲什么要储存足够的养老金，但真正的富人却很少因此而焦虑。
第三问：如果中央不把利益大饼拽在自己手里，怎么去压制地方政权？这个就很好理解了，说明桑弘羊是把中央和地方预设成了敌对防范关系了，所以要用绝对实力去碾压，这没什么问题。但关键是，你压得住吗？或者你能永远压得住吗？你既然可以用抽血的方式来压制地方，地方会不会用怨恨的态度来抵制你呢？
所以，“桑弘羊之问”根本不是什么逻辑无解，而是本位主义无解。给你限定一个角色、一种身份、一个立场，很多问题确实就没有太多选择和答案了。
“桑弘羊之问”为什么在帝国时代、封建时代都没办法解答？其实就是那些作答的人都不由自主地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他们在突出统治者利益的同时，忽视了底层百姓的利益，怎么可能给出合理的答案呢？
“桑弘羊之问”无解的背后，其实是一个隐性的巨大社会问题。咱们要学会去思考是什么样的人在希望“维持原判”。
咱还是用类比的方式来解说一下。
就好比一个公司，公司领导说要榨取基层职工的剩余价值，然后方便集中力量办大事，并且基层员工收入变高、生活变得富裕之后，就不方便管理了……这种理念有没有道理呢？肯定是有的，而且目前大部分公司都是这么做的。
但是，咱们去想一想，宣扬这种公司利益分配制度的会是谁？一定是公司的公司的中高层管理者。因为他们的收益跟公司的发展和命运契合度、相关性会更高。公司发展越稳定、越进步，他们的既得利益就会水涨船高且更有保障。
作为食物链底端的基层员工呢？实际上是受害者，但是会被引导为“要讲格局、要有觉悟、要有情怀、要有担当、要懂奉献……”
这就是所谓的“屁股决定脑袋”，桑弘羊和那些批判桑弘羊的大臣、大儒其实都是站在帝国管理者的立场，或者是帝国的既得利益者的立场，去讨论“桑弘羊之问”的，所以才会显得“桑弘羊之问”无可反驳。问题的主体被转换了呗！
如果从底层百姓的角度去看，其实“桑弘羊之问”是非常荒谬的。你国家如果真的善待了底层百姓，当国家遇到了外族入侵时、遇到天灾人祸时、遇到了财政危机时……咱们勤劳善良的儿女会视国家安危而不顾吗？历史以来，国有疑难，不都是咱们华夏儿女有钱出钱、有人出人而共度时艰的吗？但是不管我们怀着一颗怎样的赤子之心，在你们那些上位者的心里，我们都是不能过得太安逸的，因为你们怀疑我们一旦过得太安逸了就不会忠君爱国了，这真的礼貌吗？
咱们底层老百姓在很多情况下都会听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句话，如果上位者真正做到了这一点，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像桑弘羊这样的人，其实只做到了前半句，后半句几乎就放任自流了。你们把民脂民膏收集到中央，没问题，但你们真的用于造福社会了吗？你们真的关心过社会的循环发展吗？恐怕绝大多数的民脂民膏都用来给帝王家和士大夫们欲望买单了吧！
咱们现在有很多朋友，看问题也好、看历史也罢，喜欢习惯性地停留在表面，然后不明觉厉地去与人争执，这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因为各花入各眼，不同的人看到历史和生活镜像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很多人都说“桑弘羊之问”无解？是他们在替当权者说话，站在当权者的角度，“桑弘羊之问”确实光荣正确伟大，自然无解了。但是，为什么到了教员那里就有解了呢？因为只有教员这样的人才真正做到了“为人民服务”。
君子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你怎么说“财富集中”是合理的都没用，关键要看你怎么做？你真的把从民间搜刮的民脂民膏用到你所提出的问题上去了吗？
所以，当下很多慈善基金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他们所宣传的宗旨和意愿其实都是好的，但关键是那些收集到的资金真的用到他们所承诺的地方去了吗？
别说什么“桑弘羊之问”了，几乎所有既得利益者、精致利己主义者都能提出什么类似于"桑弘羊之问"的反问。
朋友们，最后说一句话：规矩不是不能破，而是能破的人不想破、想破的人不能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