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警案》德国专家：我做精神鉴定，面对的从来不是怪物
（编按：在台铁杀警案宣判后，司法精神鉴定引发社会关注。2017年脸谱出版《告诉我，你为什么杀人》，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杨添围院长撰写导读，帮助读者更了解责任能力的认定和司法精神鉴定。）
● 杨添围／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院长
德国，并不遥远
继受德国法系的台湾刑法体系，于刑事责任与刑案精神鉴定制度，有相当多类似之处。如鉴定人的选任，仍以司法官意见为主，制度上并没有自由选任鉴定人的设计。
鉴定人与证人一样，可接受交互诘问，但是，地位仍类似辅助检察官或法官之辅助角色。尚且，对于责任能力的判断，即英美法所谓终极问题（ultimate issue），鉴定人可以提出结论，未如英美法所禁止。德国与台湾相同的，最后判断取决于法官，而非陪审团。
最大的差异，或许在，因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而无罪或减刑后，若有再犯之虞，在德国则可能在司法精神医院中长期保安监护；而台湾，则至多在受委托之精神医疗院所监护5年。
我国与德国对于责任能力，都采取所谓「混合性立法」。简言之，要有生理性符合的疾病或诊断，为首要条件；其次，这些疾病或缺损状态，必须影响到，个人执行行为的自由意志，法学上称为，「辨识能力」或「控制能力」两者。
德国现行刑法第20条规定：行为人于行为之际，由于病理之精神障碍、深度的意识障碍、心智薄弱或其他严重的精神异常，以致不能识别行为之违法，或不能依此辨别而行为者，其行为无责任。
同法第21条规定：行为人于行为之际，由于第20条所列各原因，致其识别行为之违法或依其识别而行为之能力显著减低者，得依第49条第1项减轻其刑。
我国立法理由中就载明参照德国之法制，而于2005年修定刑法第19条：行为时因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识其行为违法或欠缺依其辨识而行为之能力者，不罚。行为时因前项之原因，致其辨识行为违法或依其辨识而行为之能力，显著减低者，得减轻其刑。
对照来说，德国所称病理之精神障碍、深度的意识障碍、心智薄弱或其他严重的精神异常，即是我国所称之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而后段，两国所称之辨识或识别行为违法，就是「认知辨识能力」；依其识别或辨识而行为，就是「情绪或行为之控制能力」。
▲ 脸谱2017年出版《告诉我，你为什么杀人》。（图／一起读判决提供）
精神异常认定有所不同
就德国鉴定实务而言，其精神异常状态（insanity）的认定（我国：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似乎较台湾更为广泛或宽容。
就其四大疾病因素而论，德国所称「病理之精神障碍」，包括我们熟知的严重精神疾病，如思觉失调症、躁郁症、严重忧郁症、妄想症，以及各种原因造成的精神病状态。
而「深度的意识障碍」，包括：梦游、极度情绪冲动以及深度催眠等与精神病状态严重度类似之情形。「心智薄弱」，则指智能障碍或发展性迟缓。若仅限于这三类，则与我国精神医学界的共识，相去不远。
但是，德国之「其他严重的精神异常」，可包括，严重的人格疾患、性偏好异常，以及严重精神官能症。
虽然，德国在鉴定实务上，多认为其他严重的精神异常，必须在社会功能呈现显著影响（正如作者在文中多次强调），而且，至多可造成责任能力减轻而无法免除刑责。但台湾通常认定此类疾病，完全不符合刑法所称之「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不构成责任能力的减损。
换言之，即使具有精神医学诊断，确定有精神疾病，也无法称其一定符合刑法所称之「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因为，在这字词里，隐涵着法律要件的限定。
▲ 近年，德国司法精神医院的保安监护，因出院条件更加紧缩，住院时间有逐渐延长的趋势。（示意图／CFP）
鉴定后处遇大不同
因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而无罪或减刑后，若有再犯之虞，在德国则可能在专属司法精神医院中长期保安监护，实则近年来，由于出院条件更加紧缩，住院时间有逐渐延长之趋势。而且，对于治疗无明显效果的病患，或者是性侵害犯罪者，还有所谓保安监禁的制度。
也有论者认为，德国以治疗为前提，精神障碍或异常者，首应接受治疗而非处罚，因此在制度上，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但是，一但具有社会危险性，其治疗处分的意义，就被保护性收容所取代，因此，长期收容或监禁的情形，也逐渐成为常态。
在台湾，由于刑法第87条之规定，则最多在受委托之精神医疗院所监护5年。这也引发，若社会危险性无法减低，最高5年监护，是否能减少公众安全威胁的议论。
在生硬的责任能力与两国法律术语后，且让大家回到故事叙述的情境里。
白话本鉴定报告书
作者以浅显的文字，叙事的方式报告个案，然后用被鉴定人与自己的对话，逐渐崭露个案的样貌。每一篇，都像一份白话文的鉴定报告书。
在故事之外，作者也每每表明自己的专业态度。如何不预设立场地对待被鉴定人，怎么多想一些，避免遗漏被鉴定人可能有的精神问题，同时，也不时揭露出，自己思考的逻辑与鉴定的方法、作为。
作为读者，应该会感受到一位专业鉴定者的细腻与自我要求；身为精神鉴定医师，则是时时与作者的想法产生共鸣，更是不断地对于其专业坚持，倍感折服。
作者说，案例不是那么耸人听闻，但是具代表性。实则，从杀害重病配偶，杀害老人谋财以满足自恋需求、母杀子女、忧郁状态自杀杀人、尾随跟踪杀害前妻、游民入侵住宅杀人、性侵犯重复犯罪，到思觉失调症两例杀人案件，每每都是司法精神鉴定的重要议题，更可能延生出一本本的专论与研究。
正如，美国司法精神医学专家Malmquist所言：了解杀人，是精神医学的任务。
▲ 少女盖瑟（Morgan Geyser）狠砍同学19刀，判关精神病院40年。（图／达志影像／美联社）
横眉冷对千夫指
在「惩罚是必要的」案例中，作者试图与一般人的想像对话：有条理，有计划，怎会是精神异常？凶手在表面上，控制能力并未完全欠缺，实际上，是有条理、有计划的行动。但是，关键的问题是，病人没有能力和自己的病态动机，保持距离，无法控制自己的动机。无法区辨事件是真实，还是自己的想像。同样的情境，也出现在「强暴程式」案例里。
另一方面，由于失去感情共鸣能力，这两位思觉失调症患者，却对加害人表现出冷漠或无法理解对方痛苦的态度。也正是这种行为与情绪上的异常脱离，正是思觉失调症不为人理解的主因之一。
作者在一开始就提醒，精神鉴定医师的任务，不在于评估犯行，也不在于评估犯罪动机，而只在于检查坐在他面前，被指控犯下一桩罪行的被鉴定人，在犯案时，是否患有某种程度的精神障碍。
鉴定医师必须能够描述被鉴定人的「控制能力」或「辨别能力」由于哪种精神疾病、何种方式受到减损，既使这桩罪行引起了民众的愤怒与仇视，即使就连略为暗示犯罪行为人都会激怒大众，但是，「司法精神鉴定医师在做出鉴定时要始终本着知识与良知，不把公众的期待纳入考量」（出自〈黑暗的幻想〉一章）。
▲▼6旬妇疑精神病发，竟将3岁孙女扔出窗外致死。（图／达志／示意图）
鉴定医师的原则与坚持
其实，同样身为司法精神鉴定医师，我在这本书中，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个寻常却又满是悲剧的案例，更多的是，支撑一位精神鉴定医师的原则。
本书原名相当清楚，人人都可能成为凶手。作者前言就说，让人成为凶手的原因往往十分平凡：自我憎恨、嫉妒、寂寞或是恐惧。因此，她他选择了乍看之下，平凡无奇却值得深入咀嚼的案例，而不是轰动一时、惊世骇俗的连续杀人犯。
在后记里，作者说，「我坚决反对把那些犯下严重罪行、深深伤害了他人的人视为泯灭人性的妖魔。我在做精神鉴定时，面对的从来不是怪物。事实上，作为人类，我们彼此间的共同点远远多过差异」。
还说到，「破坏性行为是人类固有可能性，我们就是这样。但是正因如此，正因为我们都是用同一种木材刻成的，只在细微的纹理上有所差别，我们必须认出那些犯下丑陋罪行的人也是人，从而在其中也认出我们自己。」
这样的反省，并不孤独，也不遥远。我不由得记起，美国精神鉴定大师Robert Simon这段文字：「我们常认为虐杀与恶行，和正常人无关，而无视于一个基本假设：我们都是人类，有能力达成许多层次的行为，有些是好的，有些，我们相当清楚，是坏的。虽然大多数人可以遏制他们施虐、破坏的黑暗面，但是这一面却日以继夜地以不同程度出现与运作着。原始人类以为，月缺时，部分月亮也消失。今天，我们知道，月亮的黑暗部分，虽不可见，但依旧存在。」
感谢脸谱出版，得以先睹为快，而阅读过程更带给笔者诸多感动。相信读者，可以对于司法精神鉴定，有深一层认识与体会，更可以在各种案例中，感受到一位鉴定医师的专业与真诚，还有她如何协助法庭裁判，却又如何面对与诠释人人困惑难解的人性邪恶。
因此，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现，会让许多精神鉴定的同侪们，获得继续坚持的能量和激励。
参考文献
1. 张丽卿（2011）：司法精神医学－刑事法学与精神医学之整合。台北，元照。
2. Norbert Konrad & Birgit Völlm (2014): Forensic psychiatric expert witnessing with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n German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Psychiatry 37: 149-154.
文章出处：脸谱出版《告诉我，你为什么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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