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抗战小兵的漂流岁月
晚年的李仁杰先生，仍在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许剑虹摄）
相较于美国的二战老兵，走过抗战岁月的国军先进很难全面一体的用「最伟大的世代」（Greatest Generation）来形容。在他们当中，确实有不少人是出于满腔爱国热血，主动放弃优渥生活去从军的知识份子。但是有更多来自基层社会的一般老百姓，却没有足够的运气与能力去摆脱时代对自己的控制。对于这些人而言，光是拥有「选边站」的权力，就已经是十分奢侈的事情了。
目前住在高雄精忠新村，撰有《在台退役老兵日记》与《阋墙战争》两部作品的李仁杰老先生，就是当年众多无法选择自己命运，曾经在好几个不同的国军派系内打转，最后又跟随着中华民国政府撤离大陆，并且终老台湾的长者之一。他那如同乱世浮萍的一生，不仅可视为1949年来台外省军人群体的小小缩影，其精彩程度比起好莱坞电影而言，也是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时新闻网》利用李仁杰先生造访台北的机会，对老先生在八年抗战时的经验做了近两个小时的口述历史专访。李仁杰先在抗战期间先后服务阎锡山的晋绥军、冯玉祥的西北军与蒋中正的中央军。他不仅与日军作战过，而且还在长官要求下，进入沦陷区的三不管地带从事非法走私活动。这段特殊的经历，在他先前出版的两本书中都没有被提及。
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抗战初期在山西从事政战工作，也称得上是李仁杰的老长官之一。（新华社）
为抗日救国而参加游击队
祖籍山西省晋城县高督镇的李仁杰，于1921年农历3月30日出生于一个生意人家庭。老先生的母亲，在生下他10个月后就因病亡故。李仁杰表示其母亲是父亲娶的第二个老婆，除了他以外还给李家生了一位姐姐。另外，李仁杰的大妈也产下一个弟弟与两个妹妹，因此他们家在地方上也称得上是一个大家庭，环境起初还算富裕。
1935年，受到黄河大水灾的影响，原本经商有成的李家逐渐衰败，李仁杰也因而失学。为了贴补家用，李仁杰只好到高都镇的一家杂货店去充当学徒。没想到待个两年，中日战争就爆发了。在几乎没有遭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日军于1938年2月首度占领晋城。所幸也因为守军没有抵抗，且地方仕绅早已组织维持会欢迎日军的原因，老先生表示在高都镇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屠杀事件。
虽然日军在晋城的表现远比起在南京是收敛了不少，但是在侵略者刺刀下过的日子，看在李仁杰眼中也只能够用「亡国奴」来形容。他还记得，自己就曾经被要求去井里打水喂养日本人的马匹。幸运的是，由于在华日军兵力只够占领大城市与铁路线，无法占领乡村地带的原因，日本人在高都镇没有待很久就主动把部队撤走了。
日本人一撤退，由孙殿英担任军长的陆军新编第5军就进入高都镇，并且把包括会长在内，所有给日军服务过的维持会干部通通抓去杀头。李仁杰表示，当「汉奸」固然是不对，但是平心而论如果不是有维持会去与日本人周旋，他们这些小老百姓恐怕早就死在日军手中。所以他一直觉得维持会会者这样死在自己人手中非常冤枉，更何况孙殿英军长几年后也投降了日本人。
只是，看到维持会会长的下场后，出于不想当「亡国奴」的想法，李仁杰决心从军参加抗战。当时除了在太行山一带活动的孙殿英部队外，在晋城周边活动的中国军队，还包括效忠延安的8路军、听从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的晋东南游击队与由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成立，有国共两党干部共同参加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
随县政府一起撤退到高都镇的晋城县县长程树华，在第2战区司令长官兼山西省主席阎锡山先生的命令下，出任晋南游击队司令部保安游击第1支队长，号召青年参军。出于不想被当成「汉奸」看待，当时才17岁的李仁杰便参加了程树华的游击队。当时游击队的编制十分混乱，所以李仁杰根本不知道自己具体是编制在哪个单位作战，而且也没有穿上晋绥军的灰色制服。
担任少年侦察兵的李仁杰，主要工作是躲在田野间观察日军动态。一旦发现有日本人下乡扫荡的迹象，他就必须将情报透过放火的方式告知给游击队与决死队。有一次，他与小伙伴们目睹到大批日军车队往高都镇方向开去的情报，便一如往常的放火将消息报告给晋绥军。没想到他们一把火放完，自己就因为位置曝光而吸引了日军的注意。
在紧急撤退的途中，李仁杰的屁股被日军三八式步枪的子弹所击中，当场血流如注。不过当下李仁杰全神贯注的在逃跑，因此要等他跑到安全距离之后，他才发现自己的屁股已经血流如注。所幸没有伤到要害，李仁杰在经过简单的包扎以后又回到他侦察兵的工作岗位上。回想起这段尴尬的糗事，老先生骄傲的表示自己也曾经为国家流过鲜血。
只是，伴随着国共关系从抗战初期的融洽走向对立，李仁杰周边的政治环境有了巨大的改变。首先是在共产党方面的要求下，程树华辞去了晋城县县长的职务。紧接着，原本与游击队并肩作战的抗敌决死队，又在1939年12月在薄一波的带领下宣布叛变。为了巩固在山西的老地盘，阎锡山将晋绥军的将主要交战对象由原本的日本人改变为中国共产党。
程树华指挥的保安游击第1支队也被改编为保安第24团，接受晋绥军第33军独立第8旅指挥，准备与8路军交战。李仁杰还记得，当时在保安第24团的团部里面有六个跟他年纪相仿的少年兵，专门从事宣传工作。可能是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死在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战里，李仁杰的父亲在独立第8旅与8路军开打以前到了保安第24团的团部把他给要回家去了。
在三不管地带走私武器的日子
回到老家后，李仁杰在父亲的安排下完成了婚事。只是，先前在游击队当侦察兵的经验，已经让李仁杰成为了一个满脑子都是从军报国思想的爱国青年。眼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还没结束，李仁杰不顾父亲的反对报考了阎锡山成立的山西民族革命军政干部学校。这所设于陕西省韩城县的学校，目的是要为晋绥军培养年轻的军政干部，进入游击队从事民运工作。
李仁杰表示，他在19岁那一年于山西民族革命军政干部学校宣誓加入中国国民党。只是李仁杰在干部学校的表现并不十分出色，所以他在完成训练后并没有被马上派到沦陷区从事地下工作。被留置在学校的日子，又让李仁杰感到非常无聊，于是他索性向晋绥军请假，前往陕西省武古县的华北儿童教养所去探望弟弟妹妹。
探望完姊妹以后，李仁杰居然不慎把山西民族革命军政干部学校的证书给弄丢了。没有证书无法回到学校的李仁杰，只好到西安去找寻过去在游击队的老长官程树华帮忙。于是，程树华将李仁杰介绍给一位在第4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将军手下担任高级参谋的白云飞将军。原本，程树华是希望白云飞把李仁杰送回学校山西民族革命军政干部学校，但是这位高级参谋私底下却另有打算。
原来，白云飞并非正统军人出身，而是个彻头彻尾的青帮份子。同样身为青帮中人，他并不像有「上海皇帝」外号之称的杜月笙那般忠党爱国。行径如同军阀的白云飞将军更在乎的，是如何利用中日战争的机会扩大自己的地盘与势力。他在抗战初期一度投靠日本人，指挥「皇协军」与孙蔚如将军的西北军第38军战斗。
后来，白云飞又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而在战场上「反正」，投靠孙蔚如成为国军的一份子。随后，他的部队大多数被编入38军开往抗日前线，白云飞本人则成为了一个手下只有少数人马的空头司令。只是白云飞本来就没有国家民族的观念，也没有想要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豪情壮志，他所想要的不过就是过过土军阀的瘾而已。
白云飞并没有履行他对程树华的承诺，把李仁杰送回山西民族革命军政干部学校。相反的，白云飞以半强迫的方式认李仁杰为干儿子，并威胁他参加自己的大烟走私生意。李仁杰表示，虽然白云飞名义上已经反正成为国军，但是他在暗地里似乎与沦陷区的日军、皇协军都还有联系。而当时正在配合日军与中共8路军作战的皇协军，又十分的缺乏手枪。
于是，白云飞就要求李仁杰与自己的手下将手枪走私到日本占领区给皇协军。李仁杰还记得，当时一把来自后方的手枪，可以换回40个大烟筒。等回到大后方以后，10个大烟筒又可以换回一把手枪，这对白云飞而言实在是稳赚不赔的好生意。而在白云飞的介绍下，李仁杰也成为了青帮份子。他还记得自己在青帮的大通悟学四个字辈中，排名为悟字辈。
尽管与白云飞在一起的日子还算过得去，但是非法走私生意毕竟不是热血青年李仁杰的人生目标。所以李仁杰从一开始，就不断找寻脱离白云飞的机会。提起这个土匪军阀，李仁杰唯一的评价就是「坏透了」。1944年10月，国民政府招募第1期青年远征军，李仁杰见摆脱义父与上战场抗日的机会来了，便主动到西安报名参加。
得知义子要离开，白云飞也提出了一个相当苛刻的条件，那就是李仁杰必须要从青年军提供的30,000法币安家费中，抽出10,000给自己当两年来的养育费。为了早日与白云飞划清界线，同时也不希望自己做走私生意的过去曝光，李仁杰只好顺应义父的要求交钱了事。随后，李仁杰才如愿以偿的进入青年军207师第619团第2营重机枪连服务，从二等兵开始干起。
一辈子捍卫与热爱中华民国的李仁杰先生。（许剑虹摄）
诉说老兵故事的晚年
不过，由于日本在青年军207师投入战场以前就因为遭到两颗原子弹轰炸而投降，已经成为中央军的李仁杰还是失去了上战场「杀鬼子」的机会。随后，第207师并入廖耀湘将军的新6军开往东北，李仁杰也因而走上前线与中共开战。只是，他与老军阀白云飞在抗战时结下的孽缘，并没有伴随着抗战胜利的来临结束。
原来，正当李仁杰在前线冲锋陷阵与共军交火的同时，位于武古县的华北儿童教养所也伴随着共产党「解放区」的日益扩大而解散。由于李仁杰的父亲已经病逝，他的弟弟也已经离开了教养所，妹妹则因为不知道哥哥已经当上国军，就被白云飞给骗去了西安。在那里，李仁杰的妹妹不仅没有见到哥哥，反而还被白云飞给糟蹋了。
李仁杰表示，这段糟糕的回忆，是他等到两岸开放探亲，回到大陆以后才听妹妹讲起的。由于人在部队里无法保护妹妹，李仁杰每当回忆起这段过去时都相当遗憾。只是像白云飞这种被中共定位为「地主恶霸」的牛鬼蛇神，想必已经在50年代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共产党枪毙，所以李仁杰显然也没机会替妹妹争回这一口气了。
回想起这些过往，李仁杰表示自己人生大多数的时候都没有做选择的权力。唯有一次，他被给予了选择的机会。1949年10月，在71军88师264团机第1营第1连担任少尉见习官的李仁杰与部队一起在广州为共军俘虏。当时中共给所有被俘虏的国军士兵决定是要加入解放军还是要回家。本来李仁杰是决定请共军给他开一张路条，回山西老家去务农。
只是，陆军官校毕业，时任第264团机第3营副营长的刘灏中校力劝李仁杰必须来台湾，否则以他参加过青年军，而且又当上「反动军官」的背景，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大陆必然会遭到整肃。对国民党与共产党都没有特别情感的李仁杰最终听从了刘灏中校的建议，虽然途中经历了千辛万苦，还是在两岸断绝交流前设法离开了大陆，
在复兴基地生活了数十年，李仁杰一度也怀疑过，中华民国「反共抗俄」的宣传是否属实。直到1995年他返乡探亲，目睹到中共建政后发起的数场大规模政治运动，尤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带来的巨大破坏后，老人家才确信自己当年的决定是正确的。为此，他与已经移民到美国加州的刘灏将军也成为了永远的好朋友。
战乱漂泊的生活，让李仁杰渴望国家稳定，然而被迫替军阀从事走私工作与妹妹遭强暴的经验，又让他十分重视自由、民主与人权等普世价值。李仁杰老先生从不韪言自己是个「统派」，并希望海峡两岸当局能尽早透过政治协商方式完成国家的统一。不过同时，他又坚决认为在两岸进行政治谈判前，大陆必须要进行政治改革，废除掉当前的一党专政制度。
为了实现自己的「中国梦」，李仁杰多年来不断致信胡锦涛、习近平、连战与马英九等两岸领导人，希望他们能放下彼此在政治上的分歧，为建立一个自由民主与统一的国家努力奋斗。他告诫习近平千万不要低估大陆百姓的智慧，认为把他们养胖了就可以维持政权的永久稳定，毕竟没有一个人希望永远当统治者的奴隶。
而在蓝绿与统独意识形态分歧的台湾，李仁杰则致力于维护荣民弟兄的尊严与权益。他人生的最大愿望，就是海峡两岸能有人出钱出资，拍摄一部描述荣民战后在台生活，娶妻生子的电影或者电视剧。李仁杰为此花了相当多的时间与金钱撰写剧本，以求能原汁原味的向台湾，甚至于全世界的华人观众呈现荣民弟兄的真实情况，消弭许多因误会而产生的不必要刻板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