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稳定物价的边际成本

旺报社评

全球通膨愈来愈严峻，美国4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年增8.3%，不仅高于市场预期，更连续两个月落在近40年新高的8%以上。欧元区4月CPI同样大增至7.5%，不但写下历史新高纪录，更年增1.6%。俄乌冲突加上供应链短缺危机，让全球两大主要经济体，深陷通膨泥淖，螺旋式上升的物价，如脱缰野马般难控。

通膨失控的历史前例

大陆4月CPI年增2.1%，虽创近5个月新高，但相较欧美各国动辄7、8%以上，涨幅十分平稳。全球通膨逐渐失控之际，中国的反差对比强烈。探究原因，与严格的物价管控脱离不了干系。这并非无的放矢，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北京就启动一系列保供稳价工作，效果明显。

譬如，为避免大宗商品及原物料价格拉动整体物价，去年8月1日起，大陆财政部在原本针对上百项钢品取消出口退税的基础上，再追加取消钢轨、冷轧钢卷等23项钢品出口退税，同时恢复高纯生铁、铬铁的出口税率（分别为20%及40%）。禁令一出，作为基础原料的境内铁矿石期货价格，一个月就崩跌超过两成，随后11月中旬更直接腰斩一半。

同时间，大陆发改委亦实施《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指数行为管理办法（试行）》，并于10月发布《价格指数行为评估和合规性审查操作指南（试行）》，严格监控市场价格哄擡与炒作行为。最近部分煤炭业者就被点名，存在明显不合规、甚至违规操控价格的行为，要求限期改善。尤有甚者，发改委更会同国家粮食及储备局，大规模投放铜、铝、锌等基本金属储备到市场上，从供给端压抑大宗商品物价，避免通膨持续升温。

一系列的严控物价手段与措施，确实让北京在物价控管上收到一定成效。这不免令人好奇，为何北京要这么大费周章、不计代价的稳定物价？避免民心浮动、巩固政权，可能是个中关键所在。过去两个先例，或可证明。一是国民党失去大陆，就是战后恶性通膨，导致民心向背。另一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爆发，除了反贪腐的政治诉求外，无法抑制的通膨，更是一大关键（1988年大陆CPI年增率达到18.8%）。对正采取严厉封城措施的大陆来说，显然不会想在这个节骨眼上再看到通膨失控。全球通膨爆炸之际，北京更怕这把火烧到自己，因此更须严控物价。

逆全球化恐反噬自己

问题是，长期管控物价，不论是限制出口或提高出口税率、抑或是监控市场定价、释出战略储备，都要付出代价与成本。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报告就指出，北京透过出口政策管控物价，是一种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除了容易招致其他国家的反扑外，也不利自身贸易利益的累积。长期而言，更可能加速「逆全球化」的进程，殃及全球贸易，再回头反噬自己。

以攸关粮食生产的化肥为例，大陆为压抑化肥价格、确保国内化肥市场的供应，从去年7月起开始暂停出口化肥，之后甚至要求对化肥出口进行额外审查。随着化肥出口下降，国内供应增加，价格固然趋于平稳，甚至开始下跌，但全球化肥价格却因大陆限制出口，加上俄乌战争影响，短短一年间飙涨了一倍多。前面提及的钢铁出口管制，也有类似情况。近来印尼更仿效大陆，对棕榈油实施严格出口禁令，大陆是主要进口国，因而深受其害。

大陆宣称要维护多边贸易体系、坚持WTO架构，却以关税手段限制出口，将落入自我矛盾陷阱。近20年来大陆经济飞快成长，全球化居功厥伟，一旦进入逆全球化周期，全球贸易随之衰退，贸易总量高居全球第一的中国，势必受伤最重，这是北京管制物价须留意的长期成本。

稳定物价有其必要，但要留意反噬，更要小心管控物价的边际成本极高。因此，在实际操作上要避免官僚惯性，对既有物价管制措施，要视市场变动随时调整，多一点弹性、多一点松绑，多一点市场机制、多一点市场真实价格。即便会使短期物价上扬，但利弊得失之间本来就该有取舍。更何况，长远来看，对维护多边贸易体系是必要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