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宴为什么是无尽的：一个超验的视角

在30万年的人类历史中，有95%的时间，人类都是以狩猎采集者的身份生活，饮食包括水果、蔬菜、坚果、昆虫、鱼和一些野味。

自从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国富论》以来，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想当然地以为，对于我们的祖先以及后续像他们一样生活的狩猎采集者来说，保持生存是一项耗费全部精力的活动。

现代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生理学家通过研究证明，早期人类并非一直在饥饿的边缘徘徊。相反，尽管工具环境简陋，他们吃得还是很不错，甚至马歇尔·萨林斯在《石器时代经济学》中证明了原始人所处的也是一个物资丰盈的社会。

考古证据表明，当食物资源相对匮乏时，人们会彼此间保证足够的距离，从而更加容易的确保食物的获取。相比之下，当食物资源丰富时，早期人类会大量聚集到一起，形成一个短暂的社会形态。当古人们发现自己拥有丰富的资源时，他们通常不会把这些资源看作是为经济扩张服务的，而是用于举办大型的聚会（这些聚会经常还带有祭祀性质），这是氏族公有制社会得以长期维系的重要方式。

对人类来说，当食物不再成为一个维生的生理学对象之时，食物就开始拥有塑造一种社会的功能。从氏族公社至今，以食物作为符号的社会实践从未中断。祭祀的祭牲和作为阶级出现前后的食物分配制度，共同塑造了最初的族群认同与族群架构。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不同的食物也会成为阶级品味和社会文化的象征，在世界各地的酒桌文化中，以食物为展开的一系列礼仪模式也代表了文明之间的宇宙观。

在《无尽的盛宴：饮宴人类学与考古学》中，作者将宴饮的社会功能视角和文化象征加以结合，梳理了世界各区域的宴饮史，权力关系与宴饮的深度勾连让身份识别、文化内核都在一场场狂欢中得到体现，以至于作者感言“融入和理解一个社会的最佳方式就是出席一次宴会”。只要人类文明还在，权力关系的模式下的阶级身份社会仍旧是亘古不移的模式，宴饮就永远具有符号功能，因此得以无尽。

但这样的解释本质上是保守的，宴饮提供的功能只是作为维护固有模式的工具，宴会的座次、物质器具基于地位的差异、宴会交往礼仪的繁复甚至是谁可以参加宴会的身份排除性识别，都可能带来一种令人绝望的人际关系和阶层差异，用阿伦特的话来说，宴会参与者的改变往往只是“底层社会权力关系逻辑的头足倒置，这在哲学意义上没有任何意义”。对宴会参与者而言，身份带来的“特权”（指参加宴会）满足感往往只是一时的幻象：你的身份足以保证参加这场宴会，那么下一场呢？因此，无尽的盛宴只从功能主义或文化史的领域去理解，是达不成“无尽”范畴的，不会有人拥有真正的无尽，而这种无尽也可能会随着某种激进的社会范式调整而丧失永恒，现有符号作用的存在可能达成的只是一种有限的无尽。真正让宴饮无尽的，不应是某个具体的社会功能，这是抽象的，跳脱于个体本身的，只有我们从个体渴望的角度，才能找到达至“无尽”的超验理由。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带来的一系列范式转型，物料的中介作用和符号特性被深刻的揭示出来，人文/理性主义构建的稳定的人之主体在这里开始崩塌，福柯公开强调的“人之死”，就是在说符号本身构建的无意识使人已经完全成为权力的操作物，当我们把视角放到广阔的文化和物质生活中，整体的视角更能让我们发现人本身的“无能为力”。

作者实际上也认识到这一点，在第一章论述到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1984年主编的《传统的发明》一书时，继承了其核心观点：“传统”不是永恒的客观真理，而是对应特定时空的文化建构和诠释。宴饮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实际上是让人成为一种诠释之下的塑造物，这种诠释绝对主义带来的就是人潜能的有限性。当亚里士多德将人的潜能拔高到人的特性之时，诉说的实际是人本身的“无尽”，而这个意义上的“无尽”，才应是无尽盛宴的应有之义。作者在全书结尾（p270）通过酒这一符号终于轻微触及了这一点：饮酒使我们得以不止于人。

双耳喷口罐，用于混合酒和水图案描绘的可能是纪念火与工匠之神赫菲斯托斯的雅典节日来自阿提卡，约公元前410—前400年

由酒为核心的宴饮不仅仅具有社会结构化的功能，更暗含着一种超越式的可能。在人类历史上，酒和熟食的出现孰先孰后一直是一个谜，但我们可以从先人对酒的推崇中发现一些比通过食物维系生命更重要的意识。

从现象学的角度讲，酒精是人在意识领域突破自身存在具身性的方式，在酒精的作用下，一切社会化和历史性的范式都可以被肆意突破，以一种戏谑、污浊化的方式加以处理。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对酒的热衷即可以看出，在李白无数的酒诗中，都将酒当做通天人之际的媒介。在《月下独酌》四首其二中，他写下“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的句子，酒通自然，通天道，是让人从社会限制和身份中解放出来的方式，同时接触神圣甚至与其合而为一。换句话说，酒代表了人本身的渴望，代表了最深刻的冲动：突破人的局限性。

彼得·沃森在其新著《大分离：新旧大陆的命运》中论及美洲文明时发现，由于美洲有着别的大陆地区没有的大量致幻植物，导致祭司可用的“通灵”工具极其丰富，建立在与神圣对接意识上的社会对人本身失去了兴趣，构成了一个宗教气息极为浓郁的世界。我们姑且不论沃森站在现代理性主义视角下的审视价值如何，美洲这一事实实际上正是证明了人对于神圣的原初冲动。因此，如果我们发现宴饮的双重特性——既维护传统社会结构，又像狂欢节一样蕴含着人突破具身的可能——那么，宴饮本身的“无尽”就成为了可能，因为这里寄托了人走向无尽的愿望，成为超验之物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