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从国军到共军──东北挺进军的命运（徐全）

东北挺进军忠烈祠。（图文：徐全提供）

中国陕西省的府谷县哈拉寨，有一座于民国33年（1944年）为国军的东北挺进军建造的忠烈祠，附有纪念碑。这座建筑别致的蒙古造型风格以及斑驳的房瓦，都在记录着东北挺进军的历史以及众多历史人物命运的沧桑和不易。

蒙古风的国军祭悼

东北挺进军主要由骑兵组成，先后主要下辖骑兵第六师、新编骑兵第三师、新编骑兵第五师、新编骑兵第六师（下辖暂编骑兵第一旅、暂编骑兵第二旅、暂编骑兵第三旅）等部队。部队长为马占山。为缅怀多年作战阵亡之将士，在马占山主导下，于1942年起在哈拉寨修建忠烈祠及阵亡将士纪念塔。马占山亲笔为纪念塔题写「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字样；塔身背面为马占山题写之「还我河山」。

忠烈祠主体建筑融汇蒙汉风格。其顶部为蒙古族的圆顶穹盖，顶部四周则为汉族建筑之挑角。建筑两侧石壁分别是彩绘之世界地图和中华民国全图。地图上方为青天白日徽，不过目前该徽章已被凿除。「忠烈祠」3字刻于正中门洞中。祠内供奉诸多阵亡将士之牌位。

忠烈祠附近有八角造型的拜碑亭，内有石碑一座。傅作义题写「浩气长存」；邓宝珊题写「碧血有痕留战垒，青山无语拜碑亭」；纪念塔有联语，乃慕新亚、郭鼎文、王鼎三撰写，其内容为「飒爽英姿铁马金戈一梦，峥嵘片石透风塞月千秋」。石碑碑文由马占山撰写，记载忠烈祠及纪念塔建造缘起，全文如下：

抗日军兴以来，我国军死事者多矣。忠烈祠之建设，所以妥忠魂，励士气，典至重也。而往事念来，看兹向又后死之责也，爰徇袍泽之请，奋笔而为之，书曰：

哈拉寨之有忠烈祠，用以祀告东北挺进军死事者之将士也，溯自九一八事变起，余在黑省既与倭寇作殊死战，迨七七事变，又奉命编组本军于大同，未几而冀察而相继沦陷，倭寇长驱西犯，进略绥远，本军诸将士在绥辗转防守，鏖战兼旬，寇势虽挫，然其援军续至，众寡悬殊，故退守五原、临河，此抗战初年事也，次年复奉命警卫伊盟兼守河防，伊盟者，本蒙族游牧地，而在战略上我西北之屏蔽也，倭寇蓄谋已久，间谍充斥，操纵甚亟，本军行抵东胜，乃先伐其谋，擒其渠魁，倭寇气夺蒙族之反侧者以安，遂进驻哈拉寨，迄于今且六年矣，综计此六年中，其始也，寇焰方张，迭陷我偏关、河曲、保德、府谷各县，神木、榆林莫不震惊，在此艰危之际，本军乃浴血苦战，纵横驰骋于托县、萨县、武川、凉城、关河口之间，大小不下数十战，率袭其要害，攻所必救，卒使倭寇不能立足，将其侵陕部队撤援托萨，所陷各县次第收复，而本军诸将士之为壮烈牺牲者亦众矣，抑尤以武川黄油干子一役为尤惨，师长刘桂五殉国，即今之端然列祀者也，是岂余之德薄能鲜，所可感召哉，盖自先总理以大无畏之精神训练中国革命军，而所谓不成功即成仁者，天经地义久已如然于每一军人之心目，今总裁蒋秉承之，益为发扬光大，杀敌至果，义无反顾。固不独本军将士有此表见也，独念本军诸将士年来从予，于沙漠之际历尽艰辛，完成责任，虽无赫赫显著之功，然用兵之道固有牵一发而动全身者，瞏使艰危之际，本军诸将士而不能奋死决斗，所陷各县未必能复，伊盟七旗未必能保，藩篱尽撤且将影响于西北全局，而重为我最高统帅宵旰之忧矣，然诸将士诚不为徒死也，祠而祀之，固宜祠在哈拉寨西山之麓凿石为屋，鸠工庇材，董其事者为本军王总参议鼎三，并由奇司令文英及地绅商赞助，祠左岗上建有本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祠畔置田十余亩，以供岁祀，委托地方育婴堂保管之，例得附书。

东北挺进军总司令兼黑龙江省政府主席马占山撰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吉日立

胜利还乡受挫

对日抗战胜利后，国军向东北地区进军。马占山率领东北挺进军向绥远军事重镇张家口进发。由于经历了抗战的淬炼，东北挺进军的战力较为强大，这在当时的国军部队地方派系中较为突出。进军张家口过程中，东北挺进军一度对中共军队造成威胁，使其不能阻击国军行进。但由于未能一鼓作气，中共冀察军区最终集结两个旅的兵力，击败东北挺进军，使得该国军部队未能返回故土，而是退回山西大同一带。

1946年7月到9月，国民政府与中共的谈判仍在继续，但为了扭转战场形势，中共发动大同集宁战役，试图夺取大同。东北挺进军死守大同，对中共的进攻造成了极大打击，最终赢得了战役的胜利，成功守卫大同。后，国军开始全国整编，东北挺进军番号不再，但建制仍存，参加了平津会战。最终伴随国军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向中共投诚，东北挺进军遗脉消失在了国军的历史长河中。

祠与人的沧桑

东北挺进军的后期指挥官、曾参与建造哈拉寨忠烈祠的慕新亚，是满洲正白旗人，东北讲武堂第十期毕业，后成为东北军军官。慕新亚的学长、东北讲武堂第九期的著名作家萧军，与慕新亚私交甚笃。只不过，萧军后来成为由鲁迅发起成立的亲中共文学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但慕新亚与萧军二人的友谊却经历了时代考验。1931念安918事变后，慕新亚一面加入了日本扶植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一面又与国军保持紧密联络，在1938年4月，慕新亚率部正式投奔国军，加入东北挺进军从事抗战。

据资料显示，傅作义向中共投诚后，慕新亚在1950年年中被秘密逮捕，直到1953年才被释放，自此生活无所依靠。此时的慕新亚再次与萧军携手相伴。经历了延安整风时为王实味辩护而遭批判、作品被禁，以及政治运动的迫害，萧军与过往的人生性格已经大不相同。慕新亚与萧军二人共同学习正骨推拿，还共同开办学习班。慕新亚很多的病人也因为萧军的缘故，而来自于文学戏剧界。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慕新亚的妻子被打死，家中被抄。文革结束后一度担任北京西城区的对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1981年去世。

与这座纪念碑、忠烈祠相关的另一个人物是邓宝珊，他是陕西陆军体系的重要将领，曾担任国军的华北剿总副司令。中共建政后，邓宝珊被安置在原籍的西北地区甘肃，担任过中共的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等职。文革爆发后，邓宝珊受到冲击。1966年11月，由北京来到甘肃的红卫兵冲入邓宝珊家中，搜出邓珍藏的中正剑，并以此作为「反革命罪证」，对等进行批斗和羞辱。邓的身心受到巨大伤害。1968年11月，被接到北京的邓宝珊，吞服鸦片自杀。1979年，中共方面为邓宝珊「平反」。

至于这座具有浓郁蒙古风格的东北挺进军忠烈祠和纪念碑，则在1949年后遭到破坏，忠烈祠内牌位变得残缺不全；而留有多为军政要员题字的纪念塔则是完全被毁。中国改革开放后，当地官方建立一座新的「东北挺进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

（作者为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