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反对派对学运的主导作用──民主转型关键时刻之18（曾建元）

1990年3月台大数十名学生集体前往中正纪念堂抗议，提出解散国大、废除临时条款等政治改革诉求，揭开「野百合三月学运」之序幕，纪念堂前的白色大理石阶梯被写满抗议的标语。（中时档案照，邓惠恩摄）

历史日后的发展，如我们所见证和亲历的，1990年6月28日国是会议召开，民进党以总统直接民选作为整合在野势力突破国民党防线的决战点，国民党再利用国是会议所获得的修宪正当性，在党内进行宪政改革之策画工作，而设计出一机关两阶段的修宪方案，第一阶段之程序修宪即由第一届国代废止《临时条款》，订定《宪法增修条文》，在其中增订第二届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之法源，再由第二届国民大会进行第二阶段之实质修宪，就台湾民主化后国家治理所需之宪政制度进行全面的规画和调整。

1991年4月，一届国大第二次临时会召开，完成修宪，5月1日，李登辉总统宣布终止动员戡乱并公布《宪法增修条文》，12月，第二届国代选举，国民党赢得绝对多数席次，次年5月二届国大集会，通过第二次修宪《宪法增修条文》。

1992年12月，第二届立法委员选举，国民党再又赢得多数席次，李登辉提名连战经立法院同意出任行政院长，是台湾民主化后第一个民主政府。而由于第二次修宪时国民党内对于总统选举方式有所歧见，1994年3月，二届国大召开第二次临时会，通过总统民选条文，1996年3月，李登辉与连战连袂参选第十任正、副总统获得当选，台湾完成了所有公职人员的民选。

回顾学生自治选举和台湾民主转型的关系，我们要指出，党国威权时期台湾的地方自治公职人员和增补选中央民代选举，使民主仍得以一息尚存，反对运动还能缓步成长，因此得以长期延续反对运动的香火，而以其政治行动和理念，对校园学生运动产生影响，惟选举是要向选民诉求而争取选票的，陈义过高天马行空的议题，并不容易吸引选民的注意和支持。

台大学生自治普选运动是保钓运动意外的产物，但保钓运动只是一个校园内知识界的爱国主义运动，当时台湾本地自主性的社会力量还没有成形，因而社会的响应和支撑完全不足，也就难以在台湾本地学生形成大规模动员和参与的气候，普选运动也就跟着党国借由台大哲学系事件进行的校园整肃而随之风流云散。

台湾反对运动政治能量的累积，要从台湾退出联合国后才举办的定期增额第一届立法委员和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才有以政团形式的开展，而要到1977年人民抗议国民党政府选务舞弊的中坜事件爆发，台湾选举政治的社会冲击力道才真正突破校园围墙，进入到进步的学生社群和社团当中，引导学生重新关心校园的选举民主，进而随着反对运动的日渐壮大。

具有校外政治参与经验的学生则将反对运动的知识和资源带进校园的学生运动中，特别是学生公职的普选运动，而在1980年代蔚为风潮，终于依靠普遍的校园共识、成功的议程规画和议事运作，在大环境的掩护下使普选运动终于获得胜利，而又使得学生运动得以在1990年野百合学运中回馈予国家的宪政改革和其后的政治与社会发展。

简言之，反对派的发展和动向，对学运有很大的主导作用，反对运动的选举政治更以同样的路径在引领着校园里的普选运动。

国民党在党的改造后曾经严密控制校园，对于校园自治选举，则从控制候选人人选着手来确保国民党在校园里的绝对优势，但我们要指出，类似于在公职人员选举当中经常被诟病的买票或作票等不法作为，在校园中则未与之闻，毕竟校园是一个教育场域。

因此，单就选举而言，每一个学生或学生代表都是实施自由和秘密的投票，投票后的开票，则都会履行公开监票和计票的作业，而如果有国民党规画名单以外的参选者，在校园中的竞选，也大致会遵守基本的游戏规则，因为校园自治最感困扰的，是学生参与的不足，学生参与不足，学生自治行政和活动的办理，就会缺乏人力，而学生自治向来都基于志愿服务的原则，因此支撑参与者的参与意愿与热情者，则非薪资或利益的酬赏，而是成就感、荣誉感、幸福感等价值。

过去因为党国对于校园安定的过度谨慎小心，对于大学生的言论自由或政治参与乃多有干涉或压抑，而形成秀异学生在校园政治领域中与党国支配体系的斗法，当中不免有因训导人员执法过当，而对学生人格和学习成长有所伤害。

但不论如何，校园选举提供了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重要管道和宝贵的经验，让他们有机会基于自由的意志进行投票，尊重理性的辩论和公平的竞争，而在这一过程中形塑出宪政民主国家所需要具备的公民性格，也许也可以说，就是因此而使我国在第三波民主化中迅速实现宁静革命，而能造就出许多具有理想性和实践力的选举政治人才来共同打造这一个新兴的民主国家，并使得人民因为珍惜自由投票的权利，而使宪政民主成为维护台湾国家安全和促进人民团结最重要的精神武装。

【本系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