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国事动荡 人民遭殃──大时代洪流中过台湾（三）

1949年国民政府撤退时，上海街头实况。（凤凰卫视提供）

1949年国民政府撤退时，上海码头实况。（凤凰卫视提供）

1949年国民政府撤退时，太平轮停泊在码头实况。（凤凰卫视提供）

我妈结婚不久，外公、外婆就相继去世，我妈下面还有两个年幼的弟弟。局势这么动荡，不知道他们怎样了？我妈到了镇江，在那儿见到了两个弟弟，佩琳17岁、佩琦14岁。两人暂时依靠大哥过日子。但大哥情况也很不好，根本照顾不了他们。我妈很想带弟弟们一起到台湾去，但她怀着身孕自身难保，一路上是生是死都无法预料，那里敢保证弟弟们的安全和前途呢？

我妈犹豫了很久，还是不敢贸然带他们上路，深恐万一遭到危险，反而害了他们。毕竟我妈那时也才19岁，不幸的时代给了他们姐弟无法承受的难题与负担。我妈当年没有下决心带弟弟们来台湾，心里一直觉得是硬生生把他们抛弃了一样。她自责、懊恼、后悔了38年，直到1987年重逢时，看到弟弟们都早已成年，各自有了安定工作和美满家庭，才算了结一桩心事。

我妈回到上海四处打听，找到了宁波附近「定海」这个还有船去台湾的小海港。好不容易在定海买到了船票，我妈正在为下一步发愁的时候，在码头遇见以前江苏的一位「保长」苏国民先生。人海茫茫，巧遇旧识，我妈这时即将临盆，正需要别人的帮助，她急切地问苏国民：「你太太来了吗？」

「来了呀！」苏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妈顿时感到一阵安心，现在有事可以找苏太太商量了。

苏太太邀我妈到她家去住，一下子解决了我妈等船时的所有问题。那时候，定海的船期很不稳定，买了票不一定就能准时上船。想上船的人太多，船位「超卖」的情况非常严重。码头上谣言满天飞，有人说下午就有船，又有人说3天以后才能启航，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时局太乱，唯一的办法就是一步不离地守候在乱糟糟的码头边上，随时有机会就上船。

我妈住进了苏家，发现租来的房子里还住着另外几个逃难的朋友。苏太太手头也不宽裕，每天只能煮稀饭给大家吃。不过，苏太太总要在稀饭中滤出半碗干饭来给我妈，她说：「骆太太快生了，得多吃点。」长大后，我妈常跟我们讲，苏家夫妇是她「一生的恩人」。

果然，到苏家也不过两、三天的样子，我妈就肚子痛，要生产了。定海这地方有个特殊的风俗叫「见死不见生」，意思是说外人死在我家没关系，却不能在我家生孩子，免得外人把「福气」都带走了。房东见我妈要生孩子，硬是要她搬出去。我妈肚子痛得愈厉害，房东催得就愈紧，毫无通融的余地。没办法，苏国民夫妇只能扶起我妈，准备送她到医院去生产。

夜深了，下着大雨，苏家夫妇一边一个地夹着我妈，沿着海边朝医院走去。从住的地方到医院大约有3、4公里路，起先我妈勉强还能走几步，接着阵痛愈来愈强烈，再也无法走路了。雨愈下愈大，海风呼呼地吹，苏国民夫妻先是扶着我妈走，然后架着她走，最后简直是拖着我妈走。苏太太个子又小，我妈靠在她身上几乎拽断了她的膀子。我妈腿上滴着血，千辛万苦地走着，孩子的头都要出来了。但那还只是到了山脚下，医院却建在半山上面。我妈再也忍不住那撕心裂肺的疼痛，用最后的力气说：「再也不能走了，要死我也死在这里了！」苏国民见状，留下苏太太看着我妈，自己跑到山上求援，带了几个人和担架回来，才把我妈擡进医院。

筋疲力尽中，孩子在大雨中的担架上出生了，是个白胖的女孩，我的姐姐。

国事动荡，人民遭殃。我妈生了孩子以后，根本没有得到医院的照料。大部分医生、护士都跑了，剩下来的人也都在商量他们的去留问题。医院里没有东西吃，我妈在虚弱、无助与彷徨中还要撑起身子爬下山去买馒头充饥。混乱、冷漠的医院里没有人理睬我妈。其实，就是有人愿意跟她说说话，他们也自顾不暇，没办法帮我妈的忙。好心的苏太太肩膀被我妈拉得脱臼了，而且她家里还住着很多人，所以也没办法来医院探视。

我妈虽孤立无援、自身难保，处于极度困难的状态下，但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同情心。她见隔壁床另一位刚生产的妇人，因为奶水不足，孩子饿得哇哇大哭，而我妈自己的奶水却很充足。我妈问她愿不愿意让我妈来帮她喂喂孩子？没想到，那位营长夫人却把我妈看成无家可归的流浪人，一脸不屑地说：「呿！我的孩子这么能喝『你这种人』的奶！」我妈好心没好报，无端端受了一顿侮辱，令她万分难堪，从此暗暗做了一个影响她一生的决定：「从今以后，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情况，一定要自己解决，绝对不能让人看不起！」

我妈在医院稍微休息一两天后，就抱起小娃娃回到码头继续等船，想也不敢想还有「坐月子」这回事。

【未完待续】

本文节选自《尘土上的阳光──海军左营眷村忆往》，作者：骆雄华，出版：独立作家（秀威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