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鉴识科，从荒芜到热门──林宅灭门血案之4（谢松善）

位在北宜公路山区的林家墓园，是林义雄母亲和两位小女儿的长眠之处；林宅血案发生于民国69年的2月28日。（中时档案照）

回到林宅血案上。

案发在民国69年2月28日，日子本来就敏感。每当这一天来临，我都会重新掉进这个案子破不了的记忆，思索换作是今天的我，会怎么做？问题出在哪里？哪些地方可改进？一次一次的沙盘推演，一年一年不断的想。对我来说，228已经不是历史文献里的228，而是这个让我亲身经历与震撼的228。

它带给我许多启示，这也是写这本书，我将它摆在第一篇的原因。

当时的我很年轻，位阶又小，毫无影响力，但我已感觉我们的制度需要改革。我鞭策自己，以后等到我有能力，要带着后进，一起来改变它。

它也让我内心有个种子开始萌芽，思索难道台湾的鉴识只能做到这种程度吗？说实话，当时我们的技术就真的只是拿刷子刷一刷、采集指纹这样而已，我自问，我只能无奈地做做这些而已吗？

早期鉴识不受重视，鉴识单位的薪资、福利都差人一等，升迁机会有限，不易留住人才。我毕业时被分发到刑警大队鉴识组，当时也觉得很委屈，曾经想过要调部门，但以前这样做要靠关系，我一想到拜托人很麻烦，也就算了。经过一段时间，回头发现这块鉴识园地一片荒芜，没人想要耕耘，就抡起镰刀锄头，认为只要自己稍加努力，一定可以辟地垦荒，播种结果。

我想要精进自己。当时，李昌钰博士经常从美国带回最新的鉴识科技，所以只要有机会，我就参加出国考试，因此得以三度到美国跟李昌钰博士学习。

我一路从基层的技佐，干到鉴识中心的主任，一直到退休，我这样的抉择也让大家很讶异。因为以警政体系来说，一定要先调到别的单位历练，充实资历，像人事、督察、刑事等，才可能升到局长的位置，这是我们俗称的「走跳棋」。单纯走鉴识这条路，是不可能跳到局长的，一般人不会这样抉择，所以当初从鉴识出走的人很多，大家都不太乐意留下来。而我却在这个领域一待就是33年，过去从来没有人这样做。

因为，每个人对成就的定义不同。

不管是从事法医或鉴识，都需要一点执着的个性，坚持某种价值观。很多法医其实可以直接开业当医生，可是他们选择这条路，必定有对这份工作专属认定的意义。这并不是抓到一个歹徒，被媒体大肆报导的那种风光亮丽，而是有了破案成果，默默在心里的自我肯定，同时很重要的──这也是对被害者家属的一份安慰。

时代不同，大家的价值观跟着改变了。今天，警大的鉴识系已经变成最热门的科系，而且门槛很高，需要足以考上知名大学前三志愿的顶级分数才进得去，甚至有医学系的学生，放弃当医生的机会，选择鉴识系；国家现在也给鉴识人员很好的保障与待遇。我们单位的地位随之提升，从刑警大队鉴识组变成鉴识中心。当然这并非我个人的努力，而是时代慢慢在演进。刚开始的荒芜一片，到现在，已经不怕找不到优秀的人了。

我担任主管后，就常跟同仁讲，每接到一个案子不用学多，只要学到一、两个以前没想过的，把它记下来，等累积一百个案子之后，你就比别人多了一、两百个经验。

一名菜鸟怎么可能从一件案子就包山包海，将别人几十年的经验统统吸收？所以鉴识人员不能贪多也不能贪快，要脚踏实地、按部就班的来。

另外，也不能怕接案。作为一个承办人，接到案子要过滤证物、写报告、画图表，还要承担法律责任，所以很多人怕接案，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们是责任制，很多人值班时没接获案子，就很庆幸；要是值班时一口气来了3个案子，就说很倒楣。

各行各业可能都有些忌讳，连检察官也是，什么日子不能穿什么衣服、不能动什么东西，或是不能跟别人换班等。我的同仁也会说：「唉呀！主任，你不要再讲『最近都没有案子』了，你一提，怕案子就会很邪门的冒出来。」

我常说「开餐馆就不要怕客人上门」。生意好不好不是你能掌握的，但既然来了，就要接受挑战、从中学习。我们不是要求案子上门，而是要面对。因为鉴识很重视经验，不是只要拥有工具就好，就算你有宝剑，也需要在江湖累积实战历练。一年接零星几个案子跟接一百个案子的鉴识人员，功力当然大不相同。

每一件案子，都是别人用活生生的悲惨命运，成为你学习的道场；每一桩悲剧，都是别人用生命来让你累积经验、成长的平台，为什么不认真学习？我们要珍惜感恩。

曾经有人问我，为什么要退休？

其实国家给我的薪资福利都很高，长官对我的期盼也很大。但是，只要在公务部门一天，便会被这身分框住一天。跳出来，才能做其他我想做的事情，例如写书，还有私人鉴定。

写书不是为了得名，我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将我所学所感记录下来。我常想，有一天我若倒下，累积的这么多经验和对鉴识的想法，也随我化为尘土，这不是很可惜吗？至于私人鉴定，台湾的公务人员不能兼职，唯有退下来，我才有机会站到另一面，协助真正有冤屈的案子。

法律制度本该有平衡机制，法庭不能是只有一面倒的一言堂。过去，我始终站在控方，但也同时看到辩方的不足与无奈，毕竟辩方只能透过律师为他辩护，而律师在鉴识方面的抗辩能力相当不足，除了公务单位，国内并没有这方面的专家，于是官方鉴定成为权威，法官的习惯性认知也从未改变。

但倘若鉴定的推论有偏差呢？那就有可能形成冤狱，又或是错放过真正的歹徒，比方说我们在后面篇章会讲到「死刑辩论」，就是一个从8年徒刑到死刑之间极大翻转的判例。

我一生都站在公家单位立场，却醒悟到，我们不能只有公家的意见作为权威。若它不是绝对正确的，就应该挑战它。我们需要更开放一点，慢慢推动、改变这个观念。

什么是正义？伸张正义需要冷静的思维，与基本知识素养的训练，才能做出有意义的探讨与判断。现在的社会，发声管道很多，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台湾最特别的社会现象是，电视上的名嘴和媒体新闻，常用重重猜测与夸大拼凑，一天到晚争吵；民众被种种夸大或不实的报导带着跑，透过网路发酵发言，导致舆论办案、媒体审判，仿佛每个人都是柯南或法官，专业的意见反而不被尊重，变得很薄弱。

每个案发现场，我通常都是第一个到场。凭着现场真实的勘察与专业的鉴定，陈述事实，倘若每个人都不在乎或不接受这样的意见，这是很可悲的。

运用我的科学训练，从鉴识出发，逻辑推理，帮助读者比较客观的思考并看见事实，这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与我认知应尽的社会责任。

【本系列完】

本文节选自《台湾大案鉴识现场》，作者： 谢松善，出版社：任性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