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九二共识」构建者的肺腑之言（邱进益）

「辜汪会谈」。（右起）石齐平、辜振甫、邱进益、李庆平。（中时摄影组摄）

●无心栽柳柳成荫──我涉入两岸事物的源头

两岸关系自1987年11月2日台湾开放老兵赴大陆探亲后，始有大幅度的开展。当规画探亲之际，时约在1987年4月间，我正担任外交部新闻文化司司长兼外交部发言人。突奉时任副总统李登辉之命，就开放探亲一事，草拟具体操作方案说帖。（以后始知蒋经国就开放探亲一事，嘱李负责督办。

我因在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任内于1984～85两年，先后陪同李出国访问3次，计时49天，相处融洽，颇获李赏识与器重）。犹记得我的说帖要点有：（1）为不与台北所持之「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自相矛盾，故此次开放探亲，以「人道主义」立场出发，较能自圆其说。（2）此事不宜由政府出面办理，应由民间之「红十字会」负责，以求名实相符。（3）即刻着手改组沉寂已久的红十字会，以因应新情势需要，建议由陈长文律师主其事（其后「红会」改组，由徐亨出任理事长，陈长文为秘书长）。（4）由于多数老兵无出国经验，故宜在中转机场一香港启德机场，设置专人服务中心提供中转服务（当时两岸无直航，后由「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负责设置）。（5）开放探亲之后，两岸关系可能迅速转变而衍生许多问题。中央政府宜有机构统筹处理因应（以后在行政院成立了「港澳地区工作会报」，由副院长施启扬为召集人）。上述几点均被采纳。这是我涉入两岸事务的开端。

●成了李登辉两岸政策的左右手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过世，副总统李登辉继任总统。台湾面临巨变，政局动荡，有所谓「主流」与「非主流」之争。

经过一番角力，李登辉终于出任中国国民党党主席，成为台湾实质上的领导人。于是，他开始展露拳脚，不仅全面掌控人事，进而更主导内外政策。尤其为了对付「非主流派」指其心存「台独」的攻讦，他更要掌握大陆政策的主导权。但他亦不知如何着手，居然想到把我从遥远的驻史瓦济兰大使任内调回台北，出任他的左右手一总统府副秘书长一职（我1987年7月才上任，1988年10月即奉命迁调）。他当时交代的任务，即如何继续开展两岸关系及拓展台湾的国际空间。我于1988年11月5日就任后，为集思广益，脑力激荡，建议成立核心的「六人小组」，研议诸事，为其接纳。「六人小组」成员为宋楚瑜（中国国民党秘书长）、邱进益（总统府副秘书长）、施启扬（行政院副院长）、马英九（行政院研考会主任委员）、董世芳（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宋心濂（国家安全局局长）。经过多次集会商议，我们决定分横纵两个主轴开展两岸关系。

横的轴面，首先是厘定两岸定位。其后即由李登辉宣布自1991年5月1日起「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并废止《临时条款》，不再视大陆当局为叛乱团体，而相互定位为实质统治大陆与台湾之「政治团体」。即「北京当局」与「台北当局」，并提出「一国两体」、「一国两区」的论述，刻意规避主权，国家与政府等政治符号及内涵，以便两岸在今后来往中，各有台阶可下，并相互探索最后解决途径。其后由立法院通过《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规范两岸人民在交往中的权利与义务。再其后，又在总统府内成立的「国家统一委员会」中，通过《国家统一纲领》，规画统一的进程阶段与目标。这是既顾法理，又顾事实的安排，让两岸关系由此而可顺利展开。

纵的轴面。我们规画了3个层次对大陆的工作架构，最上层为「国家统一委员会」，由各政党、民意机构、政府单位及各界代表性人物共30人组成，决定国家统一的大政方针。中间层次为大陆政策的决策与执行机构，即后来的「行政院大陆事务委员会」。由于「三不政策」仍存在；故凡有关大陆事务的交涉，则授权委托一个白手套的民间机构，即后来成立的「财团法人海峡两岸交流基金会」。由于国统会的成员均是各界有名望的代表人士，并不做具体方案研究，乃又成立与国统会平行的「研究委员会」，初期由12人组成，其成员为丘宏达（美国马利兰大学国际法教授）、宋心濂（国家安全局局长）、沈君山（国立清华大学校长）、邱进益（总统府副秘书长）、金耀基（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高希均（经济学家）、高英茂（美国布朗大学教授）、曾永贤（国统会研究组组长及共党问题专家）、马英九（行政院研考会主委）、黄正华（农业专家）、郑心雄（中国国民党陆工会主任）、萧天赞（法务部部长），并由我担任研究委员会的召集人及国统会执行秘书（国统会不设秘书长）与国统会发言人。

最值得一提的是，1991年2月23日国统会第3次委员会中通过的《国家统一网领》就是由第一届研究委员们奋力3个月余，才研拟出一个具有画时代意义的和平的国家统一方案。

由于横纵两个轴面的规画与实施，对于以前杂乱无章的对陆工作，就可以整装大步出发了。紧接着，1991年4月海基会秘书长陈长文率团访问北京，当时大陆国台办常务副主任唐树备即提出两岸往来的所谓「五原则」其中重中之重的即是「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两岸往来的基石；至此，「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就正式浮上台面，台湾方面亟待面对与解决。

●正面面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挑战与回应

大陆方面，长久以来对「一中原则」的定义，就是三段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如此一来，既扼杀了台湾的国际空间，更使台北政府失去其赖以执政的基础与合法地位。面对两岸即将展开的会谈，兹事体大，故海基会层转陆委会至国统会请示讨论解决。国统会乃交研究委员会研议。我们多次集会，广征各界民意，做成「关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解释文，提交国统会于1992年8月1日第八次委员会议中通过并正式公布，作为我们对「一中原则」的具体回应，解释文的具体文字，为构成未来所谓「九二共识」的主要元素，故有重读的必要，特录之如下：

一、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所赋予之涵义有所不同。中共当局认为「一个中国」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来统一以后，台湾将成为其辖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我方则认为「一个中国」应指1912年成立迄今之中华民国，其主权及于整个中国，但目前之治权，则仅及于台澎金马。台湾固为中国之一部分，但大陆亦为中国之一部分。

二、民国38年（公元1949年）起，中国处于暂时分裂之状态，由两个政治实体，分治海峡两岸，乃为客观之事实，任何谋求统一之主张，不能忽视此一事实之存在。

三、中华民国政府为求民族之发展、国家之富强与人民之福祉，已订定《国家统一纲领》，积极谋取共识，开展统一步伐；深盼大陆当局，亦能实事求是，以务实的态度捐弃成见，共同合作，为建立自由民主均富的一个中国而贡献智慧与力量。

特别要说明的是，上述「台湾固为中国之一部分，但大陆亦为中国之一部分。」是我在国统会研究委员会议中特别要求要加上去的，其意在凸显两岸各是中国的组成部分，是对等的，两者合一，始为完整的中国。此一提法，大陆方面并无任何反应，但8年之后（即公元2000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大陆对台工作小组副组长钱其琛提出有关「一中原则」的新诠释，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不可分割」这一修正，去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一句，并将台湾自「中国的一部分」变成为与大陆同为中国的一部分（即同属一个中国）。这是一个非常的明显的改变，即并不排斥，台湾方面有其统治的政府或者政治实体，只强调对台湾的主权部分，而不涉其治权。自此两岸关系自有许多操作空间，马英九执政8年中的实践，可得证明。

●两岸达成「九二共识」的原始方案文字──出自我与马英九之手

1992年10月28日到30日，两岸两会在香港举行会谈，讨论文书查证等事务性问题，双方各提出了五项表述「一个中国原则」的方案，但互不接受。

于是，台北方面率团的海基会法律处长许惠佑又转向台北请示，此时台北方面的最高指挥中心一即涵盖党政高层领导的「大陆工作策画小组」；立即紧急集会因应。在此必须补述：自从我们整个铺陈对陆工作以来，就预知以后会有频繁的决策要做，于是在我的建议下组成跨党政的「大陆工作策画小组」；其成员为：召集人宋楚瑜（中国国民党秘书长）、副召集人两位；一是施启扬（行政院副院长）、一是邱进益（总统府副秘书长），其他成员为黄昆辉、马英九、高孔廉、叶金凤（即陆委会主委及3位副主委）、辜振甫（海基会董事长）、宋心濂（国家安全局长）、郑心雄（中国国民党陆工会主任兼秘书），凡攸关两岸事务之重大政策。均先提交此一小组讨论并决定后，依程序报呈总统（兼执政党党主席），与行政院长。当时我们在讨论中又决定提出我方的第六、七、八3个案，并由我与马英九两人共同拟就具体文字，具体文字如下：

（第六案）鉴于中国暂时处于分裂之状态，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由于两岸民间交流日益频繁，为保障两岸人民权益，对于文书查证，应加以妥善解决。

（第七案）海峡两岸文书查证问题，是两岸中国人间的事务。

（第八案）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惟鉴于两岸民间交流日益频繁，为保障两岸人民权益，对于文书查证，应加以妥善解决。

此时，海协会代表团对此未作回应并迳自返回大陆。直至11月16日海协会突以传真函至致海基会，其内容之原文为：「我会充分尊重并接受贵会的建议，以口头方式各自表述一个中国的原则及表述内容（按即我方所提修正版第八案，亦即上述，我与马英九所草拟的文字）」，」现将我会拟作口头表述的要点函告贵会：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的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由此构成了两岸两会对于「一个中国」问题的共识。

此一传真函，除了同意与接受我方所提的第八案外，最重要的附加重点是「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这就是所谓的「求同存异，搁置争议」，这才是我认为「九二共识」的真正精髓。

由于搁置争议，始有1993年4月27～29日在新加坡举行的「辜汪会谈」。而我随后则又匆匆奉命于1993年3月12日下放海基会出任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筹办及陪同辜振甫董事长赴星会谈。那次会谈共正式签订了四项协议，为两岸领导人所肯定，各界并喻为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谈。就我而言，总算不辱使命，「辜汪会谈」标志着两岸从此从「对抗」正式进入到「和解」的新时代。

●一位垂暮老人的几句肺腑之言

作为「九二共识」的构建者之一，如今见到「九二共识」被台湾各方面凌迟到如此地步，真是痛心疾首。回望「九二共识」，我认为至少它维持了两岸30年的和平发展，倘能继续坚持，相信两岸必能共同携手走向美好未来。

我长期关注两岸和平发展与中国未来，如今虽已进入垂暮之年，但仍愿对大陆方面的决策者提供几句肺腑之言：

（1）武统乃中华民族的悲剧与浩劫，绝不可出此；

（2）在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统一不必要是必备的条件或构成元素；

（3）欲求心灵契合，必先争取台湾民心，当从速与台湾各政党建立沟通渠道，特别是──执政的民进党（不管在朝在野，民进党终究是解决两岸统一问题，不可或缺的角色之一）；

（4）过分强调结果论（如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而忽略过程论，是大陆对台政策的最大败笔；

（5）应积极思考如何加快步伐，促成两岸整合与融合的具体政策，如先求终止敌对，建立军事互信，建立共同市场，走欧盟路子，采两德经验；

（6）延续并发扬「马习会」的精神大开大阖，接受「一国两府」存在的现实，从此出发与台湾平等协商、互助合作、徐图统一。

（作者为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