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两派恶斗难论是非：重新认识蔡京（陈歆耕）

蔡京像（图／作者提供）

说到蔡京，稍通历史者都会说，他不是早已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几乎被人们唾沫淹没的「巨奸」吗？不但是「巨奸」，还是「六贼」之首。明代宰相张居正曾为小皇帝编着了一部通俗有趣、文图搭配的教科书，名曰：《帝鉴图说》。书中分两部分，上部为「圣哲芳规」，下部为「狂愚覆辙」，从史料记载中引入两种相反的典型案例，共117例。前者皆是可作楷模效仿的正面案例，后者则是要作前车之鉴的反面案例。下部的最后一则故事：「任用六贼」，说的主要就是蔡京如何做「贼」，其文字引录自《宋史》。

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将小说人物形象归为两类：一类为「扁平人物」，特征鲜明，容易辨识；一类为「圆形人物」，性格多元，难以辨识。那么，借用福斯特的分类法，蔡京属于前者，还是属于后者呢？在我看来，他是两者的复合体。

蔡京这个历史人物，显然不是当下写作高人所感兴趣的──他不是可以成为时代楷模的巨公伟人。大多写家不屑于为一个似乎已被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争议人物来描绘一幅肖像。偏偏此人，具有古今无可取代的认识价值、文学研究价值，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从他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在你的细胞中，很难清除他所遗传的基因。这与你出生的家族、地域、时代环境无涉，而与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土壤有关。

中国的史学家和文人总是喜欢将人物标签化、脸谱化，诸如非「忠」即「奸」、非「君子」即「小人」。其实在历史的长廊中，多少声名显赫的人物，都无法像楚河汉界那样将两者分得那么清晰。

蔡京的复杂性在于他既「奸」又「雄」。我是将「奸」和「雄」作为两个独立的词来理解的。他能将「奸」体现到极致，超越普通之「奸」；也能将「雄」挥洒到极致，超越寻常之「雄」。这个「雄」也可以做双重解读：既有「奸之极」之意，也有「雄豪」之意。

他的「奸」或许只是加速了一个王朝的覆灭。在岁月的长河中，其为害之烈很短暂；他的「雄」也许泽被后人，绵延不绝，至今我们还在享用他的智慧和创造。诸如他建居养院（供孤寡贫病者养老）、安济坊（医疗诊所）、漏泽园（穷人安葬墓地），兴算学、医学、书画学，在这方面，可以说他将王安石变法向前做了拓展和延伸，他在这些领域的创新之举，可能比我们经常津津乐道的某些巨公伟人所做的更伟大。还有他的书法艺术，在中国书法史上也占有无法抹去的一席之地。

《千里江山图》蔡京的一段题跋（图／作者提供）

蔡京最遭人诟病的罪状，当然是对政敌元祐党人的重拳出击，让他们不复有翻转的机会。但这一党同伐异的行为，并非从蔡京开始。恰恰是元祐党人，在元祐得志后列出北宋晚期第一份清党名单；也正是他们在实行元祐更化时，将当时变法派最核心的人物蔡确，贬黜放逐到岭南新州，开北宋将宰辅级大臣贬逐到岭南瘴疠之地的先例。

新党曾以诗文置罪构陷「乌台诗案」使苏轼饱受折磨，而元祐党人则罗织更离谱的「车盖亭诗案」，将蔡确贬逐至岭南新州，导致蔡确客死流放之地。北宋晚期朋党相斗手段越来越残酷，越来越卑鄙，双方皆有逃脱不了的关系。

由此，也可看出中国文人因利益之争相互比「恨」、比「狠」、比「诈」、比「毒」、比「黑」，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极其丑陋的一面。蔡京正是在这种相互恶斗的环境中，煎熬成了被世人厌恶、被千古唾骂的罪人、奸人。要追究党争相残之罪责，岂能让蔡京一人扛到肩上？

在新党与元祐党人的恶斗中，之所以后世之人给予了元祐党人更多悲悯，是因为元祐党人中有几位声名显赫的伟人，如以诗文垂世的苏东坡、以史着《资治通鉴》不朽的司马光。另外，「靖康之难」则让新党所有人（不仅仅是蔡京）为之蒙羞，连王安石这样的圣人级别的能臣也被「小人化」了上千年。但如从政治角度考量，两派恶斗很难论是非。大抵上变法派有明确的政治主张，而元祐党人则缺少真正能治国理财的栋梁。

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塞满迷雾的纷纭复杂的历史语境中，来精细考察历史人物的形迹，庶几才能稍稍得出较为客观、公正的结论。

（本文节录自陈歆耕所着《蔡京沉浮》一书）

《蔡京沉浮》，陈歆耕着，作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