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一腔怨恨，一生荣光──八百壮士和杨惠敏的结局之5（杨渡）

1975年中影拍摄「八百壮士」影片时，抗战期间在上海向四行仓库孤军献旗的女童军杨惠敏忆述当时的情形，饰演国军的演员细心听讲。（邱维国摄）

失望至极的杨惠敏回到家乡，却看到更悲痛的事。

她的弟弟被姐姐的爱国壮举感动，也去从军，为国牺牲。她的父亲因为女儿在黑狱、独子战死，竟郁郁而终。只剩下年迈的母亲，裹过小脚的老太太，和外孙女住在镇江乡下。杨惠敏哭倒在地，不知一切苦难所为何来？

她在家乡住了半年，毫无出路，只感到前程茫茫。她觉得，此生从一个爽朗正直的热血爱国青年，一个受敬重的八百壮士献旗童子军，可以出国留学开创前程的少女，却沦落到黑牢死狱，沉冤莫白，一切都被胡蝶给毁了。失望至极的她听到朋友给她一个讯息说，刚光复不久的台湾有一个教书的工作机会，要不要去应征？带着远离家乡，离开伤心地的期望，杨惠敏在1947年来到台湾。在台北女子师范学校、金瓯女中担任体育和童子军课的教员。

一个人在台湾的她，有一些学校女伴一起聚会。她们看到她的名字，了解她的身世，却见她郁郁孤独，深表同情，就找她一起聚餐。有一次，他们要去台大一位体育教授朱重明家聚餐，便邀她一起去。席间有人谈起杨惠敏那离奇的遭遇，到现在还常常半夜做恶梦，哭着惊醒，梦见自己在渣滓洞被刑求，很可怜，在台也无人照顾。

朱重明后来对她说：「如果妳愿意，不嫌我们年纪差很多，就嫁给我吧，我可以保护妳。」

朱重明生于1887年，早年跟着陈英士参加同盟会，在秋瑾被杀后，陈英士派他去暗杀接替的巡抚，随即搭船流亡日本。当时日本对同盟会采取庇护政策，因此并不需要签证。朱重明在日本学习体育、军事，希望强身报国，辛亥革命成功以后，陈英士担任上海市长，他做了邮电局长。

抗战时到重庆教体育。当时体育在中国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

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后，由于殖民地时代台湾的体育课目只有日本人才能教，因此需要大量台籍体育教师。朱重明于是受邀来台湾，进入台大，负责安排课程，尽快培养体育教师。因为台湾有太多中小学有此需要，因此他的使命是尽快培养3000名体育老师。

也因朱重明在体育界的辈分高，所以他会邀请年轻辈的体育老师在他家聚餐。才得以结识杨惠敏。然而他们终究差了33岁，他怕杨惠敏不愿意。

此时，受尽苦难的杨惠敏只求有一个安全、安稳、可靠的人可以依赖，何况她也已28岁，在当时算是高龄未婚的女子，因此很快就同意了。两个人虽然有年龄差距，但杨惠敏在渣滓洞被折磨了3年半，出来时，一脸沧桑，看起来竟比实际年龄老了10岁。

壮年时期的杨惠敏与长子。（图：杨渡提供）

结婚后，杨惠敏依照当时习俗，搬过来住温州街的台大宿舍，也辞去工作。朱重明希望她摆脱旧日阴霾，重新开始，因此帮她改名为杨希贤。就只希望她当一个贤慧女子，不再做那冲锋陷阵的女侠。

他们的家在温州街18巷，隔壁住着台静农，对面是殷海光、彭明敏。家的院子不小，杨惠敏勤劳，想贴补家用，就把房子后面的小房间租给学生，自己还在院子的围墙边隔了一块地，用来养鸡。每天早晨，为了消除鸡粪的味道，她会穿着长筒雨靴，用水龙头冲洗。就有一次，她刚洗完鸡舍，没来得及换鞋，就去儿子的小学送中午的便当。那时还没有营养午餐，学生的便当都得自己带。当她送到教室时，朱复轰的同学都笑问他：「你妈妈怎么了？天气这么热，又没下雨，怎么穿着雨靴？」害得他不知如何是好。

朱复轰一直觉得，妈妈只是一个镇江乡下来的孩子，祖父本来乡下农民，因缘凑巧，救了一个跌落在乡间小路上的牧师，牧师为了报答，介绍他的女儿去读刚刚创办的教会小学，毕业后继续念中学，因为没有考上大学，在上海工作，却不料碰上八一三淞沪会战，最后成为四行仓库献旗的英雄。然而，在妈妈的本性里，总是有那么一种乡下人的耿直和土气，像泥土一般厚实，非如此不可的坚持。碰到那奸巧诡计，她除了自己恨得心中郁结暗黑了一大片，竟毫无办法。就这样把恨意吞在心里。

那时还没有忧郁症的概念，朱重明只知道她很不快乐，半夜常常被恶梦惊醒，哭呀哭个不停，在黑暗中，就那样坐着，看着幽暗的天色，直到天亮。1949年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朱复圭，1953年生下第二个孩子朱复轰的时候，朱重明已经67岁了。

中年时期的杨惠敏与先生和儿子。（图：杨渡提供）

童年的时候，朱复轰常常看见母亲独坐在幽暗的一角，默默流泪。她的眼窝也深深锁着一层雾一般的忧伤。有时她会突然发怒，大声骂人，却又不知为了什么，自己又沉郁下去，默不作声。有一次父亲只说了一句「菜怎么有点咸」，母亲就把所有菜都倒入垃圾桶。父亲怕争执，常躲在学校研究室。而他和哥哥只能靠着父亲请来的保姆照顾生活起居。有时，母亲发病的时候，朱复轰会怕得爬到家后面的大树上，躲在那里，直到母亲不再生气。

后来，朱重明认为这样也不是办法，于是鼓励她把这一段历史写下来。杨惠敏在书写中，一点一滴，找回当年那些记忆的细节，四行仓库的桥边，英军协助的温暖，炮火纷飞的爆炸，枪林弹雨的冒险，苦难流亡的勇敢，美国之行的风光，各国政要接见的荣光。那些被幽暗压抑的记忆，逐一归来。她仿佛在写作中，找回那个热血爱国、奋不顾身的女童子军，那个被关押在渣滓洞的黑牢里，等待拯救的杨惠敏，更找回那勇敢侠情的本性。

她仿佛透过写作，把自己一生的冤屈，一腔的怨恨，一生的荣光，一次诉说。

1969年，《八百壮士与我》一书出版了。虽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但她把书送给了孙元良，以及当年参加过抗日的老朋友。这一段记忆，仍鼓舞着人心。

1969年，83岁的朱重明从台大退休，隔年就过世了。

1971年，由于外交失利、失去联合国代表权，台湾兴起一阵爱国宣传片的电影热潮。先是《英烈千秋》继之《八百壮士》。

《八百壮士》筹拍之初，导演丁善玺知道杨惠敏故事，其人也在台湾，非常兴奋的前来请教。杨惠敏也非常高兴，和导演、剧组热切交流，说着当时的场景细节和许多人的事迹。当她看到导演要林青霞游过苏州河，将国旗送进四行仓库，忍不住纠正说：「不是这样啊，当时我是用爬过去的，在铁丝网下面爬的。出来才是游水的。」然而丁善玺说：「妳就别管那么多，电影就是要有戏剧性。妳那样拍不好看。反正送国旗就对了。」最后她只好将历史原貌说说就算了。

1976年10月5日「八百壮士」影片在香港上映，中影为加强宣传，特由饰演当年女童军杨惠敏的女主角林青霞（右）和杨惠敏穿了童军服赴港。两人在机场留影。（姚琢奇摄）

电影出来后，造成非常大的轰动，宣传的时候，找了她和林青霞合照。后来蒋经国还在阳明山中山楼举办电影放映会，邀请她去出席。电影放映到中间，银幕上的杨惠敏献了旗，谢晋元用两根竹杆接起来，把国旗升上去的时候，响起雄壮的歌声。此时台下的杨惠敏竟激动得不能自已，突然站起来大喊：「立正！敬礼！」自己还举手行童子军礼。

电影院里，观众都惊呆了，不知如何反应。此时，蒋经国竟然跟着站了起来，挺直了身体。蒋经国一站起来，旁边没有人坐得住了，一起站了起来。直到那激情的一幕结束。

那个激情热血、慷慨激昂的杨惠敏回来了。

书的写作，电影的放映，让杨惠敏终于摆脱忧郁症，重回人间。此时她已经白发苍苍，虽然只是50几岁，却像60几岁的老太太。但她的脸上，终于流露出开朗的笑容。她终于撑过来了，开始和老朋友聚会，开心的参加各种纪念抗战的活动。她像年轻时候一样，喜欢双手叉腰，像个女汉子，接受拍照。

她依旧像个女侠，倔强自重。有一次，朱复轰想进电视公司工作，请妈妈能不能帮忙去说一声，她毅然道：「妈妈从来不求人。」

每次受邀演讲，谈到往事，她总是一再说：「抗日牺牲的无名英雄有千千万万，我的献旗故事，是因为有英国BBC的报导，才能见天日，传播到国际。在抗战期间，还有军民同胞死伤无数，这些人，没有国际关怀，这些人，每个都是血泪抗战的无名英雄。今日我们别忘了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1978年，她不幸中风，左脑受损，无法言语。住进荣民总医院。生命力让她坚持着，直到1990年，在台北荣民过世。享年70岁。

她的棺木上，包覆着一面大大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一如她当年在四行仓库那样，包住她的身体，鲜红壮烈，勇敢远行。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本系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