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影响台湾民主变革──70年代保钓运动之2（李庆平）

民国六十年保钓运动。台大学生示威大游行，抗议美国将属于中华民国的钓鱼台给日本。一寸山河一寸血，台北街头保钓运动始火如荼。（中时报系档案照片）

1971年04月10日美国国务院对钓鱼台发表声明，决定翌年将钓鱼台交给日本，二千五百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保卫钓鱼台示威游行，在台湾，南北各大专学生亦热响应─。（姚琢奇摄，中时档案照请勿转载）

民国六十年保钓运动。台大学生示威大游行，向美、日使馆递抗议书，抗议美国将属于中华民国的钓鱼台给日本。（中时报系档案照片）

1940到1970年代，国民党在台教育政策注重民族主义及爱国教育，日本侵占钓鱼台，将五四运动到八年抗战的仇日记忆，新仇旧恨，在台美华人知识份子血液中汹涌澎湃，运动已经无法避免。

保钓运动尤其是激进参与者的主张，在美国透过各种手抄刊物和联络网络传播，不只打动留美学人及留学生，也推动台湾内部各大学的保钓运动。

国民党高层面临学生爱国运动，一向缺乏积极有效处理手段，在干部训练上，也一向缺乏「了解群众、进入群众、带动群众」的素养，更缺乏「有了条件，充分运用条件，没有条件，积极创造条件」的作为。对不同政治倾向的群众，灰色地带的群众之接触、转化及联合战术，更是阙如。

1971年保钓高潮期间，运动为何演化成反政府的运动，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任何爱国运动必然有其理想诉求，有作为的激进份子很自然会成为整个运动的领航者。

保钓初起时，不容日本侵占钓鱼台，聚焦于民族主义，自由民主的美国，是保钓的丰腴土壤。50、60年代的台湾，大学生不能享有校际串联活动，无论是办学生刊物或各种演讲，都必须先获得训导处的核可。保钓在反日和保土的聚焦点上，吸引数千留美学生在美展开爱国示威游行，影响所及，台湾各大学学生不仅率然自办了保钓示威游行，校际间也达成互动连串，终于冲破了多年的限制。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国民党当局不是不知，但当时国内处理单位主要是大学训导处、军训教官系统，第二线有调查局及总政治作战部系统。台大学生要求对日本大使馆及美国大使馆进行示威游行，这些单位的策略是采用劝导手法，劝导不成转而要求限制在校园内活动。学生与政府有关单位濒临对立，幸亏当时台大总教官张德溥相当开明，有为有守，化解了台大保钓运动的无政府状况。1971年4月20日举办的台大保钓大会，成立「保钓委员会」，并展开6月17日的台大保钓游行。但张德溥总教官的开明作风虽然使得学生顺利举办游行，表达爱国情绪，化解学生与政府对立，保钓游行后他却被迫卸下军装，离开台大，40多年后，历史应还他公道。

美国保钓在1971年4月后起了变化，美国当时正与中共接触中，联合国席次危在旦夕。保钓积极成员也开始了路线分歧。四一○示威者在游行时，由于没能在国府驻美大使馆前，获得适当的对待及反应，留学生情绪转而对政府产生不满。

1971年2月政府派教育部国际文教处长姚舜，到美国五大城市与保钓团体进行沟通，姚舜处长虽说明中华民国政府对钓鱼台列屿为国家领土且拥有主权的立场，但激进的保钓成员并不满意，担心政府除外交申明外无它作为，更担心政府因联合国席次问题对美、日有所顾虑。

此期间美国与中国大陆间乒乓外交正热络，季辛吉赴北京，中共可能获准加入联合国，使中共与国府在国际力量此消彼长，美国态度的变化，也引起留美学生在国家认同上的变化，使保钓运动产生路线分歧。

1971年4月华府示威后，威斯康辛、旧金山、堪萨斯大学、布朗大学、路易斯安那大学，陆续召开一系列座谈会，其中8月20到22日的罗德岛布朗大学会议时，学生的左倾路线已相当明显，这项座谈会由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副研究员李我炎主持，当场采纳了他的五项建议：

一、反对任何「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阴谋。

二、所有的外国武力必须由中国撤出。

三、有关台湾省这个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应由中国人来解决。

四、反对任何背叛中国及主权的政党。

五、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的政府。

前4项获压倒性的接纳，最后一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以118票赞成对62票反对通过，出席座谈会的全员有350人。

1971年9月3日至5日，全美各大学的保钓组织决定在安娜堡密西根大学召开「国是大会」，讨论关于布朗大学通过的5项决议，在经过激烈讨论，全部通过。关于第五项最后决议，以117票赞成，116票弃权而获得过。

「安娜堡国是」会议后，保钓运动正式分裂，一部分保钓的左倾成员向正在实行文化大革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同，并推崇毛泽东思想。一部分准备回台湾提倡「革新保台」，从事台湾的民主、社会运动，而另有一部分强烈认同中华民国，以诤友的立场支持中国国民党。

9月21日，安娜堡会后左派保钓成员决定在纽约联合国前示威，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支持中华民国的保钓成员也决定在纽约第一大道及47街的哈玛绍广场，举行示威游行，支持维护中华民国的合法席位，约有6、7千人参加。这股力量经过3个月的凝聚作用，最终在12月24日圣诞夜于美京华盛顿召开4天3夜会议后，决定成立「全美中国同学反共爱国联盟」，由纽约大学的刘志同担任首届召集人。

反共爱国联盟成立时口号是：「拚我生命、流我鲜血、还我河山、还我自由」：「只要有我在、中国一定强」。1972年后爱盟成员陆续回国服务，部分成员创刊「人与社会」杂志，1978年成立「台北市反共爱国联盟联谊会」，1990年人民团体法通过后，成立政团「中华民国反共爱国联盟」，仍以诤友立场，扮演一个对国民党保持压力的角色。

1996年新党成立，部分爱盟成员成为新党核心干部，但爱盟发展到现在，中心思想从未改变，爱中华民国，也爱中华民国的国旗，当国民党困难的时候，或路线有偏离的时候，爱盟是国民党的诤友，也是中流砥柱的一股力量。

关于保钓的左倾成员，1971年9月李我炎、王正方、陈恒次、陈治利、王春生5位成员到北京访问，获高规格接待并与周恩来见面。左倾保钓成员在中共倒行逆施的文革期间认同中共，也许是理想、认识不清，但在「林彪事件」、「打倒四人帮」、「天安门事件」后，由左倾成为海外独派的保钓组织，基本上已风消云散。香港《70年代》杂志总编辑李怡在80年代初在美国沉痛的说他们「好些参加过左倾思潮的同学跟我表示，由于错误的爱国观念，牺牲学业，弄得一事无成，浪迹天涯，而无颜见江东父母」。

但经过50年，无论后来路线有无不同方向，保钓是一个爱国运动的本质是毋庸置疑的。海外及岛内知识份子从觉醒到启蒙，对影响台湾内部的民主变革更是影响深远。

国民党在保钓后有深切反省，连络海外的第三组，改为海外工作会，由具有国际观的陈裕清先生担任主任，拉近了国民党和海外党员与学人，留学生，侨胞的关系。在党内成立青年工作会，由王唯农担任首任主任，重视学生的工作不言而喻。同时政府在保钓后每年办「国建会」，听取海外学人对国家建设的意见，引进清流回国参加建设。具有崇高理想的保钓成员沈君山、关中，张京育，林孝信、郁慕明、陈义扬、焦仁和、邵玉铭、胡志强、赵林等数百人，相继回国后，都有相当贡献。

50年后，两岸已进入和平发展期，不同路线的保钓成员可在台湾、大陆相聚一堂，为中国的未来献身。时间改变了一切，中国大陆已非文革时的大陆，台湾也已全面民主自由化。两岸政治、经济、社会业已产生巨大变化，华人力量奋起，相信再过50年，经由两岸同胞共同的努力，钓鱼台问题必然会得到合理的解决。

保钓运动是一个爱国运动，也是当时知识份子对国家前途、民主与自由的启蒙运动，50年前的种子，正在开花结果。但钓鱼台仍未收回，国人仍须努力，爱国运动才不会枉然。

（前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

【本系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