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广场》要救司法就得让司法「放手」（廖元豪）

近日来，「司法官过劳」的问题引起注目。士林地院法官李昭然坠楼身亡，引发全国法官发起「白花运动」，在法院门口献花留言。（图／报系资料照）

近日来，「司法官过劳」的问题引起注目。有鉴于过劳不仅有害司法人员的身心健康，更会严重降低办案品质，立法院也召开公听会搜集各方意见，期能提出解决之道。

司法人员这么累，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案件太多。但，为什么案件这么多？因为台湾司法太方便、廉价。古人说「讼则凶」，但是在台湾反而「讼则吉」：只要去「告」，司法（检察官、法官）就不能轻易退件。即使是不受理的决定，往往也要「审」一趟。提告的成本很低，又有司法官帮你查案问案，何乐不为？

案件太多怎么办？本文建议要让司法「放手」：一方面遵行「大案大办，小案小办」的原则，用简易程序和格式处理较简单的事件；另一方面是更根本地把许多案件，实质上交由「其他」领域或机制来处理。这样可以避免司法官成天埋在卷宗与琐碎事实之中，而能够把宝贵的时间、精力，花在需要脑力来处理的案件。

第一步就是让检察官的「不起诉」，以及「显无理由或恶意诉讼而驳回其诉」的决定，能够以更简单的方式为之：格式上可用例稿撰写，且再议、抗告、上诉都以维持原决定为原则，那就可以先筛掉许多无实益的案件。我们太怕被人说「吃案」，所以无聊荒谬琐碎的案子也得跑程序传证人作调查，连「不起诉」也得写落落长理由并等着被再议。显无理由的案件还是可能进入审判程序，然后法官就得写附理由的判决书。「显无理由」的案子却要花力气调查半天，甚至写个「有理由」的处分书或判决，岂不荒谬？

美国的检察官「不起诉」根本不用写书状；德国的不起诉由于没有实质确定力，也只须表明中止侦查即可。而美国民事司法程序的「即决裁判」（summary judgment）或各种程序驳回，也多是一行或一段文字就结束了。这就可以挡住众多无谓的案件。

不要以为这个制度很奇怪。我们的宪法法庭就是这样「不受理」案子的。大法官不受理声请案的「裁定」，要嘛用千篇一律的例稿，要嘛简单指摘声请人「未具体指明」何处违宪，就决议不受理。反正这种裁定不得抗告，所以宪法法庭成立以来作了42个判决，却有超过5千个程序裁定（多半都是不受理），省下了多少力气来作实体裁判？如果大法官能做，检察官与普通法院法官为何不能？

第二步要做的，就是让律师与社会各组织、各领域来实质解决司法案件。也就是说，形式上有司法诉讼，可是实质上是其他人说了算，法官只担任形式审查的功能。

参考美国的联邦民事诉讼经验，在开庭审判的仅有3%。审判前的调查、取证，几乎全盘由双方律师处理，而无须由法院开庭来办。而在刑事诉讼，九成案件是经由罪刑协商处理，所以鲜少进入繁琐的审判程序。这就是把案件交给「双方律师（检察官）」处理，而不须由法官亲力细审每个案件。

其次，我们的法律规定了许多「自治」、「自由」与「专业判断」领域，原则上法院都不该实体介入。但我们的法官经常太「亲力亲为」，动辄指摘当事人「滥用自治权」、「逾越专业范围」，使得私法自治、社会自主领域反而被限缩（在此同时，却对该监督的行政机关过度尊重—即使是与「判断余地」无关的事项）。如果法官们能够更「放下」，谦卑地认知自己不是上帝，对事件的认识与评价不可能好过当事人或专业单位，那也能省掉很多不必要的纠缠。

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不是「第一线」，更不是「全线」防守。不分青红皂白，不论大案小案都要办，结果反而因小失大，轻重失衡。要拯救司法制度与人员，同时让司法更有效率，就要能放下对司法官「事必躬亲」与「凡事过问」的期待。（作者为国立政治大学法律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