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扭曲了台湾正义？
吴忻颖在德国求学后更深感台湾少了启蒙运动，法制观念未能深植生活。（吴忻颖提供）
当台湾人正对台铁太鲁阁号事故的肇事工程单位大加挞伐，远在德国的前检察官吴忻颖却不禁要问「一再重播的画面对幸存者和家属不是造成伤害吗？」、「道德魔人在键盘前指责，但有多少人扪心自问：有没有做过交通违规的事？」对吴忻颖而言，担任检察官的3年9个月，对台湾司法最深刻的体验，在于「是整个文化的问题」。
她带着辞呈办案
曾任澎湖、新北地检署检察官的吴忻颖，一路考上台大法律研究所、通过律师高考、司法官特考、公务员三等高考，当上检查官的她，却在当了3年9个月的检察官后决定辞职，「我从没有把检查官当作终身职，也总是带着辞呈在办案的。」离职后她以《扭曲的正义》（联经出版）回望过去担任检察官的实际经验，直言检察、警察和媒体三方的往来与乱象。
吴忻颖不讳言地以「摇摇欲坠的检察体制」形容检察官的过劳职涯，面临的状况包括案件多到木柜隔板变形垮塌；地检署要钱没钱，行车事故鉴定费3000元付不起，更别说《我们与恶的距离》而引起热议的精神鉴定费；办案时地方民代或立法委员的介入「关切」，乃至滥诉的「巨婴」对于修马桶、买卖履约等议题，把司法人员当成解决问题的保母。
司法体制中所面对的诸多光怪陆离，何者最苦？最难？吴忻颖说：「对我个人而言没有最难的，但却从中看到台湾人习惯活在多数暴力中。」远赴德国求学后，吴忻颖才发现自己在台湾被视为「异类」，「但在这里我很『平凡』！」她所谓的平凡，一如其他同学，遇到租赁契约问题是去找律师，「但在台湾会先去找警察，因为找律师要付费，台湾人把警察当服务业，不用付费。」
比较台湾和西方的法律观念落差，吴忻颖认为欧洲人的法律观念深植于生活中，「作为外国学生，我在这里念书免学费，一学期杂费300欧元里，包含了律师费。」她指出欧洲对人权的重视，源于启蒙运动，「先有对人权的尊重，思想的自由，再有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反观台湾，她认为对于物质文明更重于历史文化或人权、思想，「才会一方面觉得自己无足轻重，偷工减料没关系，路边停一下车没关系；但又一方面觉得自己凡事要优先。」
以《扭曲的正义》希望让更多人看到体制内的酱缸，但吴忻颖认为改变的第一步反而不是检警文化，而是在这时代能够引导视听的媒体，「媒体应有史官之笔，带动民意监督」，她认为如今体制的酱缸不是一人造成，也不可能靠一、二人改变，「整个司法与侦查体系的问题，反映的是我们作为人，追求的价值是什么？」最终她仍希望整体社会能坦率面对问题，莫忘信念与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