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是我的资产阶级幻想”：一位复旦教授的书房变迁史
来源 | 学人Scholar
2019年在书房（葛剑雄先生供图）
知名历史学家葛剑雄从小喜欢看书，但早年并不优渥的生活条件，让他的买书、藏书事业都充满了“坎坷”。关于自己的“书房梦”和书房，葛剑雄写下了不少文字。本文仅摘录葛剑雄教授关于不同时期的书房记录文字，以窥这位爱书者的书房变迁史。
我的书数量既不多，质量也一般，只能大致满足专业研究的需要，离藏书家相差甚远，也从来没有指望能当藏书家。但这些书连着我近40年来的学习、工作、生活和梦想，已经成为我的历史的一部分。
——葛剑雄 《我的书和书房》
葛剑雄现在的书房全局（葛剑雄先生供图）
书房局部1
书房局部2
书桌局部
01
1960年：钉在墙上的书架
葛剑雄很小的时候便喜欢看书，但因为家里经济状况一直很差，他的书多是从图书馆借阅，至于自己买书，则是“想也不敢想的”。等到1958年大跃进时，因学校附近办了街道食堂，初期还带有“共产主义”性质，饭菜相当便宜，家里便给了他一些钱让他在食堂吃饭，“只要吃饭时不买菜，打一碗不收菜票的汤，就可以省下5分钱或一毛钱，可以在书摊上借一本书看上几天。一年下来，附近书摊上的书差不多全看完了，就开始动买书的脑筋”。
第一本被我看中的是有光纸石印的《唐诗三百首》，在书摊上见到时已经散了架，我理了一下发现并无缺页，就花了几毛钱买下了。1960年暑假回到南浔镇外婆家，发现了几本舅父留在家里的旧书，有《四书集注》、《书经》、《古文观止》、《涌潼小品》、《郑板桥诗》、《孤山集》等，我如获至宝，全部接收了。回家后没有地方放，好在我家住的是棚户板屋，就找了一块旧木板，钉在壁上，栏出一格放书的地方。
(《我的书和书房》）
在读高中时，葛剑雄便有了拥有一间小书房的梦想，“哪怕很小，能让我关起门来读自己爱读的书”。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展开，这个梦想成为了一种“资产阶级幻想”。
02
1982年：书房梦实现了一半
1982年左右摄于复旦大学第六舍葛剑雄的第一个书房（葛剑雄先生供图）
1982年搬家到复旦大学宿舍后，葛剑雄终于有了自己的独立的书房。
搬家后最大的变化，是我有了一间小书房，尽管不满6个平方，朝北的窗使房内永远是冬冷夏热，但毕竟容下了我一张书桌和一个书架，让一道板壁构成了我的小天地，虽然它没有一点隔音作用。更使我感慨的是，一度被批判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愿望居然成了现实。还在高中读书时，我曾经梦想将来能有一间小书房，哪怕很小，让我能关起门来读自己爱读的书。到1964年“面上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我暴露“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在小组会上做了自我批判。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又被翻出来作为批判的内容，在此后十多年已经不敢再想了。
初期的陶醉以后，新居的特殊性使我逐渐回到现实：蚊子密度高、品种多、生命力强，从仲春到初冬不绝，耐各类蚊香，善于突破窗纱。老鼠数世同堂，无处不在，机动灵活，意志坚强。我曾用鼠夹住一头硕鼠，也曾用胶粘住两只幼鼠，但丝毫起不到警告作用。生物多样性表现充分，不知名的虫子不仅视厨房为乐土，而且可以沿墙壁爬上楼来。房屋抗震性强，马路上每有车驶过，楼板、墙壁都有剧烈震动，窗户会嘎嘎作声，但不必担心房子会震坏。住在这里还能充分感受经济繁荣，墙外就是自由市场，并且紧靠家禽摊，每晚我开始工作时就能听到摊主往鸡鸭肠胃中强行灌食的声音，鸡鸭的挣扎和惨叫声一直伴随着我的工作，而午夜或凌晨我要睡觉时，公鸡啼鸣不绝于耳，鸡鸭气味自然不可抗拒。
（《1982年的记忆：搬家》）
2019年葛剑雄于现今的书房（葛剑雄先生供图）
此后直到1992年，葛剑雄拥有了一间真正的书房。“但我永远不会忘记1982年的搬家，毕竟那是我改善住房的开始。我也经常会想，要是我早一点能有一间真正的书房该多好!”
03
1992年：真正有了一间书房
1992年葛剑雄搬入复旦大学第二宿舍，一个二室半居室，在那套建筑面积不足70平米的二室半居室，他将一间12平米的房间作为自己的书房，从而终于真正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
书房一角（葛剑雄先生供图）
1992年底我才真正实现了有一间书房的梦想，为此新买了一只1米70的大写字台，配了一只皮转椅，写字台旁是一张电脑桌，有电脑和打印机。我将一面墙壁做成顶天立地的书架，多年来被冷落在床底下的书得以重见天日。我的书房配有空调、煤气取暖器、电话、传真机、一套带CD机的音响设备和一对沙发，还有一盆硕大的龟背竹，偶尔放上一束鲜花。有一二知己，可以谈至尽兴；听一段音乐，足以心旷神怡；面对两壁图书，浮想漫笔，临“机”而作，无论寒暑，不舍昼夜，真是神仙过的日子。朋辈到过的无不称羡，我也沾沾自得。这书房超过我当年的梦想已不知多少，要是再搞“文化革命”，批判时恐怕不会再是“资产阶级思想”，大概得称为“官僚地主”或“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生活”了。
可是好景不长，不时涌来的书籍刊物很快就填满了书架底下一点空地，堆起一座小山，桌上的三四叠书使桌面也显得狭小了。另有一个书橱已经侵占了女儿的房间。尽管我已非常克制，从来不敢有非分之想，再买与专业无关的书，但还是得买些书，师友们也不断有新著寄来，所以常常对着一大堆书发愁，不知如何安置它们。另一个烦恼是，这么多好书没有时间看，不仅对不起朋友，也造成了浪费。当年没有能力买书时，借了一本书总是认真读完的，如今却往往只翻了几页就搁下了，以后就没有再看的机会。有时下决心要将一本书看完，但催稿的电话一来，又不得不放下了。
（《我的书和书房》）
04
2003年：更大的书房
2003年经友人介绍，葛剑雄以比市区公寓还低的价格买下了郊区一幢三层别墅，因为空间足够大，他的书房也因之“更上层楼”。
近年房价飞涨，这幢别墅的市价至少已经翻了一番。但我从来不想作为投资，并不在乎它值多少钱，最高兴的还是有了一间真正归属于自己的书房。
按设计，三楼一般是作主卧室，我认为卧室不必那么大，作书房恰到好处。朝北一个小间被我用作书库，听说江晓原的书房中用上了移动式金属书架，容量很大，我也想安装。联系了宁波一家专门生产和安装这类书架的工厂，却被告知房屋的承重不够，除非装在底层。于是只能充分利用墙壁，将大间的一堵墙和小间的三面墙都装上固定式书架，终于容纳了我的大部分藏书。为了便利工作，我自己设计、定制了家具。在北窗下做了一个长桌，兼作电脑操作台，并安放各种附属设备。我设计了一个底下装万向轮，每层都有万向转轴的移动书架，可以将临时要用的书籍、地图等分层放在上面，移在写字桌、电脑桌或躺椅旁。
书房宽敞后，原来一直无处安放的纪念品、工艺品也有了容身之地。墙上挂了几幅我在外出时拍的照片，书桌上一个小玻璃盒中是从南极带回的企鹅头骨，咖啡桌上有几件非洲人和印第安人的小工艺品，以后还可不断更换。
《中国移民史要》原稿，这是葛剑雄的老师谭其骧先生赠送给他的，书名是周一良先生题的，稿中的红色批注是潘光旦先生的。 “我的书橱里珍藏着两册先师的手稿，这是他1929-30年写的大学毕业论文——《中国移民史要》。上面贴着几条用红笔写的批语，是他的老师潘光旦先生的手迹。”（葛剑雄：《我的书和书房》）
葛剑雄2001年从南极乔治王岛捡回的企鹅头骨（图源：外滩画报）
朝南有一个大阳台，我没有像一些邻居那样将它用玻璃封闭，毕竟新鲜空气、阳光、雨露是人居不可缺少的。透过玻璃也能看到外面的世界，却无法代替直接感受。迁入虽才数月，夏夜的清风、中秋的明月、绵绵的秋雨、灿烂的阳光都已光临过这阳台。
葛剑雄位于浦东的独栋别墅，虽然够大，但书也渐渐地要满出来了（图源：外滩画报）
由于地处小区深处，书房中极其宁静。唯一的缺点是坐在朝北的窗前还是听得到外环线上不断的车声。或许等路旁和小区中的树长得高些密些，噪音会有所降低。
从十几岁做书房的梦，到近六十岁时终于如愿，并且已经超出了当年和前些年的梦想，该心满意足了。但人生往往如此，真正梦想成真了，却未必能享受。现在我能坐在书房的时间越来越少，大批新书没有时间翻阅，桌上总是堆着看不完的报刊杂志和材料，记录待办事项的单子上圈了旧的又加了新的。于是我有了新的梦想：什么时候能倒上一杯茶，坐在书房的阳台上，在和风丽日中以绿树鸣鸟为伴，翻翻朱墨套印的《六朝文絜》，纵情于山阴道上、富春江畔。
（《我的新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