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史要足够宽广”——一本超好用的阅读史导览！

我们爱书、惜书、藏书，但对书籍的历史、阅读的历史却鲜少了解。阅读史的构成又极为复杂，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研究似都可放进这个筐里：出版史、书业史、接受理论、读者身份研究……

新民说3月出版的《旧书新史》就集结整理了几乎所有值得关注的阅读史研究成果，可谓是一份足够好用的学科导览，作者并未纠缠于单个历史事件的细节或理论家们的往来辩论，而是将一系列前人研究填入学科结构，让学科边界和跨学科张力自动浮现出来，使读者在自由探索这个有趣、缜密且充满活力的领域时不致迷失了方向。

罗伯特·达恩顿：传播循环模式（1982）

在许多大学的书籍史或印刷文化研究课程中，指定的入门阅读材料是达恩顿的《书籍史是什么？》（“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这篇文章于1982年首次发表，此后多次重印，作者没有修订，但时被编辑删节。达恩顿回答了文章标题提出的问题，不是通过定义“书籍”或“史”，而是通过提示这个“重要的新学科……甚至可能被称为印刷传播的社会史和文化史……因为它的目的是了解思想是怎样通过印刷传递的，以及在过去五百年里，接触印刷文字后，人类的思想和行为是怎样被影响的”。不单是被印刷影响：手稿和其他形式也包含其中，而且达恩顿的主要关注点是展示印刷文本体现的思想如何在特定社会中传播，从作者到出版商和印刷商（以及图书业界中的其他人），到书商和其他分销商，最后到读者；他们对作者的影响有助于“完成循环”，并确保“书籍不仅讲述历史，还制造历史”。达恩顿勾画了这个被他确认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潜力的研究领域的发展情况，该领域“（似乎）能够跻身学术科目经典，与科学史和艺术史等领域并驾齐驱”。值得注意的是，他是用18世纪法国历史上的一个扩展案例来支撑他被广泛引用的模式的（见图3），因为用达恩顿的话来说：“模式有办法把人挤出历史。”

达恩顿对书籍史领域中意识形态的起点、学科的和方法论的假设的巨大差异表示担忧，这早已被人提及。他表示，它已经开始“越发不像一片耕地而是一片热带雨林……其中塞满了这么多附属学科，人们不再能看出它的整体轮廓”。达恩顿得出的结论是，“为了和混乱的跨学科性保持一定距离，并把这个主题视为一个整体，提炼出一个分析书籍产生及在社会中传播的方式的普遍模式将有所助益”。为了规避这种跨学科性的喧嚣，达恩顿提出了他的传播循环模式。他绘制该模式是为了展示“如果书籍史想避免被分割成各不相干的生僻专业，避免因晦涩难懂的技术和相互的误解而彼此隔绝，有必要以某种整体性视角来看待书籍，将其视为一种人类传播手段”。传播循环“从作者到出版商……印刷商、承运商、书商和读者。读者完成整个循环，因为他在创作行为前后都会影响作者”。循环线路中的每个节点都与各种因素相联系，尤其是社会中的其他因素。达恩顿将这些相关因素置于图表的中心：经济与社会形势，思想影响与知名度，政治与法律保障。

与电子循环线路——闭合、触发、连接——的类比特别引人注目。达恩顿的模式是一种关于传播、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模式，但不是依靠他们共同阅读的文本，而是在特定时间、地点进行的图书贸易行为。他的书籍既是一种物质制品，也是对那些被调整的关系的抽象代表。

这种方法将达恩顿置于法国大学所实践的“书籍史”（l’histoire du livre）的学术传统中。在《启蒙运动的生意》一书的导言中，他将自己和这种方法更直接地联系了起来。他呼吁将法国的社会–历史方法与英美的目录分析传统融合起来。尽管担心会造成相互误解，他仍然因为在善本室里进行了一组对比而不经意地惹怒了一些目录学者：房间里挤满了“品玩装帧的狂热爱好者，端详水印的模仿者，研究奥斯汀著作的各种版本的博学者；但你不会遇到任何一位普通的、主流的历史学家试图把书籍理解为历史中的一股力量”。形成对比的是历史学通才和目录学专才的作品：“一位通才可以在珍本室里从专才们那儿学到很多东西。他们可以教他细细筛查他们的财富，触摸到在他们期刊里贯穿的信息脉络。”达恩顿声称当时法国的研究忽视了“图书生产和流通的过程”，希望“英国经验主义和法国对广义社会史的关切”的结合能够产生“书籍史的原创融合”。过去二十年里的大量工作确实受到了达恩顿思想的启发，尽管必须指出的是，许多受此启发的灵感都反对了书籍作为“传播循环”的观念。

达恩顿的观点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托马斯·坦瑟勒的批评，后者为同样的英美分析目录传统提供了出色的辩护。坦瑟勒对传播循环的观念不予置评，但他责备达恩顿把目录学和历史学区别开来。他也不愿意接受，前一个领域的研究是偏僻和次要的，可以被后一个领域的实践者发掘利用。相反，坦瑟勒强烈坚持认为， 目录学是“历史学本身的一个成熟分支”。

坦瑟勒的主张对他自己所在学科的许多实践者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在专业历史学家听来则颇为刺耳。在当代欧洲和北美的大学中，历史学专业的主要分支通常是指政治史、社会史和经济史，一些目前蓬勃发展的新分支是妇女史和性别史，民族、种族、国家认同的历史，以及文化史。达恩顿的历史学同事从来没想要接受目录学是历史学分支的观念，但他们愿意相信目录学作为一种从同类学科借用的方法是有价值的。尽管本书第五章提出了一些初步的方法，但历史学家对目录学价值的信心归根结底都将取决于大量令人信服的学术成果。与此同时，那些关注书籍问题的历史学家，对人类动因，对历史语境中的传播，对作为一种“交易”的书籍——“公开披露的书面文字”得以被创造、传播、接收和改造——和达恩顿有着同样的理解。例如，詹姆斯·雷文呼吁书籍史“要足够宽广，使传播史和社会政治转型史这些超越书籍的直接创作和接受问题的门类成为可能”。

（本文选编自［英］莱斯莉·豪萨姆《旧书新史：书籍与印刷文化研究定向》王兴亮译，张翼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旧书新史》

[英]莱斯莉·豪萨姆 著

王兴亮 译

书籍的文化和历史学研究是一个种方兴未艾的学术方向，根植于历史学、文学研究和目录学这三个主要学科。它们分别视书籍为文化交易，书写文本和物质制品。本书为这个宏富，却有时混乱的领域提供了指引，以解释为何不同的学术方法在研究似乎相同的对象时会引出不同的问题，并得出彼此矛盾的答案。

它带来的启示是，文本会变，书籍易变，是读者最终制造了他们所需要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