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街旧事──从府前街、本町通到重庆南路

书报摊也曾是重庆南路上的特殊景致。（陈文发摄，时报文化提供）

最早，书报摊的主人多是大陆撤退来台的退伍军人，生活困顿的他们占地为王，抢到一根廊柱，摆些回收的破烂家伙就做起营生。由于重庆南路是旅客搭火车进台北城的必经之处，往来人潮多，所以书报摊生意兴隆。

于是从重庆南路发源，书报摊像撒豆成兵，迅速的蔓延至怀宁街、衡阳路、博爱路、成都路、峨嵋街、中华路、西宁南路、延平北路、延平南路，成了街道的另类风景，之后，公车售票亭也如此炮制，甚至卖爱国奖券、口香糖等小吃食。

由于书店没有贩卖报纸，书报摊纷纷与派报中心合作，成为最热腾腾的新闻供应站，清晨上架，午后换晚报，当年有《中央日报》、《征信新闻》（《中国时报》前身）、《联合报》、《民生报》、《新生报》等；杂志有周刊、月刊、中文或英文等；年节则卖日历、月历、红包袋等。顾客买报时会随手带上一本杂志，书报摊就以报纸与杂志互相带动、创造业绩。报刊毕竟利润微薄，于是摊子开始摆出风渍书、旧书，又因这些风渍书必须花时间整理清洁，赚头少，还不如卖新书来得好，因此，出书量少、难与经销商打交道的小出版社，便与书报摊谈寄售（或称代售），争取摆「平台」的曝光率，折扣自然可以沟通，以建立出版社、书报商、读者三赢的局面。

当时白手创业的文化人都很辛苦，我在书店当小学徒时，即常看到皇冠出版社创办人平鑫涛先生下班后，骑着生了锈的破旧脚踏车，到每个书报摊送书籍与杂志。

当时，书街周遭的书报摊就有两百多个，盛况比书店更胜一筹，更有多家专做书报摊生意的中盘商，早期有黎明书报社、中期有农学社、后期有日全书报社，后来都成了出版社密集拜访的通路商。有段时期，连书店门市也必须依靠他们提供畅销品，厉害者一次可订下出版社的半数印量去发行，而且不退书。

出版社与书店的结帐，以三个月期票支付，而书报摊可以月结现金，所以到了月底，可以看到骑脚踏车沿街收帐的一人出版社老板。以打游击成军的书报摊突破自由竞争的瓶颈，创造了竞争力的奇迹。

诗人周梦蝶在武昌街一段五号「明星咖啡馆」门口摆设书报摊，比较特别，他没有卖书报，只陈列文学杂志以及诗人们的诗集，这里是作家、学生和读者经常流连的地方，也因此成为书街最美的文学地标。周梦蝶的书摊从一九五九年开始，持续二十一年，风雨无阻，直到他昏倒被送医为止。

早期有一些位置够好的书报摊，只需要销售几本刊物，即有丰富的营收与利润，如《空中英语教室》，当时学英语是全民运动，几乎人手一册。国外的英文杂志如《TIME》、《Newsweek》、《读者文摘》（中文版、英文版），以及财经杂志《财讯》也很拉风，文人刘少唐办的《传记文学》更是最受佳评的长销杂志。

到了一九六七年，政府为了管理，发起路边书报摊的牌照登记，没领到牌照的，或遇交通量大的地方，该摊位必须撤除。这一政令当然促使摊主与位置重新洗牌，手脚快或有关系可攀的人都成了既得利益者，每一根廊柱都是财神。

在党外抗争的年代，书报摊更是党外杂志流通的秘密基地，从一九七九到一九八六年，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有的累积了财富；有的则受牵连，卷入是非而坐牢。

但书报摊所带动的人潮对书店并没有关联，据我观察，书店与书报摊的读者完全是两群消费者，需要不同、思维不同，购买行为也有差异。面对门口书报摊的花样，向来配合政令、正经八百的书店，只能以「不屑与地摊文化互斗」的心态自我平衡，毕竟书是知识分子的粮食，不是叫卖的物品，买卖该维持基本礼仪，这是当时书街店家一致遵守的默契与美德。

对当时的读者而言，逛书街是精神享受。看到喜爱的书、需要的书，即使口袋空空，无法满载而归，也不会沮丧，书永远在那里等你翻阅，总是让人心情平静、意气风发，精神饱满、踏实，有着无所求的满足。

在天时、地利、人和下，当年繁华一时的书街，让不少出版社、书店、中盘商、书报摊因书致富。只是没有人想到繁华也有落尽时，二○○○年之后，随网路兴起，颠覆了阅读习惯，也改变了生活节奏。重庆南路书街从极盛时代的一百多家，目前仅剩十来家，一些老牌书店陆续歇业，具有规模的正中书局、文化书局、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不是搬迁就是改建成旅馆，仅剩少数几家大型书店与专门书店坚守本位，在时不我予的大环境下，他们的存在对书街具有标志性与意义性。

（下）

（本文摘自《书街旧事》一书，时报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