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还想当公共知识分子？

“你居然还在写，还在说。我不知道你怎么能做到，我是早就没力气跟人争吵了，也不想坚持讲什么道理了。我累了。可能也老了。属于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说出来也无人倾听，退回来，平常有二三知己也就够了，不然就一个人过活吧，总比在外吵架完还闹心要好。”

有老友这样对我说。当然，我并不意外，像这样的话，我最近两三年听了很多，那语气里有时是钦佩，有时又夹杂着怜悯，因为他们以一种洞察世事的哀矜断定，那份坚持只不过是无用功，是落伍于时代因而也无人理解并欣赏的愚顽，就像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隐含着某种不自知的滑稽。

这并不是“岁月静好”，他们不是不知道外面众声喧哗，那种“与世无争”与其说是修行到家，不如说是受伤之下的心灰意懒：自知精力有限，也放弃改变那个外部世界了，此时承认自己的失败和无能为力，也算是最后的体面从容。至于别人如何看待，活到这份上，难道还有必要在乎吗？

像这样想的，可不是少数，更不是现在才有。至少从三四年前起，我就注意到公共空间的变动：曾经活跃的那些知识分子，在“公知”这一名号被污名化之后，且战且退，逐渐放弃了对公共话题的关心，纷纷撤离这一喧嚣的空间，身后留下一地枯枝败叶。

对曾怀抱理想和热情的人来说，走到这一步 当然不 可能是心甘情愿的。很多人或明或暗地将网络舆论的变质谴责为“劣币驱逐良币”的堕落，由此将退缩美化为洁身自好，仿佛唯有退路才是出路。

随之兴起的一种话语更进一步表明知识分子与民众的疏离：他们以孤傲不屑的犬儒语气说，“不跟蠢人说真话”，因为这些庸众不值得拯救，他们的认知“配得上自己的苦难”。这样，曾经的进步、启蒙这一救世使命，切换成隐逸的个人救赎：不甘同流合污的高洁者，只能转而拯救自己的心灵。

我知道，照这样的看法，我仍然在呶呶不休，看起来多少有点像是天真，仿佛不知道自己做的是无用功，当然，更多时候是困惑，为什么像我这样的人会看不破。

三年前有一次，朱岳不无戏谑地说：“我觉得维舟老师的讲理是一种无意识的不讲理的讲理，可以对付无意识的不讲理、有意识但不讲理的不讲理，但对付不了有意识但讲理的不讲理。”

这番绕口令一针见血地道破了我们这个舆论场的复杂性：早已没有什么“道理”能取得共识，而讲道理能否胜出，靠的也不是道理本身，既然如此，讲道理又有什么意义？

如果说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多多少少还有一点士大夫情结，不说“家国天下”吧，至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责任感（“舍我其谁”），想要努力把一个更好的中国带给下一代，仿佛做不到就是对后人的失职，那么现在，连这一点也在烟消云散，对不想要后代的人来说，过好自己的人生就是唯一应尽的责任。

我们所熟悉的公共空间正在坍塌，不仅仅是因为权力的钳制和暴民的冲击，也因为越来越多人正在放弃。对那些不受欢迎的白乌鸦，根本没必要消灭或驳倒，只须让他们边缘化就行了。

社会学家赵鼎新发现，李贽对正统观念的挑战相当尖锐，但在中国社会却没有带来什么改变，孤独的异端是很容易被无害化的：

历史正在重演。这一次，知识分子不但被边缘化，也在主动自我边缘化，其结果就是我们的公共空间“垃圾化”和私人空间的公共化，许多人都心领神会：现在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倒是在私领域，但那不对一般人开放。

我当然也经历过灰心失望，不止一次。 在低沉的日子里，我重读过张爱玲，那种穿越时空的孤独感也是我们当下的写照：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艰难时世，你越是看清自己和他人的现实处境，就越能意识到这一点：在这时代洪流中，我们即便能有所预见，却无力掌控，“知识”与其说是一种改变现实的力量，不如说是让我们看清身为个体的无力，尤其当你孤立无援的时候，而这又会反过来加深那种孤独感。

我完全清楚那种滋味，但我之所以还在说，还在写，不是为了改变谁，而是不愿意自己被改变：我像其他人一样有权利就公共话题发表看法，如果我因为恐惧、厌恶、沮丧就退缩回来，那我不再是我了。

这甚至谈不上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特殊担当，只不过是作为社会一份子的职责，因为这种参与不仅是我们不可放弃的基本权利，而且也正是这种参与让我们成为完整意义上的社会成员。就算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也可以成为“公共人”。

退缩是一种自我限制，阻碍我们自由地成为自己。我始终记得埃利亚斯·卡内蒂所说的：“ 我想看清一切，却依旧保持宽容； 被所有人追随，却依旧保持独立； 在不经意间变得更好； 在忧郁中勇敢生活； 在别人的快乐中感受自己的快乐； 不从属于别人，却在别人那里生长； 爱最好的，安慰最差的； 永远不恨自己。 ”

我相信这自有力量，相信当更多人 看到 彼此发出的微光，我们就能想象不一样的可能性。一定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