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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游牧民与唐帝国──官奴婢、官贱民代代相传（十四）

到唐代为止，中国都市的商业活动是不能够在都市内随意进行的，营业地点受到官府的严格限制，长安是东市和西市，洛阳则有南市和北市，各种商店都被集中在这些地方。甚至，在这样的市场内部，同业者的店被安排在同一处比邻相接，像这样的同业店舖并列又被称为「行」。金银行就是一例，日语的银行一词就是受到其影响。

官贱民的来源是叛乱、放火、伪造货币等的犯罪者以及其家属，王朝交替期的内乱或与国外发生战争时产生的俘虏（包含妇女儿童）等。私贱民的供给源是背负债务的穷途潦倒之人及其妻子而自愿卖身者，虽是违法行为但被劫掠而来，遭到拐卖的人，透过奴隶买卖、赠与、交换、继承而获得的人，被下赐的官奴婢，甚至还有与官贱民相同是世袭，代代相传下来的人。

禁止人口买卖规定

私奴婢与部曲、客女的差异在于是否可以自由买卖，前者是物品，所以可以，相反地后者被视为人，因此是不行的。但是，这个始终是流于表面的形式而已。实际上，唐律里面的「转易部曲事人，听量酬衣食之直」是指奴隶或是部曲，可以用「衣食费」这一名目折合金钱转让给他人。这个情况的部曲（客女应该也相同）特别称为「乐事」，实质上是部曲的买卖。也就是，奴隶可以用自己的钱为自己赎身，从奴隶身分解放之后，依然待在原来主人的地方就被称为部曲、客女，被转卖给他人的话就另外称为乐事。

关于良民，根据法律和诏敕是禁止买卖的。池田温介绍了敦煌文书中的奴隶解放文书的雏型，依照他的论点，可窥见当时的社会观念，亦即不择手段把良民变成贱民是会下地狱的恶行，而解放贱民成为良民在佛教里面是足以匹敌福山之顶的善行。福山应该指的是福德（＝功德）之山，意即充满善行、功德的山吧。然而，这个良民买卖禁止令其实是表面的，实际情形是，依据私人之间的契约进行良民人口买卖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另一方面，奴隶也能存钱为自己赎身，甚至成为有势力的人。故此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唐帝国的奴隶，并非是一出生就注定无法翻身的身分，而是有机会往上升。

根据明治末期由大谷探险队带入，现在收藏在龙谷大学的吐鲁番文书记载，在盛唐天宝元年（七四二年）的西州，除了彩帛行、帛练行、谷麦行、米面行、菜子行（种子店）、铛釜行（金属器具店的一种）、凡器行（器皿店）这些名字的存在之外，口马、香料、药品、颜料、刀具、皮革制品等商品也分别在不同的行流通贩售。西州是指吐鲁番盆地的首都高昌，因为上述的大谷文书是设在西州（曾有一段时间称为交河郡）的市场公定物价表的残卷，所以应该也有处理其他商品的行，例如在长安为人所知的金银行、珠玉行、肉行、衣行等。相应地，在长安、洛阳、太原、扬州、益州（成都）、幽州（北京）等唐朝本土大都市的市场里面，至少从本文书知道的各种「行」应该全部都有。

唐代的奴隶市场

虽然有人口买卖的地方不一定有奴隶制，可是有奴隶制的地方一定有人口买卖。因此，在唐帝国，为了满足奴婢的需求量进行人口买卖是很普遍的。然而在建国初期的内乱平息，国内安定之后，奴婢的大量供给源则面临枯竭，而且伴随着在良贱制底下被认可的奴隶解放，从而使得奴婢减少，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必然需要从国外输入奴隶吧。先前介绍的吐鲁番出土的汉文文书《唐开元十九年（七三一年）唐荣买婢市券》即可作为部分证明。

敦煌文书里可以散见人口买卖的实例，其中一件是如实记载着唐代的敦煌（沙州）有奴隶市场，里面进行蕃汉奴隶的交易，稍后会介绍。另外一件是八世纪中叶在敦煌的奴隶市场，有位名叫王修智的汉人行商（原文为行客，意指沿街叫卖的商人）参与了贩卖十三岁的粟特人男奴隶一事，其中的一位保证人是住在敦煌的百姓安神庆，他应该也是粟特人。在唐朝的核心地带，几乎没留下任何的古文书，在正式的历史书籍里也鲜少记载像人口买卖这种日常琐事。可是，没有史料与不存在的事实，完全是两码子事。实际上，长安也好，洛阳也好，都存在过大规模的奴隶市场。

工业革命后机械文明时代的人们，甚至是活在现在电脑发达时代的我们，对奴隶的认知是浅薄的。可是在机械文明时代以前，奴隶可以说是最高级的精密机械，胜过现代机器人。而且，奴隶的价格相当于马价一到两匹的程度，有时候则比马还便宜。当时的上流阶级拥有可与现代高级车匹敌的马，对他们而言，作为随侍警卫或私兵的强悍奴隶（军事奴隶），或是作为耕作庄园的劳动奴隶（农业生产奴隶），为了传宗接代的婢妾，能歌善舞的艺人，包办以料理为首的家事奴隶（家内劳动奴隶），不论时代或地区，都是相当有魅力的商品。另一方面，对仲介奴隶的商人而言，这也是最高级的商品。还有对经营女肆（娼楼）的生意人而言，女奴隶也是获利可观的商品。当时，在人口世界第一的唐帝国，而且又是位于中心地的长安洛阳的奴隶市场，可以想见是多么的繁荣。（待续）

丝路、游牧民与唐帝国──官奴婢、官贱民代代相传（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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