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两度失业、坚持冷门研究 看BNT疫苗之母如何翻转人生

BNT资深副总裁卡里科。(摄影・骆裕隆)

爱因斯坦曾说，「我并不聪明，只是我和问题相处得比较久而已。」但和一个问题相处，究竟要多长时间才算久？

答案是：一生中最精华的40年。这是催生BNT、莫德纳等mRNA疫苗的生化学家卡里科（Karikó Katalin），亲身实践所得来的答案。

在卡努台风来袭前的8月1日，卡里科首次造访台湾，与另外两位学者联袂接受了第5届唐奖生技医药奖的殊荣。做为mRNA（信使核糖核酸）疫苗的关键推手，他们3人不但让全球数百万人不至于染疫而死，更开创了mRNA疗法的新时代。

对今年68岁的卡里科来说，自从2020年12月，她与另一位唐奖得主暨研究伙伴、宾州大学医学院教授魏斯曼（Drew Weissman）公开接种了第一批COVID-19疫苗以来，生活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因为她数十年如一日的研究生涯，在那一天之前，几乎只能用「无声的挫败」来形容。

「（她的想法）太过前卫，很难说服别人可能成真，」宾州大学细胞与发育生物学系教授班内特（Jean Bennett）是她早期在医学院的伙伴，「那些想法太像科幻小说，挑战性也太高。」

从卡里科在母国匈牙利就读大学开始，直到今日，她关心的研究主题就只有一个：mRNA。偏偏她的想法太过先进，主题更是冷门到无人闻问。

她的一心一意，逐渐变成同业眼中的一意孤行，更让她的学术职涯布满荆棘。

最早的挫败发生在1985年。在30岁生日的这一天，她遭到解聘。当时的匈牙利仍在苏联铁幕之下，她任职的赛格德生物研究中心，已经没有经费支持她的研究。

她最后与先生带着年幼的女儿，一家三口远赴美国。虽然这是改变她一生的转捩点，「却也是我被迫之下，不得不做出的决定，」她告诉商周记者。

即使卡里科辗转落脚常春藤名校之一的宾州大学，但她却集满了3大不利条件：她是育儿中的女科学家、还是18岁才学英文的移民；更致命的是，她研究的是经费拮据的冷门议题。

若以今天的职场语言来说，卡里科的选择，恐怕只能用「不识时务」来形容。她的字典里没有「以终为始」，她的眼中不见升等教授的终极目标。她不擅长写论文、拿经费的游戏规则，只一心埋首菜鸟才做的实验室工作。

「卡里科拥有博士学位，却屈就在临床医师组成的医学院，只能算是个『二等公民』，」曾提供她研究经费的心脏科医师巴纳森（Elliot Barnathan）对《华盛顿邮报》回忆。

在40岁的这一年，她先是从研究助理教授「降职」成研究员，后来连饭碗都差点不保。多亏了她指导的医学系学生、现任祖克医学院神经外科和放射学教授兰格（David Langer），也是莫德纳的共同创办人，向系主任强力要求，才让她又多留在宾大17年。

「我们从未私下讨论过（她的降职），」现任威尔康奈尔医学院助理教授史盖尔（David Scales）投书媒体《wbur》，他曾接受卡里科与魏斯曼指导三年，「当我加入实验室时，人们会耳语卡里科的经历，当作是给年轻学者的警惕。」

讽刺的是，冷门研究就算出现了重大突破，也难以动摇学术圈残酷的阶级生态。

2005年，卡里科与魏斯曼发表了改造mRNA的方法，可以阻止它启动人体免疫系统。若能将mRNA注射到人体，就可以命令细胞产生任何所需的蛋白质序列；不只是之后COVID-19疫苗的基石，更打开了无数新疫苗、治疗用蛋白质和基因疗法的大门。

「我们电话会接到手软，」当时魏斯曼兴奋的对卡里科预告。但结果却是无声无息，期待的电话铃声从未响起。一直要到好几年以后，BNT与莫德纳两家生技公司才收购了两人的专利。

「别为没决定权的事难过」

在别人等待退休的58岁，2013年，卡里科又一次失业。为了继续研究，这次她只身回到欧洲，到德国的BNT任职——一直到疫情爆发，为她的人生带来戏剧性的转变。

卡里科对研究的坚持，外界多半归功于天生的热情。但她自己认为，更多来自后天对研究与发现的执着。

「人们总是说，喔，你要跟随你的热情，但其实并非如此，」接受唐奖颁奖隔天，卡里科又神采奕奕出现在北一女中，为台下满座的4所高中学生演讲。

「只要不停练习、不停阅读、不停思考，你就会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看事情的角度就会不同。即使再无趣的主题，你越精熟，自然就越乐在其中，」她说。

对于挫折，她也并非视而不见，而是学会正向思考。「不论你被辞退，或失去工作，决定权都在别人手上；所以，不要花时间为自己感到难过，要把所有的精力投注在下一件事，」她也自嘲，自己总是被学校当成负面教材，「别人可以叫你走，但只有你能决定要走去哪里。」

即使是陌生人，也能从肢体语言中感受到她的乐观。在所有唐奖的获奖感言中，她的英语虽比不上其他英美得奖人标准，却是最幽默生动的。她出现的工作照，几乎都是面带笑容，「因为我在研究室总是很开心，实验会令人兴奋。」

面对一群高中生，「你们的父母听不到，所以我会说，你们就做自己想做的就好，」她不谈研究，而是拿自己为例，说当年妈妈不看好她谈姊弟恋，但如今已经结婚43年，「只有你自己最知道，所以就大胆一试吧！」

比起多数科学简报总是严肃又难懂，卡里科的演讲却是充满「人味」。不论对象是高中生还是专业同侪，她一张张简报呈现的，是数十年来的研究进展，更是她合作对象的回顾。

简报中有着满满的照片，会出现她匈牙利大学时代的恩师；也有叮嘱她一定要穿着绿上衣、黑外套造访北一女中的台湾好友；她热情介绍当年拉她一把的兰格，如今在Netflix纪录片《纽约医生日记》（Lenox Hill）中登场；也不忘调侃安静少言的魏斯曼，每天说出口的话仿佛有字数上限。

「还好科技不是进步得太快，如果当年我们可以下载论文，我就不可能在影印机旁遇到魏斯曼了，」她重述了媒体报导多次提及，两人1997年相遇的经典场景。

即使满怀正能量，她却绝非事事妥协的好好小姐，而是明确知道自己的所要所想，坚守原则的把关人。

兰格回忆起，某次实验室会议，卡里科面对一位握有雄厚资金的教授，却精准犀利的质疑他的数据，让对方直言要她下次别再来了。

对许多科学家来说，有了新发现就会成立公司、申请专利，拟定获利计划。兰格对《纽约时报》说，「这是凯蒂（卡里科的暱称Kati）脑中最不会想到的事。」

卡里科自己则记得，曾对着一位同事呛声，「我星期六、星期天也来工作，难道是为了你吗？我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学得更多、了解更多才来。」她先生曾笑称，以她工时之长，时薪恐怕只有1美元。

「我告诉女儿，科学就跟划船一样，」她的独生女苏珊（Susan Francia）是两届奥运8人单桨赛艇金牌得主，「赛艇选手总是倒退着划桨，看不到终点线；科学也是一样。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走在正确的方向上。」

「我们只能相信，也许下一个世代将延续我们的所做所学，最终对人类有所贡献，」即使卡里科的前半生在低谷徘徊，命运却为她迎来了颠峰时刻。不只在有生之年证明自己是对的，自己的心血更为了拯救生命，继续发光发亮。

商业周刊186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