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故事:妈妈接客时 我们会跑到屋顶去玩游戏

《生于红灯区》这部Zana Briski和Ross Kauffman编导的电影于2004年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自此，号称印度最大的红灯区－位于加尔各答的索纳加奇（Sonagchi）不再只是个陌生的地名；而多了令众人想一窥究竟的神秘面纱。近几年来持续有许多关于该地区现况的报导，但大多仍以最能够吸引大众目光的视角来呈现，像是以该地区人肉市场的活跃程度、买春的交易过程以及雏妓议题等等；该区孩童的生活情况则被镜头轻描淡写地扫过，鲜少再有像《生于红灯区》这般地深刻描绘与讨论。

片中提到原本计划是想长期田野式地拍摄性工作者的生活情况，但过程中发现红灯区充斥了孩子的踪影，他们一前一后好奇地跟着摄影机跑上跑下，Zana说他们再也无法忽略孩子的存在，于是他们共同开设了一堂摄影课程，共有八位孩童参加。Zana开始走入孩子们的生活，带着他们看红灯区以外的世界、进行个别的家庭访谈，关注孩子们的未来－也就是受教育的可能性，毕竟教育是摆脱社会底层桎梏的最佳管道。

然而，要找到愿意让这些孩子就读的寄宿学校并非易事，因为孩子们的父母亲是性工作者、是违反法纪的罪犯，学校不希望和从事非法行业的家庭打交道。几经相关拍摄人员来回奔走求助，最终八位小朋友虽然得以幸运地入学；但却并非每位皆得以顺利毕业，许多家长后来仍以家计为由迫使孩子放弃学业，一切回到最初的原点。当初母亲们答应Zana会让孩子持续就学到毕业的保证犹然在耳，终究仍不敌现实。

每当镜头带到孩子们嬉闹、争吵的画面时，他们就和同年龄层的孩子一样天真、活泼；但每当问到家庭状况与未来发展时，稚嫩的脸孔就被迫换上世故无奈的面具，即使他们的平均年龄却只有十一、二岁。

片中女孩Tapasi说，她从未想过要变得很有钱，即便生活拮据，也可以很快乐。他们似乎都知道父母亲的工作性质，女孩Shanti一家四口就住索纳加奇狭窄的隔板屋里，这里同时是住家又是妈妈的工作室。

Shanti描述道：妈妈接客时，我们就把屋子里的帘子拉起来，这样我们就看不到任何东西，或者我们会跑到屋顶去玩游戏。十岁女孩Kochi目前由祖母抚养，她妈妈的精神状况不佳，无法担任起照顾她的责任，爸爸则曾经企图想把她卖掉。她表示很害怕将来会变得跟父母亲一样，因为她已经可以想象到自己的未来。

大女孩Suchitra的母亲已经过世，她的阿姨一直在计划把她卖到孟买，因为家中的女性全部都在性产业工作，未来她也不例外。Avijit是极具艺术天份的小男孩，在妈妈离家之后，爸爸就染上烟瘾、萎靡不振，他提到妈妈曾经开玩笑说要送他到英国念书；「但我们连维持生活的费用都不够了，更别提念书了」。

然而，追踪近年来的报导即可知道如今的Avijit已经二十来岁，是八个小孩中，据所知，唯一成功远离红灯区到美国念书的小朋友，他的故事就像划破黑夜的一道曙光，却又很快地被黑暗吞噬。因为另一个则报导提到，片中的一名女孩在2005年获得奥斯卡奖一年后，已经按家中的安排，开始了在红灯区的性工作。

这些报导同时令人欣慰也心碎，毕竟在印度重男轻女的观念依然根植于许多经济落后的地区。女孩子的教育问题，永远排不进家庭事务的议程中，更别提在红灯区的女孩，她们的宿命早已被注定，甚至同为性工作者的母亲认为，卖淫与阶级压迫和剥削不相干，纯粹是一种生理性行为，一种自然性的生存方式。

从1772年一直到1911年的140年间，加尔各答一直是英属印度的殖民时期首都，是西方与印度文化冲撞与融合的交汇点，当时的加尔各答是教育、科技、文化与政治的中心，如今在其商务中心地区，仍遗留大量雄伟伫立、美轮美奂的维多利亚风格建筑，纪录着加尔各答最辉煌的十九世纪初期，怪不得以前的当地人称之为亚洲的罗马。

如今，加尔各答依旧是印度东部和东北部主要的商业和金融中心，在印度独立后经历了长期的衰退。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加尔各答经济开始了自由化进程，也迎来新的机遇，IT产业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加尔各答的经济复兴。此外，加尔各答国际机场是旅客前往西印度以及内陆国家—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等国须经的转运点，再加上当地丰富的文化遗产，为当地带来大量的观光商机。根据统计，西孟加拉国省游客人数（国内及国外游客）从2000年的4,935,000人增加至2012年的23,949,000人，整体游客人数增加了3.8倍。

观光产业的兴盛加上全球化的助澜下，索纳加奇的性产业也和经济全球化紧紧相扣。一名现役的性工作者表示：「我过去曾当过女佣，每月薪水只有15英镑（1英镑约合1.5美元），现在我可以赚170英镑，我遇到过很多将卖淫当作家庭传统的人」。许多单身的性工作者得养活父母亲及兄弟姊妹；连已婚妇女也是支付家庭开销的主力；因此，认命的女性离不开这里，离开了也不知应该何去何从。

性别政治学家Gayle Rubin企图将女人引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认为女人同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产业后备军，又是无产阶级主要的家务劳动者，成为真正双重剥削的受害者。

奇怪地是，在印度较底层的社会阶级中，妻子是担任家庭的主要生产力者，丈夫不仅不事生产还经常伸手向她们要烟酒钱，这与印度社会父权体制至上的结构似乎有点冲突。女性主义学家Marilyn Frye曾说这种男性寄生于女性的现象，是透过女人的力量、精神、灵感与抚育让男人得以存续，男性因为害怕被女人遗弃，所以会对寄生这种情形展现出惊慌、愤怒、歇斯底里，即可已说明为何许多家庭随着母亲的离去而分崩离析，丈夫因此一蹶不振。由此可见，索纳加奇的红灯区不再仅是观光客寻花问柳的娱乐声色场所，而是桎梏着上万名性工作者家庭存亡的关键。

索纳加奇这个号称印度最古老、最大规模的红灯区早已声名远播，吸引了许多国际NGO从二十世纪末就开始在此深耕，目的在于改善当地性工作者的生活质量，予以他们应有的尊严。其中的「杜尔巴行动」（Durbar Mahila Samanwaya Committee）于1995年7月成立，长远的宗旨在于争取性工作的合法化，希望政府能够将性工作纳入法律规范中，保障他们更多的基本权利。其次是提倡性健康以及反非法交易活动，提倡使用保险套并宣传性病与艾滋病相关的讯息。

这个以小区为治理基础的组织，为性工作者服务也为性工作者拥有，他们雇用当地的性工作者为计划的倡导者，不仅加强他们自我主导的意识，也希望透过同理心去影响更多的人。该组织的性病与艾滋病防范计划也被「联合国爱滋防治计划」认可为性工作者介入计划中最可行的范例。杜尔巴行动也为性工作者及其子女的教育作全面计划，目前该组织运行31个、覆盖人口700名性工作者及其子女的教育中心。

除了卫生和教育计划，还展开了打击贩卖人口的计划方案－自我管理委员会机制（Self-Regulatory Board）。这些委员会是未成年或被迫进入性行业女性的一道防火墙，并作为捍卫性工作者权利的仲裁员。

从2004年纪录片《生于红灯区》播出以来至今，十多年光阴飞逝，持续追踪这些年的报导；尽管索纳加奇红灯区得到了不少非营利组织的帮助，但成效并不如预期的显著。性工作的罪刑化及其工作环境，还有未依据法律行事的警察和政府，是目前印度性工作者最大的威胁。毕竟当地的小小改变，牵动的却是整个地方社会、经济以及政治上利益的分配问题，事情可大可小；唯一可以预期的是，政府最大的作为始终如一：以不变，应万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