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日本哲道的「台灣大人」:李登輝...時代鑄造的多桑領袖
前总统李登辉于2020年7月30日晚上7点24分逝世。图为2007年,李登辉访东京。当时已经退任的李登辉,最想去的就是俳人松尾芭蕉笔下绝景的日本东北名胜「奥之细道」。 图/路透社
台湾の巨人、死す(台湾的巨人,逝去)。
想不到过去一年间,我们就得送走史明和李总统这两位我心目中日本时代台湾人的最大代表。如果史明是一生奋斗于体制外的浪漫骑士,那么李登辉就是入世务实的绝对王者。身为台湾人,能够在生命中与这两位巨人受教交流,是我最大的荣幸。
台湾——或说中华民国,再没有比李登辉日本色彩更重的总统了。这位22岁前是日本人、曾任帝国陆军将校的台湾元首,因为司马辽太郎的《台湾纪行》而开始广受日本注目。司马这位日本国民作家在其晚年探讨日本各地风土的《街道をゆく》系列中,将韩国与台湾这两个旧帝国时代的领土,也列入于日本的「街道」(地方)之中,并且在台湾部分放了极大的叙述比重。
《台湾纪行》中借由对这位台湾总统的描述,司马用一贯观察细微而带着些许文学性哀愁的笔触,写出了台湾这块土地的矛盾与日本时代的残存风采,有时带着幽默轻描淡写地说着台湾人的大而化之、有时又带着怜悯诉说这些「被比自己素质还低的占领者统治」五十多年的住民们的苦闷;更多的时候,司马的眼中看到的是台湾所保留的「已失去的日本精神」。
而这些特色的集合体,就是在司马面前用日语流畅地诉说自己生为台湾人的「场所の悲哀」,和坚持着「公」与「私」分际的哲学者——李登辉。这些日本传统希望上位者具有的特质和美德,在今日日本政坛早已消失殆尽。这也是司马对于李登辉感受到的亲切感最大源头。
《台湾纪行》中,司马辽太郎带着怜悯诉说这些「被比自己素质还低的占领者统治」五十多年的住民们的苦闷;更多的时候,司马的眼中看到的是台湾所保留的「已失去的日本精神」。 图/联合报系资料图库、《NHK》组图
这些特色的集合体,就是在司马面前用日语流畅地诉说自己生为台湾人的「场所の悲哀」,和坚持着「公」与「私」分际的哲学者——李登辉。图为2005年,李登辉于京都西本愿寺,向司马辽太郎之墓献花致意。 图/美联社
从五专时间就以日本事务为自己专业的我,一直觉得像史明、李总统、甚至务农的昆滨伯这些在日本时代培养人格原型的「多桑世代」(多桑 / とうさん 即日文所说的父亲),和政权转移之后成长的现今六、七十岁的阿伯们,不管是价值观或是习性素养,根本像完全不同的两个种族。
或许李登辉所代表的这种对「公」与「私」的分际,和身为乡下农夫的昆滨伯每天必看《NHK》了解时事、李登辉博览群书总统当完还跑去养牛、史明在台独之外还花时间了解性别平权和年轻人心声的这种「一般教养」——也就是日文意指一个成人应有的素养和认识,造就了多桑世代们的独特风采。这种典型其实在战后日本也越来越少,更别说台湾一堆老男人读了理组医科多赚别人几毛钱,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的鸟样了。
最奇特的是,李登辉不止台湾铁粉一堆,甚至还「逆输入」回日本,成为日本许多政界人物的偶像和师事的对象。
「我是李塾塾长李登辉!」2004年Freddy林昶佐(左一)成立以李登辉为主题的资讯网站「辉!李塾」,当时的媒体宣传照。造型与名称的由来,是来自于日本经典热血硬派漫画《魁!男塾》,李登辉的角色连结到漫画中的男塾校长江田岛平八——完全的昭和硬派多桑、政治与教养合一的日系领袖。 图/李登辉学校
2001年,倾中派的日本外务大臣河野洋平,近乎失格地拒绝发给李登辉签证,但这反而引起了国内的义愤,也促进了日本李友会的结成。败战后的日本,在学界、政界形成「反省=反战=亲中国共产党」的左派主流构图,结果让研究台湾和蒋介石政权成为一种反动,要到60年代开始台湾研究才有重开之迹象。过去日本的反共传统,让日本长时间认定台湾为「自由中国」或「正统中国」,以中华民国为名的台湾政权也一直到1972年的日中国交正常化时,才断绝正式外交关系。
在这种传统下,1972年后与自民党政权维持良好关系的,一直是长期执政的国民党。而日本政界里的反共亲美势力,在早期其实对于日本国内的台独人士并不友善,与其说是与「台湾」交好,不如说是与代表自由中国的「中华民国」亲善。但是对于台独有充分理解、且身为体验过日本时代的本省人,又同时掌握国民党最高权力的「台湾人总统」李登辉,完美地超克了这种矛盾,而让「反共亲中华民国」的日本政界人士自然而然地将亲善的主体移转到了「台湾」身上。
在台湾国内的政治情感亦然。过去被国民党政权所打压的何既明、许文龙、「老台北」蔡焜灿等「元日本人」,原本应该与国民党不共戴天的杰出本省籍人士们,却因为李登辉的擡头、国民党内部权力重分配而克服了对其憎恶,不管是在私底下或是官方场合都成为李登辉的辅佐,也让这群大正、昭和初年出生的台湾人世代重新获得正当评价,因为过去的共同体验而延续了台日友好的香火。
这种情形不只出现在所谓的「民间友人」,在公部门中如外交官员张超英等的台籍公务员,亦因为李登辉的出现而克服了自我认同与族群感情的冲突,而将为国民党政权服务转视为是「为台湾人总统服务」。这也造就了短暂时期日本视角中「中华民国」与「台湾」的完美重叠。
2001年,倾中派的日本外务大臣河野洋平,近乎失格地拒绝发给李登辉签证,但这反而引起了国内的义愤,也促进了日本李友会的结成。 图/法新社
图为彼时日本国会跨党派议员组成「实现李登辉访日促进会」。现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当时也是组织发起人之一。 图/联合报系资料图库
曾任东京代表处新闻处长、也是李登辉《台湾的主张》发行主要推手的张超英(他与台独重要人物陈隆志、许世楷有姻亲关系),正如张超英于1963年私下会见许世楷、辜宽敏等人时所言的:
我是台湾人,台湾人应该做的我都会做,你不要讲,我也会做。
曾于1961年6月冒险夜会台独指导者王育德、并在日后与黄昭堂保持良好关系的李登辉,在民间的一般评价就是「口称统一但行为台独」的代表,这点也获得了在日同乡会等台独人士对李登辉的好感。同时李登辉时代在日本的舆论操作,也终于成功地将日本对「中华民国」的友好逐渐与「台湾」同化。这也是属于台独连盟系统的罗福全、许世楷两人得以在后李登辉时代先后成为驻日代表,于卸任后亦与李登辉保持高度友好关系的理由。
因此90年代末期,台独势力得以成功被整合进入李友会阵营,而在李登辉卸任退党后,由于国民党继任者对李登辉的攻击,而促使旧国民党时代留日同乡会系统人士脱离了与李登辉的连结,也造成了近年日本李友会几近台独一色的组织构图。
李登辉时代在日本的舆论操作,也终于成功地将日本对「中华民国」的友好逐渐与「台湾」同化。图为2001年摄于大阪。 图/法新社
就这样,这个「最台湾人」的总统,也成为了「最日本」的象征。同时,因为过去与党国周旋的经验,也让他拥有了某种旧时代的气口和「场面」。这位大家过去口中的阿辉伯,其实退任之后并没有像阿扁那种「台湾之子」的单纯亲和力,而更像是一种草根与权力揉合、又本土又日系,亲切与高深莫测的存在。
台湾人的亲切、日本人的公私哲学与纤细、中国官场的进退与谋略,这些元素集合起来,打造出这个名为李登辉的巨大复合体。对很多台湾人来说,这才像总统。
对日本人来说也是。在2016年某个集会中,我就亲眼目睹了日本李友会的会员们所有人在电梯前等候总统上楼,当电梯门打开时那种欢声雷动、像是迎接教祖降临的神奇光景。因为对许多日本人来说,他们在这个高大老者身上看到了领袖的典型。李登辉接受了完整的旧日本知青教育培养,虽然专攻理科,但求学期间研读黑格尔的唯心哲学,从战争体验中思考生死意义,甚至是接触当时母国日本的各种古典文学这些事,对当时的青年们来说根本就像以白饭为主食、但是偶尔也会吃面包蛋糕一样理所当然。
但是当时的焕发青年们,不是消失于战争的业火烈焰,就是战后残活成为美国小弟、甚至因为反省浪潮而会说出「我的祖国苏联」这种莫名其妙的恋共亲中左派人士。80、90年代的日本,更是各种不学无术妈宝爸宝「二世」政治人物大量出现、内阁制演变为政治金权化与政权僵化最严重的时代。对于过去日本的美好追忆,让许多人觉得:这位只身推倒外省党国势力,甚至与中国分庭抗礼的台湾总统,根本就是他们理想中的「大人典型」。
毕竟日本制的理想领袖也很稀少。
阿辉伯更像是一种草根与权力揉合、又本土又日系,亲切与高深莫测的存在。图为李登辉游览名古屋城的资料照片。 图/联合报系资料图库
从日本人的眼中看来,如果要说战力,那执政十二年从空有大位到横扫旧势力的「李登辉総统」,根本霸者教科书。如果要说素养和亲和力,退任后访问日本,结果最想去的是俳人松尾芭蕉笔下绝景的日本东北名胜「奥之细道」。很多台湾朋友一直觉得奇怪,为什么李总统对这个地方情有独钟?理由也很简单,因为「奥之细道」之旅代表的,就是日本古典文学的基础教养,就和中国人吟西湖、歌白帝城颂赤壁赋一样。所以当李登辉说出自己宿愿是前往奥之细道时,许多日本人只觉得:怎么会有这种日本理想中内外兼修、深度与实力并具的大人存在?
而且这个大人,当总统的地方是过去大日本帝国的「外地」台湾。
2020年7月30日,巨人辞世。当然政敌或是旧时代的残渣们有些爽在心里,有些因为素质低落、无法理解旧日式教育培养出格局与教养的货色们,第一时间开始传说李登辉这么日式一定是日本人私生子之类的鬼话。如果只因为李登辉的风格行事那他就是日本人,那么好了——
史明一定也是日本人。
昆滨伯大概也是日本人。
外交老兵张超英应该日本人。
罗福全、许世楷好像也日本人。
大师李敖出生在日本治下的中国东北,一定日本人。
……是够了没。
图为2004年,李登辉于石川县和北市的西田几多郎之墓。 图/联合报系资料图库
李登辉与其夫人曾文惠,2004年在日本金泽。 图/联合报系资料图库
许多日本人只觉得:怎么会有这种日本理想中内外兼修、深度与实力并具的大人存在?图为2007年摄于日本平泉中尊寺。 图/法新社
李登辉的时代让台湾和平民主化,但也换来了「黑金教父」、「民粹源头」的骂名。许多人攻击李登辉让台湾治安极度恶化、黑道得势,但是其实台湾治安恶化早在经济起飞时代,就随着所得提高和社会开放就开始;十大枪击要犯排行榜出现、林洋港说「要让铁窗业萧条」没头路,结果自己先没头路——这些早在蒋经国时代就已经发生。
为了打败以族群区分为基础的党国体制,李登辉的确扶植了台湾本土的「有力人士」们。但我一直记得在《台湾纪行》里,李登辉曾经说过自己的任务就是让「台湾人可以晚上安心睡觉,不必再担心无缘无故被人带走或攻击」。许多反对者可能会说,「李登辉没有做到、至今还是常听到社会有些暴力或是不公不义之事。」但我认为,李登辉最少做到了一个伟大的成就:
就算现在有人无缘无故要来把你带走,这些人也不再是穿制服戴帽子的了。
日治时代的两大巨人——史明与李登辉——相对于史明,李登辉重视的不是独立,而是先让台湾真正变成一个国家。有人攻击李登辉在台湾人民素质还未真正提升之前就开放民主,以致后来产生了像之前韩国瑜等等的乱象。
如果史明是一生奋斗于体制外的浪漫骑士,那么李登辉就是入世务实的绝对王者。图为2011年,两人同框合影。 图/联合报系资料图库
但正因为有李登辉,所以我们得以在错误里一步步学习,慢慢理解了权利与责任的平衡。因为有李登辉,我们得以一边骂台湾种种的没水准、但是又一天天增进加强社会素养。因为有李登辉,所以我们可以骂总统而不必担心被警总登门拜访。因为有李登辉,所以我们有了想投谁就投谁的神圣一票,然后嘲笑晚年的李登辉出来根本没票。巨人逝去,但他们打造出的基础,让我们有了今天仍然还不完美、有时乱七八糟甚至让自己看了都肚烂,但是未来还是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台湾。
史明终身未婚、李登辉中年丧子。如果以台湾传统观念来看,这两位大人都没有留下「香火」。但是每次看着网路上许多年轻人在为了国族认同、文化建构在讨论甚至争吵,台湾意识越来越成为社会共识时,我都觉得史明远比许多子孙满堂的有钱俗人幸福百倍。
而走出家门看到大家为了自己专业奋斗,以身为台湾人为荣、以台湾制造为傲,在这个小岛上或许有时会因为蓝绿而朋友斗嘴甚至家人屁脸,但是真有天灾或外敌侵逼时,我们大家又都团结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李登辉当时培育国家的志业,让他拥有了成千上万名为「台湾人」的后代。
お疲れ様でした。大统领阁下(辛苦您了,总统阁下)。
お疲れ様でした。大统领阁下(辛苦您了,总统阁下)。 图/联合报系资料图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