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鄉，故鄉】沈珮君／大化無形（下）
奚淞家中贴着一幅他的书法「大而化之」，他认为俞大纲就是这个「大」字代表的「大人」。（图／沈珮君摄影）
俞大纲去世近半世纪，他撒下的文化种子成为台湾最美的风景
不要担心，奚淞有自己的世界
俞大纲曾在台静农邀请下，在台大开讲李义山的诗，后来也在淡江开课，文化戏剧系及艺术研究所是他创办的。他还有另外一个「课堂」——怡太旅行社。旅行社是朋友办的，他挂名董事长，有一间小办公室，很多年轻人出入其间，随时来去，随兴开讲，林怀民悼念俞老师的文章〈馆前路四十号〉，便是怡太旅行社的地址。
俞大纲曾戏称那是一座「破庙」，他是那里日日撞钟的「老和尚」。
台湾六、七○年代，经济尚未起飞，却在几年内被逼退出联合国，与美、日双双断交，正像一座屋漏偏逢连夜雨的「破庙」，人心惶惶，纤细敏锐的文青则像在土壤里待要勃发却又不安的生命，躁动徬徨，而俞大纲这个老和尚的钟声，引导、鼓励、安定他们，狂乱青春遂在后面几十年一个个漂亮迸发。
漂亮，其实是经过长期不懈的挣扎与坚持，过程中当然不乏自暴自弃的那一刻。林怀民有过，奚淞也有过，大雾茫茫，俞大纲在背后撑住他们，那是一双坚定的手。
自法国巴黎美院归来的奚淞，1978年与黄永松、吴美云、姚孟嘉共同创办汉声中文版，并称「汉声四君子」。奚淞多才多艺，汉声对他十分宠溺，他却长期陷在存在主义的虚无感之中，无法超脱，一度酗酒，朋友忧虑地问俞大纲：「奚淞怎么办？」俞老师一笑：「不要担心，奚淞有自己的世界。」奚淞辗转得知，「就这样一句话，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奚淞孤僻、自闭，始终觉得自己与周遭格格不入，俞老师如洞悉一般：「奚淞有自己的世界」，让他豁然开朗：「我没有问题。」他认为那句话像是一把钥匙，「俞老师给了我自由。」被释放的奚淞回忆那个关键，仍难掩激动，他开始自在、自信，纵浪人生，不再害怕，「这轻轻一句评语，日后带我冲破多少次精神低潮，」他在七十多岁的现在回想：「如果没有俞老师的那句话，我做不到。」
奚淞自称「手艺人」，一手写文章、写书法，还有一手画佛画、油画，还做版画，除了潜心佛教美术，他还搭建中国神话结构，修佛、修道，从各个路径寻找人类在物质文明中一路丢失的「心」。
他对哪吒、夸父、女娲、《红楼梦》的独创解读，让许多挣扎、自苦的年轻生命，得到启发或被理解——正如同俞老师对奚淞的理解，因为被理解，而不再孤单，灵魂便可安定，便可勇敢正视自己的生命问题。
目睹世界纷乱、环境窒闷，奚淞曾问俞老师：「革命好？或点点滴滴的建设好？」老师回答：「从来没有革命是成功的，那是打架。」奚淞现在回想此话，再看看我们此世：「现在的政治像不像泼妇骂街？国际战争像不像黑帮械斗？」奚淞很感念：「俞老师给我的路径是『美』，」奚淞说：「在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间，俞老师找到『美』。美是『物质』和『形而上』的分界点，再上去就是道法自然的『自然』、儒家的『天』。」奚淞生活、创作虔心敬天、法自然。
战乱方歇、百废待兴之际，奚淞在俞大纲那里学到「美」，得到「爱」。他从俞老师身上看到一种无污染的爱：「想要控制、占有的爱是『贪』，是被污染的爱；未受污染的爱是人原有的『自性』。」奚淞更进一步体会到：「为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是有福的？因为大难来时，更能激发人超越。」俞大纲便是在那个一言难尽的时代，以美和爱超越自身的苦闷，用庞大的能量带领一群青年，后来他们也以各种形式展示从俞老师以生命灌溉给他们的美与爱。
「学子弟，迎城隍」，邱坤良(左二)带领大学生参加灵安社子弟戏。（图／翻摄自1977年5月号《美哉中华》画报）
亲力亲为投入「子弟戏」
俞大纲给他们的美学教育不限京剧、昆曲、诗词，还包括鼓励他们研究民俗，甚至亲力亲为投入「子弟戏」。
邱坤良便是率领大学生研究、参与子弟戏的第一人。他的硕士论文指导教授是俞大纲。他在念博士班时，俞老师即要他在文化开一门课教「民间艺术」。邱坤良因缘际会认识了台北市迪化街霞海城隍庙的「灵安社」老子弟。
子弟戏是民间组成的非专业、非营利的北管表演团体，成员都是乡亲子弟，平常各人从事各种职业，空闲时接受训练，迎神赛会就出来表演，是信仰，也是娱乐。子弟戏本是华人社会很普遍的组织，充满浓浓的乡土情，但因为工业化、电视兴起后，开始没落。灵安社是当时两个最具规模的子弟戏团体之一。
「我当初只是有兴趣」，邱坤良投入之后不可自拔，并鼓励文化学生进入灵安社，跟他们一起学习，最后还上台表演了三十多场。融入的过程很不容易，子弟戏团体以乡亲为核心，他们怀疑这些「高高在上」的大学生有何目的，也不相信他们吃得了苦，而学生家长也有疑虑，因为灵安社在当年风化区附近，十公尺开外，就是知名的「日日春」，有些女生去了一次就打退堂鼓。邱坤良与老子弟、学生多次沟通，终于解决了大家的心理障碍。灵安社非常照顾这些小子弟，倾囊相授，大学生也勤奋地跟着老子弟学戏，甚至跟他们一起与妈祖巡回，一路表演，切身体会这块土地与人情，这是课堂不易学到的。
俞大纲极为鼓励学生走出课堂，参与乡土文化，他认为子弟戏不仅有原创的生命力，而且是「传统戏曲散落在民间的根」，他并生动的形容子弟戏的北管：「北管就是京剧的表弟。」俞大纲曾亲自去慈圣宫看灵安社表演，那天下雨，学生弄来一把雨伞，他不肯打，担心挡住后面观众，他与他们一起全场坐硬板凳在雨中观赏，还兴致勃勃拿相机拍照。看完日场，意犹未尽，他说还要来看夜场，学生预先替他备好有靠背的椅子，却始终未见他来坐，原来他坐到旁边的茶棚，与人一边看戏一边喝茶交谈，仍然坐板凳，事后他说，「还是这样潇洒」。
当戏曲进入极精致之后，必须再向人民学习
俞大纲还请牛津大学教授龙彼得、中研院院士李亦园指导他们乡土研究方法。但他支持子弟戏却引起某些「知识分子」撰文批评，讽刺提倡民俗艺术的人「是一些贵族和有闲阶级的发思古之幽情」。那天，他深夜十一点打电话给楚戈一吐胸臆：「民俗艺术是我们文化的根，根的上面也许开了一些不一定喜欢的花，像被他们批评为有闲阶级的文人画一般，但我们并没有提倡那些脱离大众的东西。」俞大纲解释他为什么鼓励大家去研究子弟戏：「一个文化若想在外来文化的冲激下，保持自己原有的活力，以求得新的适应，是不能忘本的，」他强调：「民族文化来自民间，民间的东西受到千百年的冷落，也许也僵化了，但根总是还在的，只要有根，就有活命的机会。连根拔掉才是死路一条。」
他对那些批评很感慨：「现在实在不是说风凉话的时代……要用建设代替批评。没有建设的批评就是空谈，那种东西有毒，那种东西要不得，你也拿出代替品来，上演你认为正确的合乎理想的戏，推出你认为正确的合乎理想的小说……说别人做得不好容易，要拿出代替品难。」在结束谈话前，他勉励特立独行的楚戈：「你的研究工作，说不定也有人要骂你，但千万别管那一套。你做出了成绩，别人不得不承认你，那种影响才是久远的。」那天电话谈了很长，俞大纲在打完电话第三天就过世了。
俞大纲去世的时候，灵安社的老师兄们很难过，社长想为他出最大阵头送葬，后来虽因治丧委员会另有安排而未实现，但了解灵安社文化的邱坤良知道这质朴的心意多么厚重：「灵安社向来是不轻易为灵安社以外的人送葬的。」后来在善导寺公祭时，哀悼场所铺的蓝色地毯是从灵安社借来的，而灵安社也是向来不让团体的文物出现在外人丧葬场合，邱坤良深深感动：「由此可看到灵安社老师兄对俞老师的最大诚意。」
奚淞是台湾做田野调查的先驱，他深知草根潜伏的能量：「当戏曲进入极精致之后，高得不可辨识，渐渐失去生命力，必须再向人民学习。」尤其是若遇战乱，阳春白雪的东西突然消失在台面，但反而保存在人民日常生活里。奚淞说：「就是这样的中华文化，让中华成为不死鸟，浴火重生，永远有种子择时择地而出。」
俞大纲对传统文化的关心，其实紧扣时代脉动。媒体人陈怡真在俞大纲逝世后，写了悼文〈立雪再生来〉，她说，「他最怕的就是别人把他当『孔庙里的冷猪肉般供起来』。」俞老师对新事物好奇，尤其始终喜欢和年轻人谈话，对他说这些都是学习，另一位媒体人邱秀文也曾记下俞大纲另一句名言：「别人是温故而知新，我可是知新而温故。」
黄永松和汉声始终铭记俞大纲的期勉，连结现代和传统，1997年汉声杂志100期，推出充满民俗风味的「剪花娘子」。（图／联合报系资料照片）
拳拳于心的，是如何连结传统与现代
俞大纲拳拳于心的，是如何连结传统与现代。他不断写新戏，带跳现代舞的林怀民看京剧，也以此鼓励汉声。黄永松和奚淞都记得，汉声还是新生儿时，「俞老师勉励我们要做『肚腹事业』」，年轻并且原本钟情「前卫」艺术的黄永松乍听以为是要他们做「杜甫」，后来才知俞老师是以人的身体为喻：「头是智慧，是现代，是往未来；脚是传统文化，是根」，现在的人「有头没脚」或「有脚没头」或头脚分离，俞老师期许：「永松啊，汉声要做肚腹，就是古今连结啊」。
知名作家施叔青也听俞大纲说过：「我的双脚踩在传统里，我的头是现代，中间是我自己，把上下连接起来。」施叔青在悼念俞老师的文章中回忆这话对她的影响：「经由老师口中，那一个将死冷硬、或者只是塞满了空洞的能力、抽象的玄学的古老中国，慢慢地回暖复苏了，我们仿佛来到一片平实、坚定的大地，站在上面，心中第一次充满了笃定自信的感情。」她后来完成『香港三部曲』、『台湾三部曲』，以大河小说为她生活、生长的土地立史传，2008年成为国家文艺奖第一位女作家。
在七○、八○年代，汉声四君子带编采团队下乡，是台湾最早一批做田野调查的人。1988年两岸开放探亲以后，田野调查跨距变大，以台湾三大移民群体泉州、漳州、客家人为主轴，多次寻根田调，出版许多器物、建筑、民俗等书籍，视觉艺术强烈，让古早文化令人眼睛大亮，他们并以建立「中国传统民间文化基因库」自我期许。2017年黄永松获得总统文化奖「文化耕耘奖」，这距俞老师过世刚好四十年了。（后记：黄永松先生受访不久，于3月4日凌晨病逝。大师远行，令人依依。）
「文化的事业是要慢慢来的，要一代两代的做下去。」俞大纲曾如此告诉年轻的蒋勋，劝他不要急切。而俞大纲凡事从容，即使爱徒邱坤良后来因为跷课事件被文化博士班勒令退学，俞老师知道后也不过是哈哈一笑，而日后这个被退学的小子成了「文化建设委员会」主委，后来在担任国立艺术学院（后改名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校长时，创办艺术行政与管理研究所，并兼任首任所长。
「大化无形」，奚淞解释孟子〈尽心篇〉「大而化之之谓道」这句话：「『大』是人格者。就像俞老师，他真的像是没做什么，影响你一生。」
俞大纲这样一个「大人」，曾抄录自己的诗送给奚淞。那天，俞大纲访奚淞未遇，坐在他的书桌前写了一幅字留给他：「璎络光摇劫后尘，墙隈对汝一怆神，悬知天意怜幽仄，故遣优昙幻此身。……」他以璎络喻樱花，灿烂而短暂，而优昙是佛典花名，三千年才开一次花，这是强烈对比，俞老师去世多年后，奚淞悟出「墙隈对汝一怆神」的「怆」字，「包含有对生命最大的同情和感谢，甚至于一份从痛楚中萌生的欢悦了」，奚淞如醍醐灌顶，俞老师以樱花的短暂、优昙的恒久在度化他？难道他那时就看出、预示了奚淞未来会在无常世界的苦痛中超脱、欢喜向佛？
俞大纲远矣，但是，他遍撒的种子，一路莲花，迤逦近五十年，他的弟子将他不长的生命无尽地延长。就像李义山的诗，「留得枯荷听雨声」，奚淞回忆俞大纲在解释这句诗时忍不住叹息：「中国人哪……就算人生到怎样枯寂时，还是有远景的。」何况不只是听雨呢，烂泥堆中有许多跃跃的莲子。（下）
奚淞在俞大纲送他的「璎络」诗左右补上俞老师最爱的李义山诗。（图／沈珮君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