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75周年：配合日军在香港作战的「第五纵队」
在日本占领香港长达三年零八个月的岁月里，究竟是英国人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港九地区的地下抵抗运动，直到今天还是一个令不同政治立场的港人争论不休的问题。就跟到底是国民政府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对日抗战一样，这个问题永远无法得到一个真正客观的答案。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以加拿大部队为核心的大英帝国部队，确实在75年前的那场香港保卫战中扮演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无论如何，有着「东方之珠」外号的香港在遭到日本占领以前被牢牢的控制在英国人手中，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中国共产党都不具备在港九地区领导与组织军队抵抗日军的侵略。英军当年在港九地区的防御部署得宜与否是一回事，但是无论是来自港澳、两岸、欧美还是日本的历史学者，到了今天却是谁也没有办法否认他们在战场上展现出来的作用与勇气。
更令许多香港人津津乐道的历史，在于他们许多人曾经以华籍英军或者华人警察的身份，与来自加拿大、英国、印度以及尼泊尔的将士们一起在战场上抵御日军的进攻。不过提到1941年12月8日到12月26日的这场香港保卫战，其实还有一个层面的问题比较少有人提及，那就是曾经有大量华人充当日本宪兵队在港的「第五纵队」，配合日军与英军作战。
进攻香港的日军第23军，曾经得到来自香港的「第五纵队」协助。（香港历史博物馆）
香港人的反殖民战争
自1895年以来，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就成为了孙中山、陈少白、尢列与杨鹤龄，即满清政府口中「四大寇」策划武装起义的基地。来自海内外的大量华侨知识份子与洪门的道上兄弟，都是在香港接受孙中山先生的号召投身革命的。同时，香港也一直为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还有后来的同盟会视为向国内走私军火的转运站。
换言之，早在中华民国正式成立以前，香港民众就已经深受革命思想的薰陶。外加民族主义的思潮伴随着西式教育进入香港，当地的知识份子逐渐了解不只祖国的人民必须要摆脱满清王朝与北洋军阀的压迫，就连他们自己也应该要争取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枷锁。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英国人也确实是以赤裸裸的殖民统治手段来对待香港人的。
在港英政府的安排下，香港境内的欧洲人与华人被严格规定不能居住在一起。到了20世纪初，除了何东等少数混杂了欧洲血统的精英家庭外，绝大多数的华人不被允许在海拔788公尺以上的山上建造住宅。华人虽然因为在商场上有优秀的表现，而获得港英政府允许担任议员，但是他们在以欧洲人为主的议会里能发挥的影响力始终非常有限。
占总人口90%的华人，不被允许参加选举与投票。任何质疑殖民统治的香港人，都有可能遭到警方以鞭刑伺候。华人报刊的言论，也必须要接受港英政府的严格管制。由此可见战前的香港既没有民主也没有自由，华人被完全视为「次等公民」看待。为了争取自由与尊严，香港人踊跃的支持由国民党与共产党携手发动的北伐，期望祖国早日走向统一强大，并从英国人手中解放自己。
由中国共产党在1925年6月份发动的省港大罢工，就得到香港电车、印刷与船务工会的积极响应。对日抗战爆发后，日本人一度取代了英国人成为最令香港人民厌恶的外来侵略者。然而由于英国人深怕得罪日本人，一度以政治手段打压宣扬支持祖国抗战的报刊，让宣扬中日合作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汪精卫政权逮到了机会。
打着孙中山先生传人的招牌，汪精卫在香港创办的《华南日报》一方面与重庆还有延安的报刊打对台，二方面则向民众灌输「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吸引了一票痛恨英国人的民族主义者支持。而首先响应汪精卫政权的，是平常在公家机关服务，被英国长官当成下人使唤的基层公务员。尤其是被英国籍督察压在头上，永远无法出头天的华人警察。
根据老记者谢永光的研究，战前港英政府将警察分为ABCD级，其中C级警员大多来自于广东省，并非土生土长的香港人。自幼在充满战乱的华南地区长大，这些C级警察最无法接受趾高气昂的英国督察指挥，民族情绪也最为刚烈。所以早在日军对香港发动攻势以前，就已经有为数不少的C级警员专门为日本人从事情报搜集的工作。
另外一批为日本情报机构吸收的，就是当年最踊跃支持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洪门弟兄。然而，洪门毕竟是一个拥有光荣历史传统的爱国组织，他们当然明白与日本人的合作意味着对祖国，也就是中华民国的背叛。但是还是有一部份的道上弟兄认为，他们与其看同样是黄种人，而且也深受儒家文化传统薰陶的日本人脸色，也不愿意继续受「洋鬼子」的气。
于是，原本一起参加革命的洪门，也因为应该要与英国人还是日本人合作而走向决裂。包括「胜利友」、「和安乐」、「和洪圣」、「和群英」与「和利和」在内的帮会组织，接受日本宪兵队的收编，担任起了为日军开路的「第五纵队」。掌握了大量华人接受日本人收编的情报后，港英政府想要压制「第五纵队」的嚣张气焰，唯一的选择是寻求中国国民党驻港澳总支部主任委员陈策将军的协助。
位于西湾的驻港英军砲兵阵地。（香港海防博物馆）
「第五纵队」与九龙陷落
12月8日，也就是珍珠港遭空袭的五个小时以后，日本陆军航空队就由广州天河机场派机空袭香港启德机场。此次轰炸，等于是向潜伏于港九地区的「第五纵队」发出了行动讯号。当日军第23军集中兵力对新界的「醉酒湾防线」（Gin Drinkers Line）发起猛烈进攻的同时，以「胜利友」为代表的黑帮团体首先在九龙半岛发难。
左臂上挂著白色布条，并且以「胜利」为口号的帮会人士，开始大举洗劫旺角、油麻地与官涌等地区的杂货店与商场。甚至，他们还胆大妄为的攻击香港警察。由于英军主力部队都被调往「醉酒湾防线」，孤立无援的香港警察面对帮会人士的攻击毫无招架之力。虽然是高喊着要将英国人驱逐出香港的口号，但是「第五纵队」毕竟是由帮会人士所组成，所以越到后面他们就越无纪律。
刚开始，他们先是攻击替英国人服务的香港警察，并趁机洗劫街道上的商家。可是到了后面，「第五纵队」甚至闯入民宅抢夺财物。任何不愿意乖乖交出钱财的民众，都有可能为这些帮会份子当场砍断手臂。波及一般老百姓还不够，据说还有同为「第五纵队」的两票「胜利友」人马，疑似因为地盘瞧不拢的原因而相互大打出手。
12月11日，由苏格兰与印度人固守的「醉酒湾防线」被突破，指挥驻港英军作战的莫德庇少将（Christopher Maltby）命令守军从九龙撤退。「第五纵队」得知此一消息后，于尖沙咀的半岛酒店天台上升起了代表大日本帝国的太阳旗。半岛酒店虽然只有六层楼，但却是当时整个九龙半岛最高的建筑物。目睹到太阳旗在九龙升起的画面后，第23军军长酒井隆中将才放心让部队开入市区。
早些时候，港英政府为了保存自己的颜面，不愿意向中华民国政府的驻港机构寻求协助。要等到「第五纵队」配合日军攻陷九龙，并且扬言要强奸与杀害港岛境内所有白种人的妇女与幼童之后，英国人才低声下气的向陈策将军求援。中华民国海军出身的陈策，在三年前的虎门要塞保卫战中因为力战日军而失去了左腿。对日本人恨之入骨的他，爽快的答应了英国人的请求。
1941年12月18日，日军于香港举行入城仪式。（香港海防博物馆）
中英合作压制「第五纵队」
想要制止「第五纵队」在香港闹事，唯一的方法就是动员另外一批抗日的洪门弟兄出面保护白人。然而，抗日的洪门人士虽然痛恨日本侵略者，但是却也不认为自己有义务为高高在上的英国人提供保护。因此，港英政府刑事侦缉处（Crime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 CID）处长助理警司修夫顿（F. W. Shaftain）希望能够在陈策协助下，收买这些华人帮会领袖协助维持秩序。
12月12日，修夫顿在警务处长俞允时（John Pennefather-Evans），还有陈策将军副官余兆麒的陪同下，约见五名香港岛的帮会代表谈判。考量到这些爱国帮会人士可能不会收「洋鬼子」的钱，国民政府还透过青帮大老杜月笙门生张子廉提供20,000港元的佣金给这些帮会代表。不过光凭这两万元与杜月笙的面子，显然没有办法改变这些帮会领袖对英国人的态度。
首先，在日本即将攻下香港的节骨眼上，任何出面协助英军维持秩序的行动都将让这些帮会领袖陷入万劫不复的境界。其次，这五名代表背后所代表的是有近60,000人左右的帮会力量，这20,000块港元看在他们眼中简直是连拿来塞牙缝都不够的笑话。最后，则是过去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时候，港英政府曾经对日军的屠杀行为袖手旁观，所以他们内心其实也忍不住的想看英国人的笑话。
于是，这五位帮会代表提出了一个港英政府永远无法负荷的价码，使得整个协商不欢而散。不过此刻国民政府已经对日本宣战，并且成为英国在远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因此协助港英政府对付「第五纵队」，仍是陈策将军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在12月13日发表了一份《告港九侨胞书》，呼吁港人踊跃出面协助大英帝国的军队保卫香港。
部份的帮会领袖受到感动，开始纷纷向陈策提供「第五纵队」在港岛活动的情报。也就是在陈策将军的协助下，香港警方逮捕了正在与日本洽谈合作的东华医院主席陈廉伯，有效的压制了亲日派在港岛境内的活动。光是协助香港警方逮捕「第五纵队」还不够，陈策将军还出面召集了15,000名司机与伕役组成马夫义勇队为英军运送作战物资。
得到情报局局长麦道高（David Mercer MacDougall）充分授权的陈策，有权力枪毙任何被怀疑是「第五纵队」的违法份子。而伴随着日军的攻势蔓延到港岛，他指挥的马夫义勇队也曾经直接参与过战斗。曾经有一次，马夫义勇队还以在夜色的掩护下，以准备提供给英军的手榴弹攻击日军设在商务印书馆印刷厂的指挥所。
然而如此英勇的表现，并没有办法逆转英军在战场上的失利。在12月25日得知总督杨慕琦爵士（Sir Mark Aitchison Young）投降的消息后，陈策将军与麦道高带领70多名港英军政人员搭乘六艘皇家海军的鱼雷艇逃回内地。英军与国军的抵抗结束后，日军开始动员「第五纵队」清算前华籍英军、香港警察还有马夫义勇队的成员。
1945年9月，重返香港的英军开始学习善待香港居民。（帝国战争博物馆）
港英政府的政治改革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在英军第第17高射砲连服务，并参与击落一架日军九四式水上侦察机的蔡彼得，就知道自己如果继续留在香港会惹上巨大的麻烦。于是他在日本宪兵队找上门以前，就带着老父亲一起逃回广东老家避难去了。原本充当「第五纵队」的广东籍C级警员，也摇身一变成为日本宪兵队指挥下的「宪查」，到处逮捕曾经抵抗过日军的港人。
曾于英国皇家海军奥迪号（HMS Audy）巡逻艇上服务的李福基，在杨慕琦爵士宣告投降之际，就与长官一起弃船脱离战场。不过李福基回到旺角的家里还短短不到一天，就看到宪查带着日本宪兵来抓他。李福基转身就离家逃跑，并且在外面游荡躲藏了一段时间后，就跟着其他的华籍英军一起回到中国大陆。到了桂林以后，他被戴笠的军统局吸收，成为了中华民国国军的一份子。
蔡彼得表示，也有一部份前华籍英军出于自保或者追求利益转而选择与日军合作。他过去在第17高砲连服务的一位战友张查理，就透过结交台籍日本兵的方式成为了合作者。不过包括蔡彼得在内，更多的华籍军人在广东加入了英军服务团（British Army Aide Group），重返港九地区为盟军搜集情报，或者从事拯救战俘的工作。
占领香港以后，日本人很快就露出了侵略者的真面目。他们没有如同处理天津与上海英国租界的方式那样，将香港归还给汪精卫政权，而是直接在当地成立了由第23军管辖的军政府。直到1942年2月20日，日军才又在香港成立「占领地政府」，由矶谷廉介中将担任总督，结束了军事管制状态。就与同时代的台湾一样，香港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
不过，仍有相当数量的港人对此感到雀跃不已。与罗旭龢、李子方及陈廉伯一起出任华民代表会委员的刘铁诚，曾为发表了以下这篇内容肉麻的欢迎词：「大日本皇军忠勇的占领，洗涤了香港百年来的污点，把百余万的侨民，由殖民奴隶的生活，给解放了。而且，得到这一位爱护侨民，如保赤子，贤明慈爱的矶谷阁下，做初代的总督，实在使我们不得不起一种如拨云雾而见青天的感想了。」
然而，华民代表会毕竟只是占领地政府下的一个咨询机构，没有实际管理香港的权力，更无法阻止日本人对港人的压迫。忍受不了日军暴虐统治的港人，并不愿意英国人的势力再度回到香港，而是把解放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在日军占领香港长达三年零八个月的岁月里，港九独立大队是唯一一支代表本土港人的抵抗势力。
慢慢的，不仅英军与美军开始积极与港九独立大队合作窃取日军情报，就连许多原本充当「第五纵队」的宪查与帮会人士，甚至于台籍日本兵也都积极的与中共游击队接触，希望能透过贡献抗战大业洗刷自己早年充当「汉奸」的罪责。香港并非盟军反攻的主要战场，港九独立大队也没有对占领军发起过什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他们仍然是唯一一支在当地活动的主要力量。
即便只是袭击宪查的据点，或者是与跟日军合作在粤港两地从事走私工作的海盗，港九独立大队都在港人心目中取得了极大的威望。更重要的一点，则是美军第14航空军空袭香港的所有任务，都得到了港九独立大队在情报上的有力支持。也因此，盟军在1944年10月份空袭台湾的时候，日军有相当一部份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华南地区。
当被指派为香港英军受降代表的皇家海军少将夏悫（Cecil Harcourt），在1945年8月30日抵达维多利亚港的时候，他被数量远远超过米字旗的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给吓呆了。中华民国成为世界四强的事实，加上港九独立大队三年多来在香港的奋斗，已经令港人心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大幅提升。他们恐怕再也无法接受被日军赶出香港的英国人，重新恢复过去赤裸裸的殖民统治。
担任香港计划小组（Hong Kong Planning Unit）组长的麦道高，还有从集中营解放出来的港督杨慕琦，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受到过「第五纵队」的羞辱。为了避免过去的悲剧重演，并在共产党的威胁下确保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他们对战前的旧制度做了重新的检讨。为了避免华人大幅度倒向中共阵营，绝大多数香港的合作者没有受到港英政府的清算。
原本当宪查的，回归香港警队继续服务，原本做生意的回归商界，甚至还有一部份参加过华民各界协议会等魁儡组织的华人代表，在战后继续担任公职。依照1946年推出的「杨慕琦计划」（The Young Plan），香港民众甚至还将被赋予参加政治的权力。然而这个意图以民主制度换取香港人效忠英国的计划，还是为取代杨慕琦担任港都的葛量洪（William Grantham）所推翻。
葛量洪以英国如果推动港人治港的民主改革，将刺激中共动武收复香港为由拒绝了这个构想。恰巧在葛量洪执政的这个阶段，香港的人口结构有了大幅度的改变。此地的居民大多数为内战期间逃往香港的政治难民，在连温饱都没有办法求得的情况下，他们对于争取民主投票没有丝毫的兴趣。至于一般的香港人，也在经历了一场残酷的世界大战后，更加热衷于经济而非政治活动。
外加大陆的在中共的统治下，开始陷入一系列恐怖的政治运动当中，香港人对于在英国统治下，还能维持旧有的资本主义生活与社会秩序感到相当知足。因此在港英政府废除战前许多明显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政策，并且赋予香港居民自由而非民主的条件之下，港人也就得过且过的把日子过下去了。一直要到香港回归前夕的1991年，港人才用自己手中的选票，选出代表自己的立法局议员。
在港人对英国失望，对日本痛恨的情况下，中共领导的港九独立大队趁虚而入取得了民族主义的大旗。图为1947年4月12日，英军李芝上将（General Sir Neil Ritchie）造访港九独立大队位于新界西贡的根据地，感谢当地民众为盟军提供的援助。（香港海防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