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奇「玉」記 重返2000年前的玉器工廠──花蓮支亞干遺址

台湾玉因含有铁、锰、铬等元素，有着特殊的黑色杂点。

入列国宝的人兽形玉玦。（外交部资料）

【图／文．台湾光华杂志】

倘若不明究理，游客对于并无大型景点的支亚干，大多不会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但时空若倒流回两千年以前，这一在东南亚规模无出其右的玉器工厂，绝对会令人大吃一惊。

三支烟、三盅酒，入山以前，先向祖灵致意。脚踩在太鲁阁族人传说中，巨人脚印所踏之处，百年以前，因为日本殖民政府实施集团移住政策，他们才从天祥一带迁居到支亚干（Ciyakang），并从日语「たかだい」（高台、高岗之意）命名，将这片山麓上的缓坡命名为「Takaday」。

经过部落青年Apyang Imiq（汉名程廷）的解说，山林间，原本一概不识的植物逐渐明朗了起来：有族人用来盖屋顶的山棕；滋味辛辣的荖叶；外型与姑婆芋肖似，用来制作芋头糕的山芋；表皮坚韧，可以搓揉成绳子的构树；因应市场需求大规模种植的山苏等。

看似空荡的荒地，经过Apyang的悉心解说，展现出层层叠叠的历史纹理。有日治时期所留下的瓷碗碎片、陶制的清酒盖、贮水的石槽与护坡用的驳坎；近代的太鲁阁族人在劳动后所喝的保力达玻璃瓶碎片；以及隐藏在泥壤与草丛之间，数量庞大，却极容易忽略的石斧、石片刀锯；以及呈淡绿色，圆柱形或三角形等不规则形状的玉器废料，这些物件「走路就可能踢到」的无所不在，暗示着此处的非比寻常。

独领风骚的丰田玉

这些起人疑窦的物件，身世可追溯到2,000至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也吸引了历代如柯南一般的考古学家闻声而来。日籍学者鹿野忠雄是第一人，1929年时他便断言，这里可能存在着同时期东南亚一带最大的玉器工坊。

而这样的议题，随着战后台湾考古研究的发展逐步受到重视。尤其1980年代，台湾规模最大的史前遗迹──台东卑南遗址挖掘出土，与矗立在地表上的大型石板同样可观的，是地底下的2,000多具石棺，以及超过万件的玉饰陪葬品。

据出土文物显示，显而易见地，对尚未进入铁器时代，材料选择仍很有限的史前人类来说，经过切锯、打磨、抛光后，散发着幽绿光泽的玉石，在当时是最能传递出审美品味，乃至身分地位的象征。足作为证明的，是被妥适装点在已故亲人周身的各种玉器，如：装饰在头部的玉铃串饰；造型如吸管的圆柱型玉管；戴在手臂上的喇叭型手环；入列国宝行伍，形如双人并列，双手叉腰，头顶站着一只云豹或鹿一类动物的「人兽形玉玦」等。

而且，这样的现象不单出现在卑南遗址，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家刘益昌便指出，台湾百处以上的遗址，均可见陪葬玉器的存在。

这些玉器的来源，除了外观有着铁、锰、铬等元素形成的黑色斑点，经仪器检测后，锌元素的含量特别高，得以被确认为台湾出身。而在中央山脉东侧的荖脑山区，支亚干溪（寿丰溪）、荖溪、白鲍溪流经之处，则是台湾至今所知，唯一的玉矿所在处。

因其特殊性与重要性，日治时期开始，就有考古学家率队前往。

「玉」──理解台湾史前文明的重要关键物

艳阳下，我们与Apyang勤奋地挥汗，经过考古学家与花莲县考古博物馆团队的指导下，参与投入考古工作现场，或展开地表调查；或用手铲挖掘土壤，并以水清洗，筛拣出当中具价值的存在。未消片刻，大伙儿便陆续发现有着明显经人工打制痕迹的石斧；还有经人工切割的玉石与锐利的石锯刀，两者相互比对下，竟能吻合地镶嵌。面对未知的挑战，以及凝神投入后有所收获的满足，呼应着历代以来，考古学家在此孜孜矻矻的心境写照。

当1998年，承袭着鹿野忠雄的研究基础，在支亚干遗址启动考古计划的刘益昌，正是如此吧。让考古学家大为惊叹的，便是这些藏身在「文化层」里、数量庞大的古老文物。当中最为大宗的玉器废料，是由民间俗称「丰田玉」、「台湾玉」的「闪玉」所制作，有着黝绿到青碧的不同成色变化。──事实上，这些玉矿不仅大举风行于史前时代，战后也曾因地质学家的「再发现」而轰动一时，1960至1970年代还创造出占全球软玉总产量60%的耀眼成绩。

不同的是，玉器在一般人眼中是具有经济价值的装饰物，对考古学家而言，是贯穿台湾数千年来不同时代，富文化意涵的关键性文物。尤其，在人类文明迈进铁器时代以前，必须经过冶炼，五颜六色的玻璃珠、玛瑙、琉璃，甚至是铁器、铜器，均未出现，一枝独秀的玉石，因其稀有、贵重，加上手工赋予的工艺性、文化性，自然而然成为台湾新石器时代人类用以区分身分、阶级、财富的上上之选。

「又因玉器陪葬品的存在横跨全台各地遗址，作为制造源头的支亚干一带，对台湾史前文化发展的重要性，无庸置疑。」接手刘益昌等前辈的步履，近年在此进行考古研究的成功大学考古学研究所副教授钟国风如此说。此一席话，也说明了我们远道来此的理由。

还原玉器加工工序，台湾谜样的海上交易吸力

面对着支亚干遗址丰硕的发现，考古学家无不好奇的是，这些形状各异的玉器究竟是如何制作？由于南岛语族并没有文字，全然仰赖口述与个人记忆，当文明由新石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关乎玉器工艺乃至相关的文化，历经长时的汰换，所有的蛛丝马迹，有如被消磁了一般，纷纷深埋在考古地层。举凡玉器的加工方法、技术的传承、使用方式、工坊运作的方式、玉器消费与交换模式等议题，均成未解之谜。唯独可确定的是，玉器制作的背后，涉及买卖、管理、交换、运输等结构复杂的社会体制，足以显示当时的文明已达相当的水平。

作为当年蓬勃兴盛的大型玉器作坊，支亚干遗址的特殊性在于，此地的玉器成品相当少见，反之，留下了大量制作过程中留下的玉器废料及加工工具。考古学家尝试从中这些文物里推敲、还原玉器从原石加工的过程。

钟国风解说，史前人类为了材料取得的方便，工坊往往选择坐落在材料源头的邻近，因为河床平地容易泛滥，靠近浅山的缓坡顺理成章成为了他们落脚居住的首选。

材料取得的方式主要有二：因台风、暴雨的冲刷，从河面、山沟直接捡拾（直到今日，若大雨刚过，在矿区的河川上游仍不乏玉石原石的踪迹），或者直接到玉矿脉头开采。

接着，工匠利用同样来自中央山脉采集所得，以石英片岩制作成的石锯刀，先将玉矿原石切锯成贴近成品所需大小的方形。接着，将方角四边的锐角切掉，成为八边形。

再来，将就近取材的竹管，底部镶嵌上锐利的石英刀片，作为「管状旋截器」，以旋截器耐心地从两面旋切出空心。因为工匠会从两端各别旋切，最后才在靠近中间的位置进行崩断，故产生的玉核废料中央往往留下明显的突脊──考古学家称这段程序为「截方取圆」。如此所得的环形玉料，可再进一步打磨、切割、加工，成为戴在耳朵上的玉玦（有缺口的环形配饰）或者玉环等饰物。

遗址现场挖掘到的大量四角形、圆柱形，以及带有弧度的不规则形废料，被视为加工过程的重要证明。一看即知的「人工」痕迹，还因切面过于不「自然」的锐利，一度让鹿野忠雄误判，这是金属管旋切而得。后来，考古学家利用低倍数显微镜观察切锯痕迹，并以遗留在遗址现场大量的石片刀微痕为证，才确认了加工程序。

尺寸比指甲还小的玉铃，史前的未解之谜

倘以今日文明发展的眼光来看，全面倚赖人手加工的史前玉器工艺，既手工、原始又耗时，然而值得玩味的是，与之同时并存的，是今日仍难以解释的技术水平。好比如，尺寸比指甲还小的玉铃，究竟如何制作？极其细长的中空玉管又是用什么工具加工而得？强调实证的实验考古学家尝试以现代工具「复刻」，竟相当不易复原。

另外，旅澳考古学家、澳洲国立大学考古学和自然史学系资深研究员洪晓纯曾率团队，陆续在菲律宾巴拉望岛，越南中、南部的沿海，以及泰国中部等地，挖掘到由台湾玉制作的耳饰。此一发现，呼应着人类学上出名的「出台湾说」──台湾作为南岛语族的「母亲岛」，除了语言、构树的DNA可兹证明，台湾玉的移动与扩散，同样是有力的佐证。

然而，疑问接踵而来。这些从东南亚出土的台湾玉文物，固然反映了当时代海洋贸易的兴盛，但史前人类竟有办法如此频繁地前往东南亚地区，他们究竟是如何办到？这些玉器又是在什么样的脉络下运抵遥远的彼方？然而，举凡船只的设计，以及航海技术与知识等相关问题，均难以求证，惟从台北芝山岩遗址曾出土一只破碎的船型玉器，船上至少四人共乘，甚至还有狗一类的动物同船而行，让后代的我们平添臆想。

由部落青年Apyang带领民众走往遗址，象征着部落族人对遗址内涵的认同与历史文化的传承。

今日的后山，往昔的海上时尚之都

独独可确定的是，考古学家咸认，出土大量玉器成品的卑南遗址，在规模、文化水平及消费能力，放眼同时期的台湾或东南亚，都称得上数一数二，倘若以今日的眼光来看，当时的卑南，类比于现在时尚荟萃的巴黎或纽约，实不为过。作为玉器制造源头的支亚干，则是引领全台，甚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时尚重地哩。兰屿还曾出土、仅流行在东南亚地区的三突起玉玦耳饰「铃铃翁」（Lingling-O）还可以从旁佐证，当时支亚干的工匠不仅有能力「外销」，甚至还能接单，利用台湾玉做「代工」生产。

足以见得，当时的南岛语族是多么谙晓且能擅用海洋资源与地理条件的族群啊，「台湾玉在东南亚环南海地区广泛分布的情形，说明了海洋对史前人来说不是阻隔而是道路，他们在环南海地区早就行动自如了。」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副研究员黄国恩在〈跨越千年传播万里的台湾玉〉写道。

这样的想像，对于今日相当习惯「重北轻南」、「重西轻东」的我们，可谓别开生面。因此，花莲县考古博物馆温孟威特别强调：「民族、社会，会借由故事（好比神话）来理解族群的价值，」支亚干遗址讲述的故事对于现在的我们，尤其生活在东岸的人们，更是别具意义，毕竟，「现在被称作『后山』的地方，在过去，其实是台湾的『前门』啊！」

踏入邻近支亚干遗址的花莲考古博物馆，可进一步理解考古学的相关知识。

结合社区与大众的考古行动

因其不言可喻的重要性，2010年起支亚干被指定为花莲县定遗址，但却因影响到原本居住在此的太鲁阁族人的生活，一度引起激烈反弹。为了取得共识，文化部、考古团队与部落居民历经超过十年以上锲而不舍的沟通，并纳入部落族人的意见与土地权益，希望除了遗址的保存、维护，也兼顾社区经济创生，找到永续运作的一条路。

即或考古乍听离日常生活相距甚遥，但钟国风表示：「考古遗址不只有学术价值，同时也具有跨世代与多元族群文化的当代性价值与社会责任。」对于生活在此的太鲁阁族人而言更是如此，虽说，千年以前在此生活的史前人类，难以被归类为哪一原住民族，却是台湾原住民族共同的祖先，倘若族人能理解遗址背后的文化意涵，对历史文化的累积与传承也有莫大助益。

目前，在文物现地保存及遗址活化的大方向下，花莲县考古博物馆、考古团队及社区居民三方携手，推动以「考古学园」为名，结合社区部落与公众的永续考古行动。活动开场，由部落青年主动带领游客走往遗址现场，并讲述支亚干当代历史的来龙去脉──此举，象征了当代原住民对于共有之文化遗产的理解、认同，乃至守护。

至于对一般民众如我们，除了借此初探考古工作，也能从中理解数千年前台湾土地上，最原初主人生活的面貌，并窥见人类文明文化共同的演进与递变，且从先民的生活样貌中，凝塑与召唤海岛国家的共感。在这里，对东岸，对大海，对台湾，有了截然不同的想像与启发。

南投酒厂的蒸馏室，洋葱型的蒸馏器，飘散着浓厚甘蔗的甜香与麦芽蒸馏的酯香。 （庄坤儒摄，萧郢岑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