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醒报》相生相克的「官僚文化」（陈敦源）
头家的「（官僚）文化（etho）」与政府的「（官僚）组织的文化（organizational culture）」是如何相生相克的？
外媒也知「逆时中」
因为最近台湾疫情爆发，防疫模范生堕落成重考生，外国记者报导认为台湾防疫上犯了「官僚文化」的问题，不过，这是指政府的官僚文化闯了祸吗？翻出金融时报大中华记者Kathrin Hille的评论意见，原报导内容说的是「文化」，并没有官僚二字，全段翻译如下：
「另外一个问题（防疫模范生）似乎与文化有关，甚至是关于个人的。卫福部长一年多来让病毒阻绝于境外，如恒星般闪亮的防疫成就，让他赢得超量的声望后，这让其他公共卫生的专家不敢撄其锋芒，台湾社会流行一个用部长名讳建构的双关语，因其发音像是『时钟』，批评部长的言词都被称为『逆时中』。
『人们发现只要逆时中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因此，地方官员都不愿意主动出击（作防疫）』苏益仁说。」
另外一家报社转译后发的新闻标题是「外媒点评2大防疫溃堤点 专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内文也是针对这一点翻写成「其次是官僚文化，大家不敢『逆时中』」，不过，我必须说一个差异，如果我们说的是社会文化（etho），台湾这个具有华人文化背景的社会，民众本来就比较顺服，不太直接与当权的对抗。
但如果是官僚体系的组织文化（organizational culture），比起大众文化的特质，组织当中还有领导权威可以执行「不准有异议」的内部文化，去年台大公卫和彰化县卫生局进行社区普筛的事，当时陈时中还大动作送「政风调查」，这场普筛之战的整个过程与最后结果，当然是占有权力地位的长官全面胜利。
老实说，台湾人顺服与官僚组织一个口令一个动作，说起来是去年防疫成功的要素，但是，今年的疫情爆发，同样的优势竟逆转成为劣势，难怪上半场打得好的时中大将，在下半场陷入泥沼的战争中，会批评该文是结果论，不过，到底文化会如何影响组织面对「棘手问题」（wicked problems）的处理效能呢？
面对未知可诉诸创意
标准答案是：「看状况」（it depends），如果我们真能测量出来华人相对是比较顺服的，因此官僚体系当中比较容易出现「不可忤逆的家父长主义」，在日常的运作下，这种状态可以平稳应付大部分过去重复出现的问题；不过，当面对的问题，是内容与样态不明时（如COVID-19），这种文化会阻绝创意发想的空间。
电影《正宗哥吉拉》（Shin Godzilla）的电影正想描绘此事，日本的政府面对特质未明的怪物时，开始沿用平日层级上报且等待长官批示的流程来应付，还请来学术界大老咨询，导致之后的决策一直出错；直到长官特许一群政府与知识界的边缘人组成问题解决小组，面对不断进化的怪兽，问题才逐一被解开。
面对危机社会的来临，解决的方案与流程必须具备高度开放性的要求下，如何认知「异议」（dissent）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让政府创新可以释放，则问题不只是政府组织的官僚文化，社会上的文化精神也需要进行不小的改变呀！
（作者为政大公共行政系教授）
（台湾醒报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