褪下“美颜”后的《装台》 留下怎样的褶皱和滋味
在2020年进入收官的时候，电视剧《装台》无声无息地火了，这多少让人有点意外。这部讲述城中村一帮打工人碎碎子事和一个中年人矛盾纠缠的家庭故事的剧，似乎完全不是当下市场爆款该有的配方。
非典型《装台》究竟给我们 “装”出了什么，能一眼就将观众吸引住？
《装台》装出了凡人生活的离合悲欢
追寻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描摹复杂多样的世态人心，一直是中国电视剧的重要创作传统。但就像前几年流行的“小鲜肉”一词所隐喻的那样，当下电视剧的艺术创作普遍存在过度滤镜化的问题，在追求爽感的过程中遮蔽了生活本身的褶皱。《装台》则敢于褪下这生活的美颜，以其强烈的生活气息与观众的生活经验相共鸣。
装台很特殊，因为它是一种依附于特定行业的工作，刁大顺的装台班子和秦腔剧团就密切联系在一起。但如果电视剧只是注目于这特殊的题材，那不免会陷入鲁迅曾经批评的“咀嚼一己小小的悲欢，并视之为大世界。”《装台》的高明之处在于以刁大顺为情节核心形成双线并进的叙事安排：一条是刁大顺的家庭故事；一条是装台队的社会故事。从这台前台后的视角出发去反映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与离合悲欢，形成了一种波纹圈层的扩散结构。
《装台》见证了传统艺术的艰难生存。刁大顺视秦腔团的铁主任和瞿团长为衣食父母，然而，秦腔团的衣食父母又在哪里呢？即使是《人面桃花》这样的经典剧目演出，也只落得个送票都没人要看的结局。因此，铁主任才四处拉商业演出的活儿，而他自己的媳妇在剧团没戏唱，在茶馆里唱戏却能挣下钱来。这正展现了传统艺术的民间需求和剧团艰难生存境况的巨大落差，不管是唱戏的还是搭台的，都在承受历史洪流的冲刷。
《装台》描写了进城务工群体的不确定性生存状态。城里人的刁大顺，带着一群农村来的务工人员干天底下最苦的活儿。事实上，除了一座父母留下来的老房子，他和这些兄弟无甚两样，都有一搭没一搭地看天吃饭。即使有活干，但被拖欠算计工资的事儿也经常发生，但他却从来没想过和铁主任彻底闹翻，因为有活干就比什么都强。通过他的装台班子，故事的触角在社会空间中得到了自然延伸，从西安到陕南，从城里到乡下。
《装台》呈现了城中村这一特定空间中的众生相。作为城乡结合部的模糊地带，刁家村享受着城市发展带来的机遇，也容纳了各色人等来此寻找生活。因此，八叔、黑总、八婶靠出租房屋、开麻将馆、小超市生活就能逍遥自在；靠着煤老板父亲的二代则一心只想当秦腔团主角；开三拐子的八婶男朋友为了儿子结婚自己只好在外租房……这里既充满了生机，也包藏着污垢，形成了电视剧丰富复杂的社会空间。
《装台》还充分张扬了陕西的地域文化。随着顺子的三轮车在城中村穿行停歇，陕西的秦腔、美食、方言、城乡风貌乃至于婚丧嫁娶等生活方式就全方位多维度地展现在观众眼前，给故事提供了典型浓烈的地理文化环境，酿就该剧独特的腔调滋味，同时也为社交媒体创造了话题讨论和发酵的空间，形成了剧情与现实生活的密切互动。
电视剧是写人的艺术，体现了创作者的思想与艺术立场。在某种程度上，我愿意将《装台》视为新时代的《平凡的世界》，都在为历史中的不可见个体加冕。
“装台”这一工作本身就颇具意味：干的是艺术的活儿，但自身却永远处于追光灯之外。这个舞台显然不属于他们。他们是不可或缺的沉默者，只能在舞台的背后远远地看一眼台上的演出。这正像位于大城市边缘的刁家村和这村里靠着大城市讨生活的人，他们也都同样不可见。我们甚至只记得他们的外号顺子、大雀、猴子、敦敦、麻刀、转转、油饼、三皮、二代、八叔等而不知道他们的姓名。这是一群真正的“无名者”。
作为主角的刁大顺，人生实在算不得顺。父母早逝二哥不见，大哥常年在外漂泊。第一个老婆跟人跑了，第二个老婆带着女儿嫁过来又病逝了，在街上“撞”回了第三个老婆也有复杂的前半生。大女儿刁菊花脾气乖戾一言不合就开撕，二女儿韩梅结婚也不通知他，看似有钱的大哥却又向他借钱赌博。村里人都修了新房，就他一家还住在父母修的老房子里。刁大顺这个不断碎裂重组的家庭远称不上圆满，更说不上和谐，是个通常意义上的“失败者”。他懦弱、隐忍、委曲求全，有些阿Q式的妥协，最高目标就是维持这个家和干活能拿到工钱。但也是这样一个人，能够将一个七拼八凑的装台班子凝聚在一起，获得瞿团的认可、丹丹的赏识、靳导演的爱慕、工友的爱戴，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又是一个“成功者”。
刁大顺这个形象，让人不由得会想起20年前《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张大民。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中，个人生活遭遇的困厄也各不相同，但他们却拥有小人物相似的人格光芒，成为中国电视剧中基层平民的“这一个”典型。
除了刁大顺，其他角色也各有光彩。仗义的大雀、精明的猴子、老实的敦敦、“钱对我没有意义”的二代、知错就改的八叔、外柔内刚的素芬、为爱坚持的三皮、爱算计好面子的铁主任、正直的窦老师、敢说敢爱的手枪等，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中刁大顺的大女儿刁菊花形象尤其特别，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女版苏大强。这位从小被母亲抛弃的姑娘，一直生活在不安全感中，并将母亲出走的怨恨投射到父亲身上。她就像一只刺猬，随时随地都张开着身上的刺准备扎向旁人，但那只不过是她要保护自己的方式。她也不懂得如何与人沟通，与父亲、与二代都如此。在她让人讨厌的言行中，我们也看得到她内心的恐惧、无助与柔软，那实际上是对身边亲人最真挚的爱。哪怕是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看到她不声不响地嫁到了乡下，她也流下了泪水，即便这情感最后仍然是以斥责的方式进行表达。
能让这些人物闪光，演员精彩的表演是底色。陕西籍的实力演员张嘉益、闫妮、李传缨在这部描写陕西故事的剧中游刃有余，充分传达了人物与地理文化环境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在细腻入微的表演中刻画出了人物的性格与内心世界，打破了此前很多主流电视剧中演员演技无处安放的尴尬。
《装台》装出了普通人的精神向度
《装台》中没有真正的“大主角”，都是些生活的“小角色”。但这些小角色身上，除了生活的困顿艰辛之外，还有着自己可贵的精神标尺和底层伦理，这也是该剧能激发观众共情的核心。
这典型体现在刁大顺身上。刁大顺是个下苦的装台队工头，也是个被生活捏搓的苦命人，但这些都没有让他放弃自己的人生准则——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钱在这剧中显然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不过，钱再好也取之有道，“不该有的连想都不应该想”。他也并非不通世故人心，拿不到工钱，他也知道抱着铺盖卷去铁主任家里堵他。在老姚那儿赚到了钱，他也知道要给铁主任好处，因为他们是相互依靠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在面对一帮兄弟的时候，他宁愿自己吃亏，也不让兄弟吃亏，当然兄弟们也不会让他吃亏。他明白自己的命运，也搞得清生活的真谛，人生好比一出戏，就得“我给你装台，你给我装台”，相互扶持，“没有因为自己生命渺小，而放弃对其他生命的温暖、托举与责任”（陈彦语）。他活得拧巴也通透，即使生活总是虐他千百遍的无止境苦累，他还对未来生活抱有如初恋般的美好期待。因此，当素芬要告诉他前夫的事情的时候，他才会充满困惑地请求“我能不能不知道你的过去？”他身边的那群人也没有一个人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他们心里，装台是艺术，装台人也是手艺人。这些小人物的精神弧光固然微弱但却坚定，凝结成了时代精神的大气象，为观众提供了温暖的心灵抚慰。
《装台》中的生活有点难，但该剧却能讲得很轻松，甚至有点好笑好玩，体现在顺子和素芬、八叔、手枪、丹麦女等众多人物身上。电视剧通过这种略带喜剧的艺术表达方式有意识地与生活拉开一点距离，从而缓冲和升华了苦涩现实生活在艺术表现中所带来的张力，形成了一种喜中含悲，微笑着流泪的风格，更好地适应了电视剧这种大众文化样式的观赏需求。
《装台》是一面艺术的镜子，反射了基层劳动者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生活的酸甜苦辣、坚守的伦理精神。它包含的那种“苦涩”的刺痛感就如同一碗“辣子蒜羊血”，破开了被过多的甜腻精致影像遮蔽的生活本身该有的五味杂陈，用人间烟火打动了观众的心。它所体现的正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实主义美学观结出的艺术之果，也进一步彰显了主流电视剧创新表达所可能具有的巨大空间。
（张斌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