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省人的原罪

（图／本报系资料照）

我念博一时的政治理论老师Herson是所谓的「宾州德意志人」，先人于17～19世纪移民美国，来自当前的德国西南、荷兰、瑞士及法国亚尔萨斯─洛林，主要是逃避战乱及宗教迫害的新教徒，包括信义会、门诺与阿米希等重浸派基督徒。一次大战引起社会对德国人的反感，他在学校不敢讲日耳曼语，连回家也不敢开口，被祖母训了一顿，「年轻人，讲母语很丢脸吗？」

天大的冤枉，因为现代的德国是在19世纪下半叶才出现的，宾州德意志人遭到池鱼之殃，被迫购买战争债券表忠。老罗斯福总统大谈战争期间不可能有双重效忠，法务部开了一份48万人德裔外国人名单，4千人因间谍嫌疑被关。其实不少族人早先参与独立战争，瑞士后来为了化解族群冲突设计联邦制，仿效美国宪法。二战爆发，Herson被派到太平洋战区负责气象观测。

有同样际遇的德裔美国人是艾森豪，1915年毕业于西点军校，自动请缨上战场，却因族群身分被拒，先是分发后勤单位，终究只能留在本土。到了二次大战，他担任欧洲盟军最高指挥官、领军登陆反攻，战后升任陆军参谋长。接下来，先是以职业军人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然后在冷战时期的高峰当了8年总统，族人终于扬眉吐气，忠诚不再被质疑。

最凄惨的是日裔美国人，在19世纪辗转由夏威夷进入西岸，面对歧视、羞辱及隔离，二战期间有12万人被视为敌国侨民举家关入集中营，情节最严重的可以处死。经过忠贞考核只有少数第二代被允许当兵，共有3万3千人，却局限于欧洲战场，800人捐躯。最有名的日裔美国人是井上建，他加入骁勇善战的联队，失去右手，后来当上联邦参议员。

爱尔兰因为殖民经验与英国不睦，特别是北爱尔兰的基督教徒与天主教徒相互仇视，在战后的30年间，双方都市游击、流血事件层出不穷。柯林顿总统号称具有爱尔兰人血统，戮力促成爱尔兰、英国及北爱尔兰三方和解，功不可没。

前总统马英九计划前往中国祭祖，绿营政治人物冷嘲热讽，不可思议。饮水思源，人之常情，更何况他已经过了法定管制的加码，不管是含沙射影说通匪，还是戴红帽子说叛国，都相当恶意。朝野政党本来就可以分工，执政党既然拉不下脸，为何一定要丑化融冰的契机？自己做不到的，为何见不得别人好？

我是雾峰人，然而，那毕竟是曾祖母的娘家；父亲跟我说，我们的祖厝在鹿港（四方院的前身）；祖母生前耳提面命，「锋ㄟ，咱是位泉州衙口来的！」满清甲午战败、《马关条约》割台，大家族都有派人回唐山托孤，曾祖父受命避秦于厦门鼓浪屿，这里是日本势力范围，其实是当人质，不知为何英年早逝故乡。

我在30年前任教淡江大学，被同事检举歧视外省人，自己教族群政治、致力和解，天地良心、情何以堪。我跟副校长说，有朝一日，要是外省人被欺负，一定仗义执言，当下理应履行诺言。（作者为国立东华大学民族事务暨发展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