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鹏／台湾逾40年来「军售」和「自制」的两难
自1978年12月16日美国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之后，虽然依据「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必要的防御军备，不管能买到什么先进的武器，向来也都是美国依据自身利益考量提供；至今已逾40余年，台湾在「军售」和「自制」的决策考量，一直都是呈现「两难」的模式循环，其存在的关键问题无非：「研发技术」、「经费需求」和「作战效益」等三大领域。
就关键国防投资项目之决策流程，针对台湾国防事务关键之投资项目，其对于循「军售采购」与「国内自制」的政策导向之选择，就「需求迫切」且能够「快速获得」之项目，考量成本效益采取「军售方式」建购，不过直接自外军售有其负面的影响：第一，价格可能相对会非常高；第二，建立维修和料配件取得困难，修护毁损的速度慢，战力因此减弱。
而对于需求不急迫，国内具有「研发能力」（或潜力），或是可以获得「技术转移」之项目，则应考量成本效益采取「国内自制方式」建购；倘若在选择建购方式后之执行过程若发生任何困难都应重新回归思考，并寻求其他替代方案之可能性。因此无论是以「军售采购」或「研发自制」为主的发展模式，都会形成八字四步骤决策循环。
▲关键国防投资思考流程。（图／王志鹏绘制）
▲「军售采购」与「研发自制」的八字四步骤决策循环模式。（图／王志鹏绘制）
对于关键军事投资项目，不论是循「军售采购」或是采取「研发自制」，此二项策略发展途径都不应该是无交集的平行线；个人运用康德「二律背反」的理论概念来说明，「军售采购」与「研发自制」在不同的决策下存在不同形式的互动关系，其中存在「内含型」、「并立型」与「互生型」三种形态。
所谓内含型系「军售采购」中亦含有部份比例不等的「技术转移」或是「研发自制」过程中仍有部份必须寻求「外国技术合作」；而「并立型」即系「军售采购」与「研发自制」相互排斥采取完全极端的形态；而「互生型」主要系强调借由最初之「内含型」的「军售采购」中获得自我发展关键技术的能力，并逐步能够扩展为「内含型」的「研发自制」，甚至最终成为极端的「并立型」的「研发自制」模式。这些「包含」、「相斥」、「相吸」、「既相斥又相吸」与「良性循环」等关系，蕴藏在过去复杂的军备事务中。
由于没有坚决的政策与方向，因此过去数十年来的军事投资形成比较混乱的偏离型态，以致无法稳定发展自主国防核心能力。
一个良好稳定发展自主国防核心能力之型态，系以均衡采取「军售采购」与「研发自制」的相辅相成之「并立型」，循周期性计划逐步降低军售依赖，强化自我建造的能力，因此未来台湾的国防军事投资，是应当采取如此之「二律背反」互动模型，逐次扩大自我研发效益，并逐渐缩短周期。
惟这样的典型的理论和思考模式，在过去国防部和参谋本部，常年存在的「军种本位主义」与「主事决策高阶将领的偏执」，往往于上任后即指示予以修改、减量、停滞或是推翻，不是比官阶大小、派系主流，就是比谁的政治后台足够强硬。
至今的这样混乱的军事投资案例还是屡见不鲜；然而，这样的决策混乱现象若再加之「贪腐的弊端」丛生，未来还继续如此的混乱或堕落下去，国军要想良性建构有效的整体战力实则也难。
（作者为备役海军上校，曾任潜舰兵器长、作战长、轮机长与潜舰训练中心教官、海军总部计划官、国防部战略规划司计划督导官，现为中华经略国防知识协会研究员。着有《解析台湾发展潜舰的过去、现在和未来：（1960-2020年）》。）
▲「内含型」的「军售采购」与「研发自制」决策模式。（图／王志鹏绘制）
▲极端「并立型」的「军售采购」与「研发自制」决策模式。（图／王志鹏绘制）
▲良好「互生型」的「军售采购」与「研发自制」推展模式。（图／王志鹏绘制）
▲无法稳定发展自主国防核心能力之型态（图／王志鹏绘制）
▲良好稳定发展自主国防核心能力之型态。（图／王志鹏绘制）
▲关键核心能力之「二律背反」互动模型（图／王志鹏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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