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时代（下）

1973年留学巴黎期间留影。（蒋勋提供）

蒋勋，《S．齐克果》，1969，速写纸本，38.6x28.5cm（蒋勋提供）

凤山服役时期任少尉排长，与军中弟兄合影。（蒋勋提供）

1972年6月中国文化学院硕士毕业，与父母合影。（蒋勋提供）

华冈—文化学院

我果真是和非正规的教育有很深缘分。强恕之后，觉得就去当兵吧，然后，也许口袋里插一本诗集去天涯海角流浪。大学填志愿，没有当一回事，胡乱填了几个，强恕的毕业生，看到别的学校学生战战兢兢填一百个志愿，都要笑死。

想到《红楼梦》里少年宝玉最厌烦他父亲那帮子做官读书人，一脑子名利，伪善做作，「文青」的宝玉给那帮人取了外号「禄蠹」—官场的蛀虫。

贾宝玉是典型「文青」，三百年前，他就不屑那一批为名利读书的「禄蠹」。

和整个主流社会背道而行，「文青」没有这样的见识和气魄，也不配做「文青」，至少愧对三百年前「文青」的贾宝玉。

我胡乱填的志愿里有一个「文化学院戏剧系」，不知为什么填了这科系，大概当时读了沙特的剧本《无路可通》（Huis Clos），讲一个人到了地狱，他不觉得是地狱，身旁的人读报纸、喝咖啡、扯淡、是非八卦……他终于领悟到原来「地狱」就是我们的日常，你厌烦的日常，你不想听的八卦，无意义的生活，日复一日，永无止境。

好可怕啊，如果「地狱」就是我们的现在，无休无止……。

这个人拿起水果刀刺向自己，一次两次。但是不死，不痛，旁边的人冷笑：「你已经死了，还要做什么？」

活着，无异于死亡，原来戏剧是可以这样使人震撼的。

那个奇怪的念头让我误打误撞进了文化学院，一所刚成立的大学，位置在阳明山上的华冈。

蒋介石时代，阳明山是禁区。从士林官邸，经过今天的仰德大道，沿路都是国安系统布的桩，国安局、情报局今天也还在那里。禁区一直到阳明书屋，整座阳明山不可能有闲杂人等，当然也不可能设立学校。

阳明山一九五七年发生过严重政治事件。一名中华民国少校刘自然被美军上士罗伯特．雷诺（Robert G. Reynolds）枪杀。雷诺被庇护回国，不接受台湾法律审判。事件闹得很大，示威群众包围美国大使馆。

我当时三年级（还是四年级？），小学生，对政治一无所知，父母绝口不敢谈。有一天，卖《漫画大王》的王老师脸色凝重，拿着一张「总统告全国军民同胞书」。王老师念了一次，大意是呼吁国民忍让，不可受「匪谍」煽动。

「文青」有政治洁癖，对政治冷感，只记得读「告全国军民同胞书」时，王老师面色惨白。

一九六三年，退休的教育部长张其昀，说服了蒋介石，在「禁区」设立「中国文化学院」。

张其昀是蒋的心腹，才能在「禁区」办大学。

他是北大系统出身，哈佛博士，后来主掌浙江大学。他一直怀念蔡元培带领的北大学风吧。最早的文化学院，由一位与党国关系密切的人规划，却意外成为权威禁忌年代学风最开明自由的大学。

我是文化第三届，上华冈的时候，走在云雾飘渺的山仔后，纱帽山飞瀑泉流。

张其昀在戒严时代的教育理念，也许比今天教育部官方还有创意。文化学院有戏剧系，戏剧系有国剧组，聘请二战后最优秀的剧团菁英任教，梁秀娟、杨莲英、孙元坡……他们多是没有正规学历的科班出身，如此被肯定，让台湾的教育有了不同面向的思考。

不只戏剧系，哲学系有印顺法师讲《法相》，有陈鼓应讲《庄子》，有爱新觉罗毓鋆讲儒家哲学。

法文系胡品清仿佛带着二十世纪初的巴黎魂魄，从《巴黎的忧郁》走出来，永远黑墨镜，白色蕾丝手套，沿着小径走，不看人。哲学系又像学生又像流浪者的陈平，时时传来她自杀的消息。不多久，去了西班牙，用笔名「三毛」写《撒哈拉的故事》。

那是另一个我感谢的校园，新闻系的学长高信疆编《华冈青年》，常找我聊天，和几位同学创办「大地诗社」。

我开始一篇一篇发表自己的文青创作：《希望我能有条船》、《劳伯伯的畜牧事业》，嘲讽正规教育，渴望出走流浪。

不知道为甚么苦闷的年代，知道永善老师被国安单位逮捕了。媒体上看不到任何消息。

我读着卡夫卡的《审判》、《蜕变》，隐约感觉到「国家」、「政府」的恐怖荒谬。我读着齐克果、尼采，画他们的头像，用胶带黏贴在书桌前，像是可以倾吐心事的朋友。

那些头像随岁月碎散了，丢进垃圾桶。剩下少数几张，五十多年后，斑驳漫漶，文青时代，再见面，啼笑皆非。

我一九六九年从史学系毕业，感谢「上古史」赵铁寒老师，感谢「目录学」杨家骆老师，感谢「西洋史」黎东方老师，感谢「秦汉史」傅乐成老师，让我有了基础的史观。

杨家骆老师没有书，没有笔记，上课时坐着，像一尊佛，「经」「史」「子」「集」，一一道来，学生连抄笔记都来不及。他说，家里在扬州或南京管《四库全书》，从小家族晚辈就要负责晒书，晒书时一页一页翻。那么大一部百科全书，几年晒完一遍，再从头翻。他的「目录学」是这样一辈子的修行，像AI智慧，一部《四库全书》都在脑中。

遇到这样的老师，是福气，知道什么叫做「求知」。

一九六九年大学毕业，舍不得华冈，舍不得冈上白云飞瀑，泉流急湍。我考了艺术研究所，当时所长是庄严先生，他从北大毕业就进入故宫。战乱中带着千年文物跋涉迁徙，北京到贵州，战后运南京，一九四九年又押运到台中。

我考取研究所的时候，故宫刚落脚外双溪不久，老师都是一生带着文物东奔西跑的学者，从年轻跑到老。

庄严老师常常笑自己二十几岁进故宫，一晃半世纪过去，已是「白头宫女」。教我们「书画品鉴」时，两鬓斑白，闭着眼睛，微笑着讲《富春山居》上面的印章、题跋，像聊天一样。

「白头宫女在」，也许他们是真正传承历史的人。

我的文青时代，有幸认识最后一批「白头宫女」，教玉器的那志良，陶瓷、铜器的谭旦冏、美术史李霖灿诸位老师……我一一致谢。

教佛教艺术的是晓云法师，她从香港来，早年曾游学印度泰戈尔大学。

她主持永明寺，上课多带着四、五位研究生在阳明山上走路。她的广东话不好懂，她也不太说话。有时停在绢丝瀑布前停下，说：「听……。」要学生听水，一听一、两个小时。

其实不用管听到什么，不用管有人留下，或有人走了。

遇到这样的老师，你或者一无所得，后来读《金刚经》，佛陀说他在老师燃灯佛所「一无所得」，忽然想到晓云法师的「听水」。

教育里没有这样的老师，学习和思考的意义何在？

服役的时候在凤山，第一次离开家，第一次到岛屿南方，第一次遇到很多老士官，河南的、山东的、缅甸的……跟我说战争，说战争里人活下来的故事，说如何被抓进军队，如何逃亡，他们的姓名都不是自己的，每次逃亡，再度被抓，就递补另一个逃兵。

他们跟我说：「少尉啊，姓名不重要……。」

他们使我感觉「文青」这么可耻，活得安逸，却无端忧愁。

那个缅甸士官讲金三角撤退，如何斩杀同伴，徒手，或用石块，砸烂，面无表情，以为他是冷酷到无人性，然而他会爱上一个凤山妓女，爱到在我面前痛哭流涕……。他说：「少尉啊，我想妈妈……。」

我的「文青时代」应该结束了吗？

结束在南台湾午后雷阵雨的狂暴霹雳。

只是觉得「文青」可耻。

■史丹佛中心

读研究所的两年，在史丹佛大学联盟的华语中心（编按：今日「台大国际华语研习所」）兼教职。

史丹佛中心设在台大的七号馆，专门提供常春藤盟校博士班学生学习华语。一对一，每天八堂课。美国学生，下飞机不会华语，一年后都能流利交谈。

这个七号馆有点像台大的殖民地区。在军事戒严的年代，二楼图书馆可以看所有当时的禁书，连文革时代的《人民日报》都有。任教老师有钥匙，和自己学生自由出入，阅读学习。

罗斯福总统的孙女、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一位喜欢炫耀他的京片子的芝加哥大学博士生，上台票京戏，演小丑。他们都好奇我看《人民日报》的表情，好像在询问或冷嘲：「怎么样？反攻大陆？」那个年代到处都是这样的四字标语。

「文青」对政治冷感，然而那个「殖民地」图书馆让我阅读了很多鲁迅、沈从文、巴金、茅盾。

两年里最愉快的相处是两位犹太学生，都是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生，司徒伟（Harvey）研究赵孟𫖯，我们常一起去故宫看画，他说小时候见过宋美龄，好像比我还迷恋古老的中国。另一位崔宝兰（Barbara）研究宋词，天气冷，走廊相遇，她会说：「今日大寒！」有时候对不以为意的事，摇头说：「匪夷所思！」

多年后在旧金山唐人街偶遇，她博士论文写完开了中餐厅，取名「秦淮月」，推着脚踏车买菜，自嘲说「学以致用」，总算餐厅名字跟宋词有关。

多年后，中美建交，电视上看到炫耀京片子的芝加哥大学博士站在季辛吉旁边，他也是「学以致用」吧。

■巴黎，我来了

一九七二年研究所毕业，十月二日飞巴黎。

延续一九六八年学运，欧洲学生罢课示威的浪潮还未停歇。走进向往已久的巴黎艺术学院，古典石柱、雕像上都是红油漆喷的大字：Revolution。

巴黎第四大学，上课一半，楼下巨大爆炸声响，师生一起奔逃……。第七大学，每星期三下午放一场样板戏，演完，各地学生齐唱《国际歌》（L’Internationale）。

Debout les damnes de la terre!

Debout les forcats de la faim!

La raison tonne en son cratere,

C’est l’eruption de la fin.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大地上受苦的人！

从极右威权的独裁社会出来，第一次被左翼的歌声震撼。中文歌词是瞿秋白从俄文翻译的，他一九三五年在福建长汀监狱被蒋介石枪杀。我在巴黎读了他的《多余的话》，一直记得他集唐诗的绝命诗：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

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台湾还要十几年才解严，从台湾出走的「文青」提早听到了这样的歌声，法文、中文、阿拉伯语、越南语、捷克语……。

Foule esclave debout!debout !

Le monde va changer de base :

Nous ne sommes rien, soyons tout !

和旧世界决裂！

「文青」很陌生吗？

或许我想起了青少年时代阅读的雨果《悲惨世界》，并没有不同，只是呼吁活下去，真正像人一样活下去，尊重所有活下去的愿望和努力。

我在欧洲流浪着，身上挂一个纸牌，在往南的路口，「米兰」、「威尼斯」，或者「阿姆斯特丹」、「布鲁日」。后来站在路边，纸牌上写「哪里都可以」。随兴出走，随兴睡在教堂、路边、车站。随手画画，随手文字记录，不成章法，也不企图有章法。

旅途里随手撕碎在风中散去的文字和图绘，也许是真正「文青」的梦，如果留着，有不同的意义吗？

「文青时代」，像一场乱七八糟的盛宴。盛宴过去，旧的记忆，杯盘狼藉，我真的能清除干净吗？（本文摘自《我的文青时代》，有鹿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