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会客室-穿梭山林与菜市场的诗人刘克襄

刘克襄。(本报资料照片)

刘克襄(右一)带领南投高中学生体验菜市场风情。(本报资料照片)

老实说,我跟克襄老师称不上很熟,因为他一直在行进的路上,只有一两次不经意在搭车的途中遇见。不过我会一直记得每次遇到他时,他脸上的灿烂笑容,以及那特别低沉的声音。

二○一四年春季的朗读会,我邀请到刘克襄老师,于是有人以为我神通广大、交游广阔。事实上在开店之前,我虽认识一些网友、书友,但我认识的作家却屈指可数,只不过刘克襄刚好在这五根手指之中。

二○○六年我到阿盛老师家上课,在老师的积极鼓励下参加了生平第一次的文学奖,虽是地方性(桃园),但不限主题也不限资格,我试着投石问路,结果拿到了散文的奖。作品集结时,我翻读评审会议纪录,发现给我最高分的老师是刘克襄,因为他的赏识,我青涩作品才得以出线。

我偶尔帮杂志撰稿,某次,有个朋友请我帮忙采访中部出生的作家,我看了一下名单,表达想采访刘克襄的意愿。刊物是台中图书馆出版的《书香远传》,于是约好见面,刘克襄第一句便问我:「妳也是台中人吗?」我说不是的,帮忙写稿而已,我家乡南投,但我生在台北。

我的开场,才是状况外,当时非常有自信地说:「很多人知道你写鸟、写鲸鱼、写古道、写小镇,写旅行,还写蔬果;写散文也写小说,但是较少人知道你也写诗,对吧?」

结果刘克襄立刻说:「不会啊,很多人知道我写诗,最早我就是写诗的。」

我脸微微一热,但还是硬着头皮接续后来的问题。我们坐在万华龙山寺外的丹堤咖啡,离当时克襄先生上班的中国时报很近,下午时分,店里多是一些无所事事的中年男人,只有我们这桌看起来非常认真。

反思文明与自然

我们从他早期以赏鸟为起点的动物观察说起,聊到他充满才情的动物小说创作《风鸟皮诺查》和《座头鲸赫连么么》,接着聊古道踏查、自然志与生态旅游的书写,以及后来又专注于野菜和蔬果调查的知性散文。能写、能画、能拍的刘克襄,作品主题不断求新,示范了自然书写的各种可能。

这几年,他离开时报后,行走的范围更远,于是又推出几本不同于坊间的旅行文学书,像是《11元的铁道旅行》、《里台湾》以及轰动香港的《四分之三的香港》。而随着他的脚步越走越远,刘克襄文字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广。

我印象很深的是,刘克襄说话非常用力,好像不这样,无法把话语从五脏六腑里挤上喉咙,于是你听他说话,也会跟着专注(或流汗)。

访谈的那一年,他刚好完成《野狗之丘》,描写的是他住家附近一群流浪的野狗。他将十几年前在住家附近对一群流浪狗六百多天的观察,以日记体的方式重新反刍、润写,完成《野狗之丘》一书,细腻刻画野狗的生活习性,描写牠们之间颠沛流离、相濡以沫、勇敢求生,却又令人心碎的故事。他说那些文章写于垃圾不落地政策尚未实施,野狗尚能在城市边缘的小山、荒地和垃圾场存活的时代。后来垃圾场消失了,捕杀流浪狗的现象却不曾结束,人们对野狗的误会依旧,野狗的生存权利越来越卑微,使得他决心将过去这些文章整理出来,希望能唤起大家对野狗生存空间的重视。刘克襄始终对于人类文明和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提出一些反思,呼吁人类不要过于自私。

由于居住在城市的近郊,当他无法远途旅行时,他便就近观察周围环境,一九九五年出版的《小绿山之歌》系列,便是刘克襄有了稚子,不像早年揹着背包,孤独地旅行于深山溪谷之间所写下的《旅鸟的驿站》、《随鸟走天涯》,以及《台湾旧路踏查记》、《福尔摩沙大旅行》等作品,而转成一种「开了窗就能观察」的模式。而《野狗之丘》也是这类属于住家周围观察的作品。

诗人的浪漫本质

另外,他也写野菜,二○○六年出版过《失落的蔬果》(二○一二年又出了一本《男人的菜市场》)。书里面的蔬果不是用拍的而是画的,我当时问他为何?他说:「将这些蔬菜画过一次,自然会比较有感情,而读者面对一幅黑白素描所产生的想像,也好过看一张照片。」我总觉得这便是一种不曾失落的诗人浪漫本质。

我问他画一幅素描要多久?他说两小时。读书、画画、写作、工作、登山旅行、上菜市场买菜、炒菜,多眠如我,总是好奇这样的超人到底一天睡多少钟头?那时刘克襄回答:「十一点上床,六点起床。」听起来好正常啊。

而那天访谈结束时,我们顺路走了一小段万华的街道,经过一家旧式的杂货店,他还帮我介绍了许多五谷杂粮及香菇等食材的名称。然后我告诉他,之所以想采访他是因为前一年的文学奖,他是给我最高分的评审。

比较巧的是,那个夏天访谈后,秋天时,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原因是我参加时报的文学奖以及所协办的BenQ真善美奖,刚好都在那时幸运得奖了。我不知是否因为看到我的名字,所以得奖通知的电话是由他亲自打来(或者这本来就是他的工作)?我记得电话的那头他用很低沉的声音说:「我是刘克襄。」我先是吓了一跳,接着他告诉我得奖的消息。最后才用一种开朗、听得出笑容的台语说:「恭喜喔。」

冬天的时候,他写信向我邀稿,这是第一次有报纸副刊跟我邀稿,但是却没想到又过几天就收到他另一封信,那是他写给作家们的信,告诉大家他即将离职的消息。对一个新人来说,收到这样的信真是受宠若惊,一方面又觉得婉惜。婉惜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知道他心中的不舍,一方面是因为那是我写作的艰困时代,我开始奋发写作投稿时,报纸便进入大萧条时代,一家接着一家关门:《中央日报》、《台湾日报》……,真是投山山倒、投海海枯的窘境,现在连邀稿的编辑也离职了,弄得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命带扫把?我记得我回信问他:接下来有什么打算?他说他会有一段漫长的流浪。

当时听起来似乎有点悲伤,但还好他本身就适合「流浪」,此后流浪的作品从《11元的铁道旅行》开始,更见自由奔放与非主流的观点,刘克襄的影响力也大步超越当年了。

精神原乡的启发

多年后,当我透过脸书讯息邀请他来我书店朗读,留下我的电话时,没多久老师便打电话来了,电话里依旧是那低到不能再低的声音:「喂,我是刘克襄。」

接着在我们约定好的时间,他朗读了两部作品,分别是诗集《巡山》和散文集《十五颗小行星》。在《十五颗小行星里》里,他读的是最后一篇〈家山〉,以及《巡山》里贴近那儿的诗作。原因是那阵子他频繁回到家山(深坑炮子仑),跟当地友人相聚,协助盖茅草屋和打石铺路等,甚至还畅快的喝酒。他觉得那儿是他精神的原乡,几位友人都像兄弟,阿公阿嬷也像父母般健在。他想分享那个村子带给他的启发,以散文和诗作,畅谈更多生活的价值。

朗读时,他说他和永乐座有缘,我的二楼书店搬家前,他曾经应某单位去演讲,我一楼新店开的时候,他因为担任一场文学奖评审,又来到我的店里。一个结束,一个开始,他都遇到了。

这次,我特别称他诗人,我发现他特别喜欢这个身分,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告诉我:「我最早是写诗的,这是很多人对我最初的认知。」确实,很多人都记得他在《革命青年》里面那首〈结束〉的第一句:「十八岁就加入国民党/仿佛是生平最丢脸的事」。而我则喜欢《最美的时候》这本诗集里的浪漫。对他而言,诗人或许是他最初且珍视的一种本质。

老实说,我跟克襄老师称不上很熟,因为他一直在行进的路上,只有一两次不经意在搭车的途中遇见。不过我会一直记得每次遇到他时,他脸上的灿烂笑容,以及那特别低沉的声音。

(本文摘刊自作者新书《就这样开了一家书店:永乐座的故事》,二鱼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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