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相對論3月（下）】張作錦vs.沈珮君／獨釣寒江雪

左图：张作锦喜读文史，常引胡适「国家是我们的青山」警醒大家。（图／沈珮君摄影）右图：世界是一面书墙，永远读不完。沈珮君于英国之旅留影。（图／沈珮君提供）

因《巨流河》成为忘年交

●珮君：

我们都在报馆工作很久，不在同一部门，不熟，但是我知道妳喜读文史，爱好写作，也常在报上看到妳的文章，很有印象。

2009年7月7日，「天下文化」出版齐邦媛教授的《巨流河》，从一人一家写成大国大家的史诗格局。从极北的辽宁，跋涉到极南的台湾，八千里路云和月，有风有雨，湿润了读者的眼睛。我送了一本给妳，妳在办公室还没有读完就打电话给我，却哭得说不出话来。

我邀妳一同去听齐教授的演讲，为妳讲述她父亲立法委员齐世英先生的故事。我和妳的年龄差一个世代以上，但是因为这些共同的兴趣和关切，使我们能成为「忘年交」。算起来，已超过十二年了。时间真快。

●亲爱的作老：

联合报系最盛时，曾有7500人，您位居最高层，不认识我。我们其实曾在同一部门，我记得，因为我满怀歉意。

1990年，您自纽约回来担任《联合晚报》社长，我当时是联晚编辑中心副主任，并主编三版。您要求每人缴一张学经历卡，「并附照片」，我遵命缴了，但未附照片，我觉得自己每天尽心尽力工作就好，我又不是演艺人员，社长管我长什么样子。几年后，我调到《联合报》，接手一个近一百人的单位，我一个人也不认识，第一件事便是请每位同仁缴一张学经历卡，「并附照片」，我每天暗暗依照片来记住他们。那时，我想起了当年那位「张社长」，他当时应是多么想认识他的同仁，希望在电梯遇到时，可以叫出他们名字。我深深忏悔，现在跟您一鞠躬。

谢谢您送我《巨流河》，我后来又陆续买了好几本送人，巴不得大家都看。我从第一章那个多病的小女娃被丢到雪地时，就忍不住泪。在那个贫困苦难的年代，生命力不够强，就要被淘汰，个人如此，国家也是。她活下来了，而且投身教育，壮大了多少生命。那一阵子，我常在下班后留在办公室看《巨流河》，张大飞殉国时，我哭到趴在桌上，后来怕其他还没走的同事看到，勉强抹干眼泪回家，开车上了高速公路，想到驾着战机的张大飞，眼泪一直涌，夜黑月沉，几乎看不到路。

当年极不对称的抗日战争是这么打的，一群一群我们不知道名字的张大飞，明知会死，明明害怕，却仍然自愿冒死，他们让国家没有亡，让同胞活下来。我的父母因为他们而活了，有了我们，我们继续有孩子、孙子。但是，张大飞，这个当年没有父母的孩子，他有自己的孩子、孙子吗？

您知道我没听过〈松花江上〉那首歌时，感叹「妳太年轻了」，送了我田浩江唱的〈松花江上〉CD，我听了前面几句即大为惊讶：「这不是我小时候唱的〈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吗？」

它们开头好像，后来大家为什么不唱了？另一条类似的歌，〈我的家在大陆上〉也听不到了，有人说被「禁唱」了，为什么禁唱呢？怕人家思乡过度，因为回不去了？

〈松花江上〉是抗战歌曲，〈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是反共歌曲。它们都是「爱国歌曲」，现在想来好「落伍」，不知道还有多少人知道它们。

您写《今文观止》时，会有「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的感觉吗？

张作锦夫妇常常参访名人故居、文物遗址，向大师、历史致敬。此帧摄于老舍故居门前。（图／张作锦提供）

国家是我们的青山

●珮君：

「爱国歌曲」现在很少人唱了，因为「难唱」啊！爱哪个国呢？说不出口，干脆「莫谈国是」。

其实，人若没有一个完整的国家可以依靠，是很痛苦的事。我在六岁有记忆的年龄，对日抗战开始，目睹身受日本人侵略中国的各种暴行，一直在流亡逃难中长大。我受的是「国耻教育」，我的「家国情怀」与今天的某些青年人自然是不一样的。

我两年多前开始在联副上写「今文观止」专栏，选的第一篇文章是胡适的〈国家是我们的青山〉，他说「国家若没有了，我们到哪里去呢？」胡适是「天涯沦落人」的前辈，我是后辈，很能体会他的徬徨与悲凉，但我的后辈能体会吗？

妳提到张大飞，我想到另一往事。郝柏村将军访问大陆，参观一所空军烈士纪念馆，里面没有高志航的名字。少了高志航还算什么空军？郝将军正色告诉馆方：中国军人八年抗日，这场仗是为国家同胞打的，不是为国民党打的，也不是为共产党打的，纪念中国空军烈士，不能没有高志航。

我和我的同辈很多人一样，盼望有一个可以依靠、也可以引以为傲的国家，我为《今文观止》写的自序，题目是〈国家要文明，也要强盛〉。强盛可以保护我们，文明可让我们在国际上擡起头来。两岸的中国，大陆的体制使政府专权，但她强盛了；台湾是民选出来的政府，但她沦为强国的附庸。

一位朋友问我，若文明和强盛二者不可同时得兼，你希望哪个先来？我低头，沉思，无以回应。

珮君，妳2020年发表的第一篇「他乡．故乡」〈亲爱的尹仲容先生〉，得到海内外很大的注意和惊叹。尹先生的墓木已拱，也有人写过不少纪念文章，但妳以一名纺织工的女儿身分向他致谢、致敬，以这样简朴、热忱又刺人心痛的声音，呼唤他回来，让他重新站在我们身旁，最令人印象深刻。

你是台大哲学研究所毕业的，怎么开始写作的？

我想把他们找回来，把故事说下去

●亲爱的作老：

我也正想请教您怎么写作的呢。《联合报》在您退休后，一直给您保留了办公室，2009年报社迁到汐止后，您的办公室更大了，必立发行人说：「作老，不会再搬家了，你不会再流浪了。」从您办公室大大的落地窗望出去，就是青山和高速公路，您在那儿继续写了一篇又一篇好文章，2015年得了总统文化奖，第二年又获颁二等景星勋章。但是，随着张妈妈病情变化，您进办公室的时间少了，尽量在家陪她，但仍严谨的、有纪律的看书、看报、写作，紧紧贴着这块土地的脉搏。一日为记者，终身为记者。最令我震撼的是，您那些一篇篇长文不是在书房写的。您家的小书房已让给外佣住了，您在餐桌上写作，餐桌上有一半面积放的是书和您列印的资料、笔记，另一半是您展开稿纸伏案的地方，吃饭时，再把稿纸暂时移开。

您写作时，旁征博引，要思考、要回想、要找查，还要注意张妈妈走动安全、不断回答她的重复提问，您怎么可以文思不被打断？相形之下，我太不成材了，我一人一屋居陋巷，虽不无车马之喧，但大致安静。我自小就注意力不集中，唯有写作时心无旁骛，而且两眼发直，极怕受扰，可怜我那一对九十高龄的老父母都知道早上别来我家、别打电话。

说来惭愧，我直到三十七岁才有第一篇文章刊在大报副刊，三十八岁得了中央日报中篇小说特别奖。《中时晚报》「时代副刊」副主任严曼丽是我文学领域第一个伯乐，《联合报》副刊主任宇文正是我第二个伯乐。写作寂寞，像对黑洞说话，她们让我知道旁边有光。

我开始写作本已很晚，在得奖之后又因为困惑停笔十年，直到前几年才下定决心自新闻岗位退役，专心写作。但写作和人生一样，充满不确定性，行行复行行，不行说不行，一边写一边困惑，时感徬徨，经常脸红，但知道这是最后机会，不能撤退，退无死所。

因为知道自己不够好，所以，我写作极慢，修改极多，若把我原稿的修改痕迹列印下来，应该可供初学者「励志」之用。「思之思之，又再思之」（《管仲．内业》），我没有才华，只是不肯放弃而已，像〈亲爱的尹仲容先生〉那篇，在我肚子放了四、五年，好不容易完成初稿，极不满意，反复重看，有一天，在中研院图书馆，忽然发现尹先生身影越来越近，原来他根本是活在我左右的人，我如获天启，毁弃初稿，一万多字全部重写。

「典型在夙昔」是不是就是这样：他们的功和德就在我们身边，影响了我们生命，造福了我们，而我们应该承传。圣严师父曾说，「福报」的「报」就是「利益他人」，这真是我听过最高境界的「福报」解释。像尹仲容这些人真是有最大福报，只是我们这些受益者不知不觉，或渐渐忘了，我想把他们找回来，把故事说下去，让典范长在左右，自立立人。这后来成为我「他乡．故乡」系列的主轴。

我常看您的手稿，知道您写作几乎是一气呵成，不像我涂涂改改，您是「胸有成竹」一挥而就吗？

●珮君：

我的文思并不敏捷，常常也苦思焦虑得「柔肠寸断」。我「捻断数茎须」时，没人看到。

妳说我在饭桌的一端也可以写稿，这应该与新闻人的职业训练有关。记者要上山下海甚至枪林弹雨中采访，写稿还能选地方吗？

1989年，我在纽约「联合报美加新闻中心」服务，4月间请假回大陆探亲，巧遇天安门广场学生请愿，比莫斯科红场大好几倍的天安门广场，挤满了上百万学生。4月27日，北京四十八所大专校院十多万学生列队游行，中心诉求是「争民主、反贪污」。人数之多，声势之壮，理念之明确，在在教人动容。我赶紧跑到广场附近「北京大饭店」的餐厅，在餐桌上写了一篇稿，付钱租用饭店的传真机传给台北《联合报》，4月30日在《联合报》第三版头条刊出。标题是「长安大街那一头会有民主吗？」我说：「1919年的『五四』，也有成千上万的青年在北京游行，振臂高呼要民主。那些人或墓木已拱，或垂垂老矣，今天另有一批青年，又游行争民主，而时间已过了七十年。当他们绵延的队伍走过去，长安大街的那一头会有民主等着他们吗？」一个月后即发生六四血案。

「六四事件」无论正面说还是反面说，它都将载入历史，我那时赶写的这篇小文章，或可忝附骥尾，成为一小片史料，它正是在「北京大饭店」餐桌上写的。

新闻记者写稿不在书房，不择地而出。

●亲爱的作老：

您带张妈妈自台北迁居中坜之后，每天下午在社区大楼的大厅走路，当作健身。有一天，您在line上写给我：

今天同时在大厅里的，有那位每天准时由外佣推来、不断呻吟却不能离开轮椅的老太太，还有一个年轻妈妈，带着跌跌爬爬的小婴儿蹒跚学步，儿童游乐室里有一父亲带着一儿一女，孩子们自己玩耍，他专注于手机。再加上我们两老拿助行器和手杖的，人生各阶段都凑齐了。

「一日看尽长安花」，好美；一日看尽人间世，也很写实。

您的作品气壮山河，大家看到的都是您的健笔，很多读者不知道您的年龄，孔子从「三十而立」，一直说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您可以跟我们说说「七十后」吗？我知道您七十后还去北大念了几年书。

感谢又有这新的一天

●珮君：

首先告诉妳，我今年九十一岁了。

我在新闻界工作四十年，认识一些人，其中有不少是学术界人士，我因为自小失学，一向敬佩有学问的人，都以师礼待之。这些大师级人士，近年成群结队的离去，「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伤哉。

泰戈尔的诗，「要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样的愿望，在实际的人生中，太奢侈了。绚烂固难，静美尤不容易。台湾已进入老年化社会，多少老人辗转于病床之上，奔波于医院之间，他们未必在于求生，而只在减少痛苦与折磨而已。

与我同年代的新闻界同业、台视著名体育主播傅达仁先生，远去瑞士寻求安乐死。他在机场向大家挥手，我心中不由得赞叹，「真是勇者」。如果傅达仁能在台湾有这样的机会，他何必千里迢迢抱病远赴异国，然后他的魂魄再长途跋涉寻归故土。

我一直坚信我的「偏见」：一个文明国家应该容许安乐死。

当然，安乐死只是「必要之恶」。重要的是人在平常要生活得好，这一点真是谈何容易。书本上、网路上，为老年人提养生延寿建议者，比比皆是。《大学》教人「定静安虑得」，我认为最重要是「安」。安者，安心也。此心安处是吾乡，是吾家。我把它视为「老有所归」。

但是，要多大修行的人，才能进入这样的境界？

我这几年因为自己或内人的病，奔波医院，有一次，枯坐候诊室好几小时，疲惫之余，忽感苍凉，但是，举目望去，医院内外，芸芸众生，挣扎求存者岂张某一人？且平心而论，多少人都在「今天」之前倒下，上苍给了我「今天」，是让我能有机会改进自己，去完成我想要完成的工作。我又有何怨乎？

从此，我每天起床后都默诵一段我自己拟的「今日真言」：

感谢又有这新的一天，我将以虔敬平和的心态把这一天过好。我将尽可能把我关切的人照顾好，也把自己照顾好。

尽可能。是吧？

四月《文学相对论》

阿盛vs.周芬伶  将于4月3-4日登场 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