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朱光亚：“两弹元勋”的家庭教育

朱光亚（1924—2010），核物理学家。生于湖北宜昌，籍贯湖北汉阳。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1949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被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为中国核科技事业和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父亲一生忙于工作，和我们是真正的聚少离多，直到他的晚年，才与家人有了多一些的相聚。望着父亲因长期操劳而日显苍老的身影，望着他平稳的步履，看着他沉思而冷静的面庞，想着他对我们的教诲与关爱，我们想把他在孩子心目中平实而深刻的点点滴滴，也许是感悟，或许是爱的回报，还有那无尽的思索，奉献给读者们。

在我们印象里，父亲平时言语不多，他对我们的教诲更多的是身教，而正是这种身教，让我们在其间感悟到他是怎样一个人。我们从他身上看到智慧而深邃的思想、勤奋而善于学习的精神、求真而务实的治学态度、严谨而精确的文风。他严于律己，宽厚谦和，平易近人，既严肃又乐观，幽默中透着睿智，并且具有朴实的为人处事原则和简朴的生活作风。

明远在回忆他的童年时这样讲述道：他朦朦胧胧的记忆是从生病开始的。他小时候老生病。父亲说，小弟（明骏）是喝牛奶长大的，而明远是吃中国奶粉长大的。这么说，当时国产奶粉的质量确实要差一些。身体底子没打好，所以明远小时候老是生病去医院。那时候街上没有出租车，只有带棚子的三轮车。冬天，父亲经常抱着捂得严严实实的明远搭三轮车去医院。上了小学，父亲鼓励明远锻炼身体，长跑、游泳、打乒乓球、洗冷水澡，身体才逐渐强壮起来。

明远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父亲和母亲调到了地处北京房山的原子能研究所工作，明远的幼儿园和小学一年级生活都是在那里度过的。当时，父亲和母亲都很忙，明远和弟弟在幼儿园都是全托，两个星期才回家一次。记得那时候，每天最期盼的就是周末回家。尽管已进入三年困难时期，但是父亲总能带回一些好吃的，让孩子们大吃一顿。当时全家住在五号楼中单元302房间，北面是当年为苏联专家修建的公寓，再往北就是幼儿园和小学。后来，父亲调到了核武器研究院，回家的机会就更少了。

1961年，全家搬到了花园路塔院一号。那时候的塔院一号，基本上被农田包围。院子的南面，是一座古塔，一到夏天，栖息了无数燕子，围绕着古塔飞旋鸣叫，颇为壮观。塔院也因此得名。从古塔再往南，就是土城和一条小河，绿树成荫，流水潺潺，一派田园风光。到了夏天的晚上，周围农田里的蛙鸣声震耳欲聋，像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摇滚音乐会，吵得人睡不着觉。20世纪70年代，古塔被拆除，被一片民居取代，称为塔院小区。昔日田园风光被如今繁华闹市所取代，实在可惜。明远的小学时光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小学的名字有点怪，叫“北京九一小学”。我们住的那栋楼是五号楼，我们家住在中单元302室，是这栋楼最大的三套住房中的一套。五号楼里住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著名人物，其中有好几位是“两弹一星”元勋。我们楼下是程开甲，邻居是邓稼先，隔壁单元住的周光召。后来，在五号楼住过的还有王淦昌、彭桓武、于敏等人。记得小时候放暑假，五号楼的男孩儿们组成足球队同院里其他楼组成的足球队对抗，结果总是以五号楼队的大胜而宣告结束，因为五号楼队中有后来成为北京足球队主力队员的李维淼和李维霄孪生兄弟俩，他们家住在我们家楼上。我们全家在这里一直住到1976年。这15年，是父亲工作最忙碌、最辉煌的时期，因为这段时间是“两弹一星”诞生的时期。

父亲的工作是绝密级的。院里其他叔叔、阿姨也一样。我们只知道父亲是研究物理学的，因为他的书架上摆的大部分是物理书。在家里，他从来不讲自己在做什么工作。我们只知道他经常去西北地区出差，而且一走就是几个月。他在搞原子弹、氢弹，是我们猜出来的。大概是1967年的一天，院子里的一群孩子聚在一起聊天。记不清是谁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的父亲、母亲是做什么的？没有人能答出来。有人说，咱们回忆一下，是不是每次核试验，大家的父亲、母亲都不在北京？大伙儿一验证，果然，大家的父亲、母亲都在出差，而且都是去了西北地区。确认了这个事实，大家感到非常神圣，静静地坐了好长一段时间。记得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后，《人民日报》发了号外，整个北京城一片欢腾。在学校，老师安排就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写一篇作文。明远在作文里提到向我国的科学家学习、致敬。这篇作文被父亲看到了，他马上严肃地对明远说，核试验成功不只是科学家的功劳。你去看看新闻报道是怎么说的，那是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工人和科技工作者共同努力的成果。

作为一位实验物理学家，父亲做任何事都像做物理实验一样细致认真。解放军总装备部、中国科协、中国工程院机关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都对他批阅文件的风格深有感触。他批阅文件就像老师批改学生作业一样，不但修改内容，连病句、错字甚至标点符号都认真修改，而且字迹工整。看他的批示真是一种享受。许多机关干部至今都保存着他批示的手迹，留作纪念。

在日常生活中，父亲做事也像做物理实验一样认真严谨。他为他的每个衣服箱子都建立了登记卡片，箱子里放的是冬装还是夏装、军装还是便装，一目了然，找东西从来不会手忙脚乱。

父亲凡事喜欢亲自动手，家里的各种电器，包括电视机、录像机、洗衣机等，他都喜欢亲自动手摆弄。他把录像机的所有功能包括自动录像功能都利用起来，做到在看一个电视节目的同时，自动录下另一个节目；或者当人不在时，录像机可以自动把想看的节目录下来。尽管这些都是录像机已经具备的功能，但是很少看到有人能把这些功能充分利用起来。小时候，父亲带着明远亲自动手为客厅做了一个立式阅读灯。灯杆儿用的是窗帘杆儿，灯罩儿是父亲用粗铁丝和硬纸壳做成的。这个立式阅读灯，我们用了好多年。父亲还教明远自己动手装配半导体收音机。

父亲还有一个好习惯：凡事都有记录。他有一个大本子，是他每天的工作日志。明远曾经偷偷看过父亲在党的九大和十大上做的毛主席讲话的速记，是一种中、英文混合的方式，记录得很完整。大事是这样，小事也是如此。家里人用他的专车办私事，他都有详细记录：谁用的、去了哪里。到月底，他会让秘书按照这个记录去管理部门缴费。还有一件小事：每天早晨上班前，他都会检查一下家里的电表，并把数据记录下来。他从没有告诉过明远这些数据会有什么用处，但是这种严谨、细致、认真的日常习惯，对明远的成长带来了很大影响。

父亲有一个好记性，这是我们一直望尘莫及的。父亲的老秘书张若愚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在外面开会，父亲让张秘书回家取一份文件。父亲告诉他：第几个保险柜，第几格，从左到右第几摞，从上往下数第几份，不要看内容，取来给我就行了。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到父亲做事的条理性以及他超强的记忆力。小时候，父亲书桌抽屉里的铅笔、橡皮和铅笔刀，有时明远悄悄“顺走”一个，没告诉他，他马上就会发现。明远只好乖乖承认。

由于父亲和我们聚少离多，他在我们眼中，一辈子都在忙碌、在工作，但这不等于他对我们不尽责、不关爱。恰恰相反，正是那短暂闲暇中的关爱，给我们留下最深的印象以及人生中难忘的瞬间。

在我们的眼里，父亲是个非常耐心而又细心的人。小时候，我们姐弟三人的功课，特别是数学都是他亲自辅导。不会解的难题，都是他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手把手地与我们一起做，通过做题，教给我们思考的角度、做题的方法。在他循循善诱的启发下，我们懂得了举一反三的学习方法，懂得了如何去思考、解答难题。

至今，父亲那工整而清晰的字迹、算式仍让我们记忆犹新，它们已成为我们事业中的一种无形动力，激励我们去潜心探究学问。也正是这份特殊的关爱，让我们锁定了人生、专业、学习的奋斗目标。

有一次，小英不明原因地发低烧，几经检查，也未查出原因。人的身体有病，心情自然也比较郁闷。因为父亲总是很忙，所以这种事，一般我们也不去跟他讲，可不知怎么，还是被他观察到了。他就跟小英说：“你每天什么时候发烧？有没有规律？要定时量体温，把每天的温度记录下来，积累数据，交给医生，以便医生参考，协助医生诊断。”小英说：“是呀，怎么我们就没想到呢？只知难受，而没有从积极的方面入手。”科学家关心人的方式，真是有点特别。

父亲对我们的爱就像他一贯的做事风格一样是细致而入微的。这份爱不是用语言来表达的，而是体现在一点一滴的生活小事之中，就像泉水与小溪一样积少成多，最终汇聚成一份深情与厚爱。它是如此的厚重，以至于很难衡量出来，但能时时滋养我们的心田，让我们从点滴中感受到父爱的无私和亲情的无价。

【本文节选自《中关村纪事》，柳怀祖 边东子 蔡恒胜等著，东方出版中心，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