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钦／【狱政案】受刑人基本权是人权非特权
▲释字第756号解释强调矫治机关仅有在基于秩序维护的目的下，才能对受刑人的基本权为限制，即便限制，也应采取侵害最小的手段。（图／pixabay）
东森集团总裁王令麟因于服刑期间，涉及送礼给狱方人员，致被以贪污行贿罪起诉，经台北地院审理后，于10月9日，判处二年二个月。关于此案的争点，即在于送礼与受刑人所受的对待，是否具有对价关系。而这其中的关键，恐又涉及受刑人于监狱中，如订阅报纸、批阅公文等，到底是特权、还是人权？
于我国刑法，对于公务员受贿罪分为不违背职务与违背职务两种类型，后者的法定刑自然高过前者，甚至最高可判到无期徒刑。而不管是哪一种类型，对于职务行为与收贿之间，还必须有对价关系，才足以成罪。
只是对价关系与否的判断，一直处于极为浮动的状态，司法实务向来采取，以职务行为之内容、交付者与收受者之关系、贿赂之种类、价额、赠与之时间等客观情形为审酌，且不可仅以交付之财物名义为赠与或政治献金，即谓与职务无关而无对价关系。但如此的基准属于一种综合性判断，实趋于模糊与不确定而等同无标准。
如以受刑人于年节期间，托人送礼给戒护人员为例，确实很容易落入行贿与受贿的刑罚范围。若所送之礼物并无特别贵重，仅是季节性的蔬果或年节食品，且送与收的两方，也无任意以此当为贿赂之意思，能否称得上是有贪污对价，抑或仅属廉洁伦理的违反，恐就完全委之于司法者的内在意志。这也是为何于司法实务，不仅于相类似案件的判决结果有差异，甚至同一案件，也因于对价关系的认定差异，致出现因法官而异的判决结果。故于前述王令麟的案件，就有很大的可能性会落入有罪、无罪间的循环诉讼。
更值得关注的是，从此案也凸显出，目前台湾对于受刑人的人权保障似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虽然于2017年底，大法官所做出的释字第756号解释里，已经强调矫治机关仅有在基于秩序维护的目的下，才能对受刑人的基本权为限制，且即便限制，也应采取侵害最小的手段，并限期两年内修法。故就订报来说，根本与监狱的秩序维护无关，若有限制，实有违大法官解释意旨。至于受刑人于休息时间，本就属其可自由运用，监狱显也不能要求受刑人，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惟因此号解释，仅针对《监狱行刑法》第66条，即有关受刑人的对外通讯限制，将之宣告违宪，故于迫在眉梢的修法期限即将到来，法务部到底是将《监狱行刑法》打掉重练，抑或仅是象征性的部分修改，实就令人感到狐疑。
长久以来，因受到特别权力关系的影响，致认为受刑人不应享有与一般人同等的权利保障。也因此之故，对于受刑人的处遇，就处处充满限制，甚至于英商林克颖引渡案里，苏格兰法院不为引渡的最主要理由，就是台湾监狱人权的保障不足。而如此的处遇现况，不仅使监狱难发挥教化功能，也易成为贪渎的温床。故主事者恐应好好思考整体的监狱政策改革，而非仅为交差了事的急就章修法，更必须体认，对受刑人的人道待遇，不是特权，而是最基本的人权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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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钦，真理大学法律系所副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法税改革联盟发起人及超征还财于民公投提案领衔人。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