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政资深教授：带博士生每年超5人 就是走过场
西部网讯 西政的辉煌是如何铸就的？西政现象能否复制？高校该不该把开办法律专业作为吸收生源的招牌？华西都市报记者采访了中国民事诉讼法界泰斗级人物，新中国民事诉讼法奠基人常怡教授。
常怡教授今年已有80高龄，但他依旧精神矍铄。因为听力不好，常怡教授戴着耳机跟记者交流。
华西都市报：1978年考入西政的学生已经占据了中国法律界的半壁江山，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常怡：文革期间，西政的老师大都没有离开学校。文革结束之后，学校具备了复课的条件，比其他政法院校恢复招生早一两年，这在时间上具有优势。
文革之后，国家急需100多万政法人员，受过专业法律教育的学生就成为“香饽饽”，特别是1982年，刚刚毕业的第一届本科学生抢手得很。
湖南省省委书记周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等等……都是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大学的。
从主观上来看，经历了10年文革之后，很多学生渴望知识的心愿十分强烈，教师传授知识的心愿同样强烈。
华西都市报：为什么西政有些课堂上有两名教师同时教学？这对教学有什么积极意义？
常怡：西政的校训里有“辩论文化”这个说法，这是学习法律必须具备的文化，两个老师同时教学，可能出现不同的观点，两种观点的碰撞能够给学生带来灵感。
这种辩论的传统延续了几十年，已经成为一种西政文化。
关于成绩西政光辉还在继续
华西都市报：有人把西政比喻为“没落的贵族”，已不再光辉，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常怡：应该说西政的光辉依旧。78级学生的辉煌与当时的历史原因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当时的社会背景，我想也成就不了现在这么多的高官要员。
不应该以1978级学生为历史样本，辉煌是不能复制的，现在不能用有多少人当了大官来衡量学校的光辉。而应该看到西政为国家培养了多少懂法律的人，按照法律要求办事的人。
1979年西政才建立了5个硕士点，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学校今年招收的本科生就有接近5000人，而且现在的教学条件比文革后刚刚恢复招生那会儿要好得多，因此，西政没有没落，西政的光辉还在继续。
华西都市报：目前全国有550多所高校开办了法学专业，您如何看待法律专业“大众化”这个问题？
常怡：西政是一张名牌，正在遭到很多严重地复制。有些学校招募几名法律专业毕业的老师就开始组建法学系，法学院。有的学校基础差，师资力量薄弱，教学环境也不好，这是对学生不负责任的行为。
华西都市报：前段时间有报道说，有个博导一次性招牌了40多名博士生。您认可“批量生产”博士生吗？
常怡：教学生不应该跟医生号脉一样，10分钟就能够诊断一个病人。有些大学教授告诉学生：我有事会给你打电话，不给你打电话就不要来找我。这种教学态度对学生极度不负责任。
我的学生随时可以找我，我每个星期至少会跟学生见一两面，我也要随时掌握学生的情况。根据我的经验，每年带3个博士生就足够了，最多不能超过5个人，否则就成了走过场。（华西都市报记者李寰重庆摄影报道）
附：常怡简介
我国著名民事诉讼法学家，新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的奠基人。西南政法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法学会理事，四川省学位委员会委员。1960年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副博士学位，1992年获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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