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韵味的大众历史读本（下）

小说

三、志在现实的洞见

正是承接传统的白话表述和大众本位的草根立场，使柏杨的白话《通鉴》成为现代营养丰富的通俗读物，读者从中可以时不时地看到扣人心弦、振聋发聩的洞见。这种洞见，不是严密的学术推理，也不是死板的史料考证，而是穿透古今的慧眼聚焦。尤其是他演绎「臣光曰」的方式，以「柏杨曰」走上史学的散打擂台，还拿来影响颇大的《读通鉴论》以及其他史书名家的评论加以比照，使自己的观点和思想更为鲜明。正宗学术文献中很少能够像柏杨如此表述。这种三言两语的思想火花，不管不顾的直抒胸臆，更显其言辞的珍贵，也更能给大众以启迪，学界亦可从中得到学术之余的警示。

例如，当今有不少人致力于儒学复兴，尤其以新儒家为代表。但是，社会上的某些做法，如提倡汉服、恢复叩拜仪式等等，是否为复兴儒学的正道就大有可疑。柏杨以葬礼为例，一句话就点明了儒家礼仪的问题所在：「葬礼，是儒家学派最重要的一项仪式，它的繁杂跟精密，可跟最新的太空科技相比。仅丧服一项，就花样百出，专家学者研究三年也未必弄清楚。」关于历史上的儒法关系和外儒内法的统治策略，学界论争极为繁复。柏杨则把外儒内法比喻为「鸟必须有两个翅膀」，直陈这是「不应引起争论的事，而竟引起争论，真是最大的一种荒唐公案」；其因在于「每一个翅膀都自命不凡的认为另一个翅膀是邪恶的，有了它不但不能飞，反而会活活跌死。没有它不但能飞，而且飞得更高更漂亮」。

对于汉代高官下狱后自杀的「将相不侮」策略，柏杨跳出保持人格尊严的传统解释窠臼，直指其「目的不在保持人格的尊严，而在保护皇帝的安全」。即便是史家津津乐道的文景之治，柏杨也毫不客气地说道：「中国人即令生在太平盛世，也是万把钢刀，悬在头顶。」关于五德始终，柏杨跳出哲理论证和繁复考辨，直言不讳：「水德土德，五行运转，本是鬼话。问题是，鬼话只要有人相信，就是人话。该相信的人如果手中掌握权柄，就更进一步成了神话，搞得热闹非凡。」关于龙的传人这种图腾式表述，他也一语道破：「龙这玩意，跟外太空人一样，都是想像之物，谁都没有见过。」

归根到底，柏杨通过历史解读彰显民权：「限制人民自由，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最阴暗的一面。这阴暗面一直未被发掘，以致人们相信古人自由自在，过的是伊甸园生活，甚至有人声称中国人自由太多。」种种洞见，启发颇多。

白话《通鉴》的人物评价，尤其出彩。例如，柏杨以民间常识认定晁错不是一个政治家的材料。他说：晁错尽管被人称为智囊，却「心胸太窄，器宇太小，权力刚触到指尖，便急吼吼公报私仇，要把对方满门抄斩」。他的根据不是理论分析，而是生存经验。「政治家必须有三分浑沌，才能把反对力量减少到最低限度」。以民间话语把这种观点进一步展开，就是他对晁错与袁盎冲突的解释：「去年张三先生瞪了我一眼，前年李四先生踢了我一脚，一一记帐，对方为了自保，不得不奋起反击。反击失败，不会有再大的损失，反击成功，晁错先生就是一个榜样。他如果不向袁盎先生下手，袁盎先生何至狗急跳墙。政治家固然不能没有敌人，但绝不去故意制造敌人。」这种评论，不但超越了学术争辩，而且完全跳出古代思维局限，以明白如话的常识讲述现实政治的真谛。

由此进一步，柏杨对传统的认知，处处表现出对专制体制的批判。一有机会就抨击传统君主和当权人物「化友为敌、化忠为叛」。他以范雎为例说明魏国对人才的扼杀：「魏王国政府中每人都能言善道，要计划有计划，要方案有方案，要爱国情操，如魏齐、须贾之辈，更比驴毛都多，哪个不是人才？至于公孙鞅不过一个想升官想疯了的小职员，张仪不过一个不切实际的贫寒书生，范雎不过一个油腔滑舌、大言不惭、里通外国的卖国贼。他们既没有参加某一派，又没有被接纳为某一帮，能逃一死，已是皇恩浩荡。在鲨鱼的血口之下，人才不是被吞噬，便是变成敌人，强烈反弹。政权盛衰和国家兴亡，轨迹十分明显。」在论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柏杨直言：「世界上最可怕的事莫过于思想统一，盖思想统一会使思想僵化、智慧衰退、思考能力消失、头脑简单而性情凶暴。我们不能想像，如果不发生这次浩劫，中国会发展成什么模样。但一想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不仅怦然心动，充满向往。」柏杨用这种表述，揭示传统制度的根本缺陷，暴露高压政治的种种罪恶，在大众层面普及现代政治的基本常识，从而使读史变成对现实的思考，把古籍阅读引入现实生活。

四、老少咸宜的速食

面对大众的读物，最受欢迎的，不是学理上的深邃，也不是考证上的精到，而是与民众的密切程度。这就要求内容丰富且论述有趣，文字清醒且富有启发。尤其是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大众读者要走出《故事会》形态。犹如饮料，民众需要的是好喝、解渴、有益、无害，而不需要对营养成分进行生物化学的分析研究。柏杨的白话《通鉴》，在这一方面下了功夫。他所提供的是即食即用的文化速食，而不是山珍海味的高端消费。速食不一定就没有营养，料足质好、加工精当的大众菜肴，有可能比名不副实的燕窝鱼翅更养人。

读传统史书有三个难点：官制、地理、年号。年号与官制问题，柏杨在翻译过程中已经解决了，剩下的就是地理。为此，柏杨在书中绘制了大量地图，读者一眼就可看出当时的大局趋势。这虽然是小事一件，但可看出柏杨为小民写作的苦心。

作为文化速食，柏杨的文字通俗易懂。许多人在无意识中往往把雅与俗对立起来，实际上，雅与俗本是文化的一物两面，互为补充。《诗经》如果没有国风，何来大雅？还雅入俗，本来就是大众读物的使命。另外，高雅不等于高品质，低俗不等于低水准。当下的出版物中，有不少貌似高雅的书籍，在华丽的学术外衣下掩饰内容的贫乏，甚至名为高雅实为酸腐，这就需要读者明鉴。反过来，草根的俗语村言，却往往有鞭辟入里的真知灼见。这一方面，白话《通鉴》是十分出色的。更重要的是，柏杨在俗言口语中，保存了雅文的气质，提炼出史料的内在营养，使其更富有教益。他的文字，既具有民间话本的外观，又具有看穿古今的深度。或寥寥数语，或滔滔不绝，思想火花散布于行文之中。试举数例：

在儒家的评价上，尽管柏杨嘲讽儒家，但他并不贬低孔子，而是抨击那些与权势合流的儒生。在某些方面，他表现出对儒家思想的下意识肯定。例如，在汉武帝时酷吏张汤和大儒汲黯的争论中，柏杨就站在汲黯一边。并得出结论：「司法独立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法官的品质，司法审判固然要独立于政治干预之外，而法官的品质－－他的严正和操守，更必须保持高贵。否则，即令司法独立，司法仍将黑暗。」

对于儒道释三种文化的负面作用，柏杨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缺点部分，就在三种教派影响下，逐渐地一点一滴铸成：儒家培养出中国人的封建和崇古意识，道家培养出中国人的消极无为，佛家培养出中国人逆来顺受的卑屈心理。」剑走偏锋而一针见血。

说到东汉刘秀，柏杨大加赞扬。「刘秀先生是中国历史上少数不诛杀他亲密战友的元首之一。并不是他阁下，跟他阁下亲密的战友，道德学问都达顶峰，而是刘秀先生处理得当：他不赋给他们实质权力，无论是军权或政权。」进而发挥道：「政治是一种艺术，政治行为是一种艺术创作，刘秀先生有最高造诣－－唯一和他媲美的只有宋王朝一任帝赵匡胤先生。」

谈到两汉之际人户急剧减少，他画龙点睛说出一句话：「哀哀冤魂，只因出了一群内战英雄。」在说到「强项令」董宣时，柏杨感叹道：「如果不是董宣先生的道德勇气，那个被豪门家奴白昼杀死的冤魂，还不是白白丧生。如果不是刘秀先生最后醒悟，顶天立地的法官董宣先生，岂不白白死于乱棍之下。在这个流传千年的『强项令』佳话之中，步步埋伏杀机。一个环节瓦解，便是悲剧。」「人治之必然失败的原因在此，盖董宣先生之流的官员，不可多见，刘秀先生之流的首领，更不可多见。而刘黄女士这种不识大体的婆娘，以及狗仗人势的家奴人物，却比驴毛都多。」

谈到吴汉杀降，柏杨将吴汉说成「站对了边」的土匪头目，称：「歌颂不应该歌颂的人，将败坏一个民族的品质。」

评论马援被诬陷而死，引用了范晔、王夫之、王先谦诸人观点，浓墨重笔，写得更为精彩。由于文字过长，这里不再引用，读者自可读出其中的亮点。

总体来看，柏杨的白话《通鉴》，来自其野生而非豢养的自我觉醒，是茂盛生长的野草，而非园丁修剪的园林；是能解民众饥渴的路边摊点，而非皇家酒店的预定包厢；是由雅入俗的大众歌谣，而非由俗入雅的美声唱法；是把古籍引入现实生活的文化参照，而非把今人导向古代的帝王梦想。是否如此，一读便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