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電影之死？ 港片北上中國的「合拍片啟示錄」

周星驰主演、导演陈嘉上在1992年的电影《武状元苏乞儿》。本片是在北京拍摄，剧中的军队场面，则是借用了中国解放军做临时演员。1990年代后，香港电影透过合拍片与中国国有电影厂合作，目的是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与拍片场地。 图／《武状元苏乞儿》

经典电影重映成了近日的文化现象，1988年的《末代皇帝》也是其中一例。人们的目光多放在义大利导演贝托鲁奇如何演绎中国故事，华裔出身的尊龙又如何演活溥仪作为魁儡的落寞。

在中国的电影制度当里，这部在中国拍摄的作品是「合拍片」。所谓的合拍片是中国相当特别的制度，其原来的立意是中国透过与外国电影的合作进行国际宣传。随着1980年代几部受瞩目的合拍片问世，合拍片也持续运作，此后相关更具体的办法也随之出现，1990年代开始合拍片甚至也成为影响华语电影板块的制度。

香港电影对此感受最深。1990年代中期开始，香港电影透过合拍片与中国国有电影厂合作，目的是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与拍片场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让香港电影产业受创甚深，香港电影人大举北上，希望透过中国庞大的市场挽救香港电影，不过，代价惨重，「香港电影」甚至不复存在。

究竟合拍片的来龙去脉是什么？将近三十年来香港电影又是如何操作合拍片机制？另外，香港的合拍片启示录对台湾又有什么参照？

以北上的香港导演来说，陈可辛是指标性人物之一，在香港奠定基础，并在华语世界都有享誉的作品之后，于1990年代末期短暂走向好莱坞。中国大片时代初期又能够前进中国。 图／《海阔天空》（中国版本片名：中国合伙人）

▌拉拢台湾与香港电影人的政策

1970年代初期，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政府注意到国际宣传的重要，于是请来义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拍摄中国为主题的作品，在海外呈现中国形象。不料，1972年安东尼奥尼名之为《中国》的作品完成后，却在那个文革岁月里引发四人帮的批斗，其理由是：

有趣的是，在冷战反共的年代里，这样一部被中国批斗的作品，其剪接版倒是在1974年台湾的三家电视台播放，作为反共教材使用。

《中国》是合拍片的史前史，中国政府再一次启动合拍片，是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这一年，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成立，其主要功能在于作为合拍片的平台，而此时的合拍片邀请对象改以香港为主。最主要理由，在于香港原本就有政治立场偏向中国的长城、凤凰与新联等三家左派电影公司，这三家电影公司1982年再整合为银都机构，虽然位在香港但却是直属于中国政府的公司，这从银都机构高层都是北京文化单位退休人物担任可以看出。

1982年的《少林寺》的制作单位便是香港银都机构，这部展示少林功夫的电影曾造成一阵轰动，担纲演出的李连杰也因为这部作品声名大噪，开启功夫明星之路。而后导演李翰祥也赴中国拍片，1983年的《火烧圆明园》与《垂帘听政》便是合拍片之作。

按李翰祥的回忆录《三十年细说从头》所述，李翰祥赴中国拍片是在中国政府鼓励台湾与香港电影工作者赴中国拍片的政策风向下，由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居间联系所促成。可以看到，1980年代开始合拍片也是两岸角力的政策工具，对于时处威权末期的台湾来说，赴中国拍片便是附匪，因此对于导演李翰祥和演出的梁家辉予以禁令处分，他们执导或演出的电影无法在台湾上映。

1982年的《少林寺》的制作单位便是香港银都机构，这部展示少林功夫的电影曾造成一阵轰动，担纲演出的李连杰也因为这部作品声名大噪。 图／《少林寺》

导演李翰祥的满清电影系列：1983年的《火烧圆明园》与《垂帘听政》，便是中港合拍片之作。 图／《火烧圆明园》与《垂帘听政》

▌中国国有电影厂的救命稻草

尽管中国政府开始透过合拍片拉拢香港电影人，不过1980年代的台湾仍是香港电影重要的海外市场。二战之后，香港电影蓬勃发展，虽为弹丸之地，但电影的制作却未受限狭小的空间，因而有「东方好莱坞」的美称。

在冷战的年代里，1960年代崛起的邵氏与电懋，以制作国语电影为主，当时以「自由中国」自居的台湾是香港电影重要的海外市场。不过，随着社会与电影产业的变迁，1970年代末期开始，香港电影已是粤语取代国语，题材也更多样与在地化，台湾则依旧是香港电影重要的海外市场。

预付制（卖埠）是香港电影运作的特色，也就是开拍之前，先将版权卖给海外市场，然后电影再开拍。这种方式的优点是海外市场的投资者熟悉本地观众的口味，他们也将相关讯息传递给香港电影公司。随着香港电影的卖座，台湾的映演与发行业者也加入投资香港电影行列，台湾投资者形成一股集体力量向香港电影议价之外，甚至也要求参与剧情内容与选角，双方因此在1993年爆发数起冲突。

尽管中国政府开始透过合拍片拉拢香港电影人，不过1980年代的台湾仍是香港电影重要的海外市场。图左为港星成龙，1989年5月27号参加跑马地马场举行的「民主歌声献中华」，声援当时的北京天安门学运。 图／报系资料图库

面对冲突以及中国彼时廉价的劳动力与拍片场景，香港电影开始北上中国。

香港电影北上透过合拍片制度与中国国有电影制片厂合作，可以说是各得其利。就中国国有电影制片厂来说，改革开放之后，仅有中国国有的十六家电影厂才有拍片权，但也随着改革开放的制度变动，这十六家电影厂的地位如企业，必须自负盈亏。简言之，中国政府逐年降低对国有电影厂的经费资助。

此举使得1980年代末期开始，国有电影厂普遍出现经营不善的问题。国有电影厂与香港电影合作，首先会收一笔管理费，一般行情30万。毕竟电影要在中国上映必须要有厂标，这是国有电影厂的专利。此外，影片营利则是电影厂与合作方四六分成。上述这些属于较大型的合作内容，其他还包括场地租借费、租用国有电影厂的工作人员与器材的租借费等。对欠缺资金的国有片厂来说，合拍片是稳赚不赔的生意；对香港电影来说，其着眼的是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与拍片场地。

香港电影北上透过合拍片制度与中国国有电影制片厂合作，可以说是各得其利。 图／《武状元苏乞儿》

事实上，当时在华语圈有着高票房或口碑的电影如《新龙门客栈》、《狮王争霸》、《武状元苏乞儿》、《宋家皇朝》等，都是合拍片。不过，随着合拍片的案例增加，1994年〈关于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的管理办法〉也针对合拍片的基本程序进行规范，例如合拍片的定义、合拍片应将剧本及相关文件报请审批等。

然而，合拍片「有真有假」——有真正加入中国演员者，但更多的是纯然运用相对廉价的拍片成本与场景，电影中不见中国演员。为此，1996年的〈关于国产故事片、合拍片主创人员构成的规定〉对合拍片工作人员的构成，提出具体规定：主创人员除导演、编剧与摄影师应以中国境内居民为主外，担任主要角色的中国境内居民不应少于50%。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电影制度的特色是由电影主管部门，以法规命令来规范电影运作，因而中国电影相关法规多如牛毛，合拍片的相关规定也几经变迁。不过，1996年的合拍片规定可说是一个重要准则，日后合拍片的规定几度修改，但中方人数的要求未曾变动。

在华语圈有着高票房或口碑的电影：徐克的《新龙门客栈》。随着合拍片的案例增加，针对合拍片的基本程序进行规范也逐渐增多。 图／《新龙门客栈》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1990年代依旧是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然而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却对香港电影造成致命的冲击。前面提到，预付制是香港电影运作的特色，好处是分散风险，但亚洲金融风暴却打击了香港电影重要的两个海外市场──韩国与东南亚国家。无巧不巧，这回预付制也规避不了风险。

1997年这一年《铁达尼号》风靡全球，原来在香港电影市场上，香港电影可与好莱坞电影一搏，然而此刻的香港电影就像沉了的铁达尼号。五年之后，华语电影经典之作《无间道》问世，这部作品证明香港电影元气犹在，然而2003年的《无间道III》就加入了中国演员陈道明的角色、制作方也包括天津电影制片厂——不折不扣的合拍片。

2003年的《无间道III》就加入了中国演员陈道明的角色、制作方也包括天津电影制片厂——不折不扣的合拍片。 图／《无间道III：终极无间》

从《无间道》的变化，可以看到香港电影的趋向，就是积极北上合拍「拯救香港电影」。尤其是2004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贸易关系的安排〉（CEPA）生效，CEPA当中对电影的协议是：香港内地合拍片进入内地市场享有国产片待遇。其所谓的合拍片定义是：

合拍片的规定在中国的电影法规当中原本就存在，这里只是再次强调。重要的是「享有国产片待遇」这句话，每年有多少海外电影能进中国，这只有中国电影进出口公司能决定，而且每年也只有一定配额的电影能引进中国；合拍片等同中国电影，这意味着香港合拍片就不受配额限制。

左为中国版电影海报、右为香港版。《无间道III》的香港版结局，是刘德华所饰的黑道卧底警察刘建明继续做警察，但中国版则是被捕。 图／《无间道III：终极无间》

中国流行一句话叫：「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以香港电影丰富的经验加上中国庞大的市场来挽救香港电影危机，这个理想确实在2000年初期很丰满，更何况香港电影人1990年代的合拍经验里，香港电影人是资源较多的一方。

一开始确实依旧如此，以2003年的合拍片《老鼠爱上猫》为例，这是刘德华与张柏芝外加黄秋生主演的古代爱情喜剧。原本都会爱情才是香港电影的主力类型之一，但因合拍片须以中国为背景之故，于是该片的演员们这才穿上古装符合规定。此外，为了合拍片需有中国演员的规定，李冰冰还仅是以配角的身分演出。

可以看到，当时香港仍以较强势之姿进入中国市场，而高票房也让香港电影人认为北上合拍正确。不过，合拍的问题却也逐渐出现，言论尺度是个重要问题。以《无间道III》为例，香港的警匪片或是卧底电影的主题未必都是邪不胜正，但这却是中国电影审查的铁律。因而《无间道III》的香港版结局，是刘德华所饰的黑道卧底警察刘建明继续做警察，但中国版则是被捕。

2003年的合拍片《老鼠爱上猫》，为了合拍片需有中国演员的规定，李冰冰（右）还仅是以配角的身分演出。 图／《老鼠爱上猫》

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合拍片当中香港占优势一方的时代慢慢过去。《桃姐》（2011）的一幕象征性地说明了这样的变化：

刘德华所饰演的电影制片人北上北京开会，他和洪金宝所饰的电影工作者在电影投资老板面前大吵一架，吵架是假，目的是希望老板增加预算。饰演老板的正是中国博纳影视集团的总裁于冬所客串。

电影资金逐渐以中国资金为主，合拍片也有一些外溢的效应。既然合拍片有中国演员演出的规定，而且中国电影市场比重也大幅增加，为了本地票房之故，更加必须启用中国演员，无形中，合拍片也成为中国演员的培育机制。更重要的是，合拍片所看重的是中国电影市场的票房，香港市场的反应慢慢也变得不重要，香港电影也可说是不复存在。

以北上的香港导演来说，陈可辛与徐克是极具指标性的两人。陈可辛与徐克的电影之路非常类似，两人都在香港奠定基础，并在华语世界都有享誉的作品之后，于1990年代末期短暂走向好莱坞。中国大片时代初期，两人不约而同前进中国，陈可辛以《投名状》（2007）奠定基础，而后的《海阔天空》（中国译《中国合伙人》，2013）与《亲爱的》（2014）更是席卷票房；徐克则是《狄仁杰之通天帝国》（2010）奠定基础，《智取威虎山3Ｄ》（2014）再攀高峰。

相同的是，两人在大片时代所拍摄作品，都已是瞄向中国市场的中国故事，与香港无关。与香港无关其实也无所谓，但香港导演把红色经典《智取威虎山》拍成3D也确实奇怪。然而，这并非是合拍片变主旋律电影的先例，此前五年的《十月围城》（2009）已是瞄准中国的政治正确。

这部电影的主题把香港加入中国近代史的脉络当中，描述辛亥革命前夕各个阶层的人民保护前来香港开会的孙文的故事。《十月围城》的重点在它是2009年上映，这一年正是中国建国六十年，在中国有「献礼片」一说，这部合拍片也正是为建国六十年的中国节庆与市场而来。

与香港无关其实也无所谓，但香港导演把红色经典《智取威虎山》拍成3D也确实奇怪。 图／《智取威虎山3D》

《十月围城》的重点在它是2009年上映，这一年正是中国建国六十年，在中国有「献礼片」一说，这部合拍片也正是为建国六十年的中国节庆与市场而来。 图／《十月围城》

▌台湾的启示

前面所说，是将近三十年来香港电影透过合拍片前进中国市场的状况。至于台湾，台湾电影与香港电影产业体质不同，香港电影善于通俗的商业路线，台湾电影则在台湾新电影的艺术路线中逐渐变异开创新路。

随着中国市场崛起，近二十年来台湾也出现与中国的合拍片，这些合拍片当中，部分主题合拍片确实有优势，例如钮承泽的《爱Love》（2012）与《军中乐园》（2014）。《爱Love》当中的台商北京爱情故事，以及《军中乐园》当中饰演外省老兵的中国演员的心境与乡音，确实透过合拍片的机制有助于入味。

不过，合拍片却也产生两种极端的状况，比如1949年的文化政治不断被强调。由于合拍片须有中国为背景的故事题材，1949年外省老兵来台湾的颠沛流离与勉励维生经常成为合拍片的主题，无论是多年后终于得有机会返乡探亲，或因种种因素只能由儿孙辈代行，电影的最终就坐落在亲情的「两岸一家亲」。

图右的《风中家族》（中国版片名为「对风说爱你」）虽然精采，但因合拍片而来的团圆，多少让人有种「命题作文」的不自然。图中的《大喜临门》则刻意透过合拍片呈现台湾的「粗俗」乡土文化。 图／《军中乐园》、《大喜临门》、《风中家族》中国版

《面引子》（2011）与《风中家族》（2015）虽然都很精采，但因合拍片而来的团圆，多少让人有种「命题作文」的不自然。可以说，1949年历史的不断强调，遮蔽了1945年终战到1949年国民党来台之间的复杂历史，等于将复杂的历史单一化。

另一个极端的案例，则是为了中国市场，刻意透过合拍片呈现台湾的「粗俗」乡土文化，由猪哥亮主演的《大喜临门》（2015）便是一个例子，他所饰演的「李金爽」象征了台湾本土派的粗野、没文化，对比李东学和寇世勋饰演的「权贵」北京满族之后。

总而言之，中国电影产业的特色就是中国政府以法规命令带动产业发展，而中国法规的设计经常就是以中国为主、为前提，合拍片便是如此。香港电影三十年的合拍片之路是一面镜子，部分题材合拍片或有空间，但一旦将产业发展的筹码压在合拍片上，注定是失败一场。

香港电影三十年的合拍片之路是一面镜子，部分题材合拍片或有空间，但一旦将产业发展的筹码压在合拍片上，注定是失败一场。图为《武状元苏乞儿》剧照。 图／《武状元苏乞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