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超与外蒙古入联案——立场与美国相近 引发老蒋猜疑（二）

早先在一年前即在1960年，十几个非洲国家申请入会时，苏联在安理会不支持毛利坦尼亚，但机诈地安排毛利坦尼亚与外蒙到明年再一起申请入会，届时苏联答应投票赞成毛利但尼亚参加联合国，而非洲国家答应支持外蒙古，如果台北否决外蒙，非洲国家就扬言集体反对台北在联合国的席次。

苏联明知台北的国民政府会投票否决外蒙，它把这个棘手的问题让人家去解决。这就是1961年中美外交史上弄得鸡飞狗跳，一件很不愉快的「外蒙古入会案」的缘由。台北的态度很是明确，不计后果反对外蒙加入联合国，「此乃为我基本国策，决不容改变」，外交部长沈昌焕就是这样说的。

必要关头可以弃权

但并不是所有台北政府官员都持这样的看法，比如蒋廷黻于5月间返国述职，他在外交部同仁谈话时对外蒙的意见如下：「对外蒙古入会我若使用否决权，则反感大；若弃权，则反感小。在将来使用否决权所招致之反感，可能对我代表权有不利之影响，我不可不考虑：代表权要紧？抑外蒙古要紧？」蒋廷黻讲得非常清楚，简单扼要。

当时任常务次长的王之珍说，国内认为应采1955年立场即否决外蒙；若投票弃权，国内反应强烈。蒋廷黻当即建议；对外蒙古基本立场不变，但运用时则要考虑时局，他又说：「如果外蒙在安理会不及7票，则我国投反对票无此必要，当可弃权。至于国内舆论只好听之。」

蒋廷黻说得很明白清晰，至于王之珍说到国内舆论，其实在蒋介石统治下，无论在中国大陆或台湾根本没有言论自由可言，老百姓早就麻木了，无所谓有「舆论」，所以正如蒋廷黻所说的「只好听之」。虽然蒋介石坚决否决外蒙，于是有很多人应声而起大叫「宁为玉碎，毋为瓦全」，这一派可以陈诚和沈昌焕为代表，他们是忠臣，自己没有意见，如果有也不敢讲，均以蒋介石的意见为意见。

另一派是叶公超和蒋廷黻，虽然他们也是以蒋介石的意见为意见，因为他是一国之君，国家大事都是由他一人决定，但是如果他们认为蒋介石的主张是错误的，他们就会以利害得失敢出来坦率直陈，他们是良臣。在蒋介石统治下，忠臣多，良臣少。

拿1961年外蒙古案来说，叶公超时为驻美大使，他的看法及立场与蒋廷黻是一致的，这可能与他们的教育背景、思想及对时局的看法有关，此外两人过去同在清华教书是好朋友。刚好他们的想法与美国人很相似，所以蒋介石无限狐疑。因为1961年外蒙古案在叶公超与蒋廷黻看来与1955年迥异，他们咸认为1961年国际情势较为复杂。

因为，一、外蒙古申请入会与非洲新近独立的毛利坦尼亚牵连在一起，如果我们否决外蒙等于连同否决毛利坦尼亚，其结果会影响我们在联合国的席次。二、在外蒙古申请入会时，不前不后，美国欲与蒙古磋商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先从美国新总统上台后，叶公超与美国国务卿鲁斯克于3月17日及22日会谈开始，再谈及叶公超与其他美国官员磋商交涉美蒙建交和台北在联合国的席次。在联合国投票前夕，蒋介石两度急电召叶公超回国。叶公超再也没有返回任所。

1961年1月年轻的甘迺迪总统上台后，在蒋介石看来美国对台北的政策摇摆不定，台北政府甚是不安，比如两个中国及台北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这些问题对台北基本国策有重大关系且影响深远。

关于两个中国问题，英美都赞成这一方案，但北京与台北坚决反对。鲁斯克对叶公超说，美国的政策不能建立在国民政府重返大陆或代表整个中国的理论基础上。这是鲁斯克也是美国的基本观念，也是打击蒋介石的核心问题，因为反攻大陆及台湾小岛代表全中国是蒋的两块金字招牌。

叶公超与鲁斯克谈的大多是有关第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中，如何保持中华民国代表权的问题。鲁斯克明确对叶公超说，往年中国代表权案使用的「缓议」方式，在今年第十六届大会中恐怕行不通。

拖延战术快行不通

1949年蒋介石退处台湾，中共柄政后，1950年苏联在联合国大会提议由中共替代国民党政府进入联合国，美国反对，为了阻止中共进来，就想出了这个「缓议」方案。「缓议」在英文里为「moratorium」，意即「拖延」。鲁斯克说这是他设计出来的一套妙计，据他说这个妙计就是：「We will not consider this question until next year.」（我们今年不谈这个问题，明年再说。）

那时他是助理国务卿，是国务卿艾奇逊的副手。当时在联合国里，凡是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都交由中国代表权问题所属特别委员会去审查讨论，然后交由大会票决，通常以多数表决来决定，这个拖延战术在过去15年都很顺利。但去年（1960）就觉得很困难，因为会员国已由60个增至99个，而这些新兴国家大多是亚非国家，属第三势力非美国所能左右。（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