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琦／拯救亞當斯密

薛琦

一九九八年有一部电影「抢救雷恩大兵」，讲述二等兵雷恩在诺曼第登陆战时，他家人接到他的三个兄长皆已战亡的消息。美国陆军参谋长下令由汉克斯中尉率领搜救队，试着在战场中找到这个还可能幸存的第四个男孩。最后人找到了，但汉克斯跟好几位战友就从此留在战场。雷恩知道别人为他的付出，决定留下来继续战斗。

二○○四一位美国经济学教授强纳生．懐特仿前电影之名，写了本Saving Adam Smith。江丽美译《发现亚当斯密》。书中斯密还魂到一个退休修车匠身上，不断向一位在写毕业论文的博士生埋怨，为什么他的想法总是被人曲解。书中的第一个埋怨就是别人常混淆他讲的自利与自私。人有与生俱来的自利心，难道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国富论谈到人的自利心时说：「每一个人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公平，都应该被赋予完全的自由，用他自己的方式去追求他自己的利益。」很清楚，自利心驱动下人的行为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能违法。而自私正是人在追求自利时，完全不理法律的制约。或是当自己的需求、做法跟别人法律上的权利冲突时，还是固执己见。

自利与自私的差别，还有另一个例子，就是对「自由」的理解。「自由」字面上看来是「自我之所由」，很容易想成「只要我喜欢，为什么不可以。」John S. Mill的On Liberty，严复译为「群己权界论」，点出了自由的真谛。自由就是别人跟我权利的界线，这个界线也是我行为自由的界限。如果只要我喜欢，明知违法，仍然去做，那是自私，而且是要受到裁罚的。

一七六五年斯密四十二岁时，陪一位英国公爵游学欧陆。他在巴黎遇到路易十五的宫廷御医凡索．奎内，相从甚密，且自称受到很大影响。《国富论》一书从此萌芽。十年后，已五十三岁的斯密出版了旷世巨作《国富论》。距离他一七五九年出版《道德情操论》已是十七年之后的事。这时发生了一个学案。

贸易保护主义的倡导者德国学者李斯特，认为斯密有个问题。斯密第一本书强调，人有关心他人的利他心，怎么到了《国富论》人性主轴成了自利心。其实，有问题的是李斯特。

斯密卅六岁出版《道德情操论》。这本书在他出版《国富论》之前被修改了三次。《国富论》出版后也一样被改了三次，但同时斯密还又改了《道德情操论》两次。最后一次还是在他辞世前两个月才完成。一位谦谦学者终其一生都在反复修改、增补他的两本巨著，怎么可能在修改其中一本书时，忘了另一本书写的东西。

国富论所以那么重要，是他重新定义了国家的财富。其实，国富就是这个国家老百姓的生活水准，这个水准又是决定于它劳动的产出，或它的劳动生产力。劳动透过专业与分工提高了生产力，再经过市场的交易，整个国家的财富得以提升。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或成长，不就是因此而来。

《道德情操论》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什么是个人的财富？每个人累积了财富后，就会快乐吗？快乐的本质是「放松的身体与平静的心情」。你看看，「一个在路边晒太阳的乞丐所拥有的安全感，是身在城堡里的国王几经争战而未必可得。」

最后，斯密认为政府是一个重大的必要。我们需要它来「制定法律，执行法律，并确保法律的公平。尤其是保护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免于受到他人不公平的对待或压迫。」

今天我们遭遇到的问题，可以归罪到亚当斯密吗？其实今天的灾难正是没有好好了解亚当斯密。（作者为东吴大学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