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这个地方,据说是全世界户外人的“耶路撒冷”
提到桂林,大多数人的印象,恐怕还停留在一句“桂林山水甲天下”。山清水秀,二两米粉十块钱一碗——这几乎构成了外来者对这座城市的想象。
“阳朔山水甲桂林”,很多人远道而来,只为亲眼目睹“20元人民币同款”的位于桂林阳朔的漓江风光。仅仅是今年上半年,涌入阳朔的游客数就近15万人次。
漓江游船。(图/pexels)
但鲜少有人知晓,关于阳朔的山,还存在着另一种叙事,那就是围绕野攀生长起来的人与事。
所谓野攀,即野外攀岩,就是在真实的山壁上攀登。在野攀人的眼里,阳朔只存在两种人:攀岩的人和不攀岩的人。这些人对待山的想法和大众游客有点不同,他们会说,山是用来爬的,不是拿来看的。当我问他们:你看到山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得到的回答无外乎:这山能不能攀?
嘉嘉,这位染了一头红发的女孩告诉我,如果一座光秃秃的山突然矗立在跟前,她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这里肯定有人开过线”。开线,是指在一块岩壁上首次勘探一条新的攀岩路线的过程。整个阳朔最有名的“开线狂魔”,是人称“县(线)长”的邱江。
两年前,还是野攀小白的嘉嘉刚到阳朔,她先去了大名鼎鼎的白山。刚到山脚下,她左右环顾,“你懂吗?就是震惊”。回忆起白山时,她把两只手臂张开到极限,激动地说:“在别的地方没见过那么大面积的岩壁。以前在别的地方爬,一座山上可能就四五条线,顶多就10条。”而光是白山,宽至150米的岩壁上就有多达75条难度不一的路线。
阳朔的白山。(图/攀岩摄影师TC Chen提供)
那个瞬间,她感觉自己彻底爱上了阳朔,并且再也回不去那种被一些阳朔岩友称为“冰冷盒子”的人工岩壁。事实上,整个阳朔每年平均接待攀岩游客高达60余万人次,但却仅有1家提供人工岩壁的岩馆。到处都是唾手可得的自然岩壁,谁会专门跑去岩馆抱石呢?嘉嘉当时看着白山,心想:“这肯定是中国最好的。”直到有一次,她去了雷劈山,同样是阳朔的经典岩场。她抬头一看,“怎么这么高?就像被雷劈成了两半”。这回她又被震住了。在阳朔,这样的震惊时常发生。
神奇的是,连小卷这个土生土长的阳朔人也有类似的感觉。我们坐在小卷开的音乐餐吧里,他开始细数最近流行起来的山地运动——天上的旧式飞艇、水边的溯溪、山上的野攀,山所赐予的东西实在太多,他认为这是阳朔独有的。
岩友在阳朔的天然岩壁上攀岩。(图/攀岩摄影师TC Chen提供)
野攀似乎是理解这座西南小城的一条暗线。自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托德·斯金纳(Todd Skinner)来到阳朔,在月亮山上开辟了第一条路线后,阳朔野攀的种子就此播下。在这30多年中,经历几代岩友的耕耘,阳朔已经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野攀爱好者的“朝圣地”。
在阳朔,有苦心琢磨攀岩的“硬核派”,也有把攀岩当作爱好的“娱乐派”。无论你是哪一派,总能在阳朔的岩壁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可以这么说,攀岩已经成为阳朔人的生活方式。“就好比我抽烟、喝咖啡一样,一旦脱离了它,你就感觉生活失去了一些东西。”小卷笑着说自己是个菜鸟,但不妨碍他依旧热爱攀岩。
曾经的西街,到处是新鲜的空气
阳朔的攀岩文化,最开始也是舶来品。在20世纪90年代,阳朔的攀岩路线绝大部分是外国人所开,最早“吃螃蟹”的,就是托德·斯金纳。
托德算是第一批来到阳朔的外国旅客,他是被朋友山姆说服来的。起初,他们并不是在偏远的山路上找路线,而是在卖纪念品的商店里。在那些印着秀丽山峰照片的明信片和扑克牌上,他们寻找着适合攀爬的岩壁。
1990年代初,外国人来到阳朔开辟野攀线路,当时一名七旬老人也来一起攀岩。(图/Climb International)
那一年,托德在月亮山上开辟了阳朔第一条线路,“高高在上”(proud sky),难度5.12b(根据目前广泛用于野攀路线定级的“YDS难度体系”,5.12b以上的路线属于攀岩专业级,数字越大表示难度越高),这标志着阳朔野攀历史的开端。
当时两个老外走在路上,常常引起当地村民的好奇围观,但并非因为他们的白人面孔。当时已有不少老外出没在阳朔的街头巷尾,然而像他们这样背着攀岩装备在山上攀来攀去的,村民还是头一回见。
在当时,开辟攀岩路线,如同外来者在一块飞地上重建新的秩序。
离开中国后的第二年,托德又回到了阳朔。他在筹划自制纪录Climb International(直译为《国际攀岩》),记录其在阳朔探索新岩壁的过程。也是从那时起,阳朔开始进入热爱户外运动的外国人的视野。
当托德在岩壁上打钉和安挂片时,小卷还在上幼儿园。小卷出生于1987年,那会儿正好是外国人来华旅游呈爆发式增长的时期,而桂林作为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旅游城市之一,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
阳朔吸引了大量热爱攀岩的外国游客。(图/图虫创意)
小卷从小就住在如今最繁荣的西街边上,他所就读的幼儿园位于龙头山码头下来的滨江路上,这条街曾是游客下船后的必经之路。在小卷的记忆中,从轮渡上下来的大多是洋人面孔。大巴车就停在街边,导游领着他们去西街,到了就停下来喝杯咖啡。
20世纪90年代起,外国人纷纷在西街开起了餐厅。据小卷回忆,当时每家店的外墙都漆着不一样的颜色,整条西街就像彩虹小镇似的。它给人的感觉就是,人在国内,却似在国外。父母常让小孩到街上和老外说“hello”,练习英语。
整个童年和青春期,小卷是眼看着西街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千禧年前后,西街开满了酒吧、CD店和卖手工艺品的铺子。艺术家和背包客穿梭在同一条街上。当然,攀岩的人也出没在那里。
不同圈子的人都生活在同一条街道上,大家相互间都会交流,这就造成文化多样化的景象。“那时候的阳朔给人的感觉是足够纯真,足够自由。在城市里,或许你得武装好自己。但来到阳朔,你爱干吗干吗。”小卷说。
在小卷的岩友圈里,“县长”邱江代表了他在那个时代见证过的生活方式。
2003年,邱江在阳朔无保护攀登了拇指峰上一条名为“新年快乐”的长度约120米的结组线路,刷新了当时国内徒手攀岩的最高纪录。该攀登过程被制成微电影《一个攀岩者的白日梦》。
“县长”邱江。(图/《一个攀岩者的白日梦》)
在电影中,邱江没有穿上衣,留着一头长发,胡子拉碴。镜头不断拉近,他念起一段独白:“那年,我27岁,在阳朔混了两年多。没招过谁,也没惹过谁。每天攀岩、泡吧,日子过得还挺不错。”
下榻一个属于“脏包”的客栈
2015年3月,人称“校长”的张勇在白山上开了一条5.13b路线,并将其命名为“江缘客栈”。这个名字所对应的,正是一家当年阳朔攀岩圈中几乎尽人皆知的客栈。“来攀岩,找江缘”,这里一度是岩友们的集散地,也是供大家吹牛的公共空间。
当时共同经营这家客栈的是张勇和他的老岩友——一个叫八月的北方女孩。在最初接触野攀的几年里,八月曾过着一种上海—阳朔两地跑的“双城生活”,后来她干脆把家搬来了阳朔,在这里定居。
八月客栈的客厅,日常作为岩友们的公共空间。(图/八月提供)
2008年,八月第一次来阳朔。来之前,她听说阳朔是一个小镇,眼前立马浮现一幅中国南方农村的画面。她着急地问朋友,要不要带这个,要不要带那个,买不到东西怎么办。朋友只觉得很好笑。抵达后,她被眼前的繁华景象吓了一跳:“要吃有吃,要喝有喝,灯红酒绿。”
当时,岩友们都聚集在西街片区,松弛到攀岩“搭子”甚至可以从街上“捡来”。岩友通常穿着不修边幅,看起来很“野”,走在路上或许就被人问:你们去干吗呢?明天你们去哪儿爬?我跟你们一起玩行不行?
资深岩友、客栈老板八月。(图/受访者提供)
和很多人一样,八月在阳朔疯狂地爱上攀岩。起初,她以每月一次的频率往返上海和阳朔,有时是坐晚间航班到桂林,再乘大巴到阳朔;有时则是在火车上摇晃一整夜,天亮后直抵阳朔。在岩壁上,她只能听到风的声音,并忘情于这种感觉。
2010年,她接手了江缘客栈,和朋友们一起经营。2020年疫情期间,江缘客栈关门易主,一时之间岩友没了个重要的根据地。不久后,一个老岩友在电话中问八月:“怎么江缘没了?”她的难受劲儿才一下子涌上来。
于是,她下定决心开一家新的攀岩客栈,就叫“八月客栈”。客栈一楼是一个宽敞的客厅,常有岩友前来唠嗑。在后院,她专门设了一块人工岩壁“月亮板”(MoonBoard,一种用于攀岩训练的人工岩壁,通常由一块倾斜的攀岩墙和特定排列的攀岩点组成),供岩友们使用。她在慢慢接近自己想要打造的“理想之地”——一个可以让岩友们一起训练、聚会的场所。
大家在观看岩友在“月亮板"上的训练。(图/八月提供)
8月下旬的一个夜里,嘉嘉和小卢结束了下午的攀爬,她们没有缘由地聚在了八月客栈的客厅里。她们坐在沙发上嗑瓜子,闲聊,抚摸小狗,或者刷攀岩视频,相互切磋琢磨一条路线的更佳解法。这是她们的日常。
26岁的嘉嘉是阳朔的新生代攀岩者,她曾在昆明一家岩馆当前台,顺便磨练攀岩技术。刚见面时,嘉嘉用一个词介绍自己——“dirtbag”(脏包),这是纪录片《攀岩浪子》中的主角弗雷德·贝基(Fred Beckey)对自己的评价。
这个词所代表的,是那些没有工作或者主动放弃高薪工作的户外狂热者。他们几乎脱离社会规范,宛若与山岩为伴的流浪汉。毫无疑问,贝基是“最完美的脏包”,他这辈子几乎只思考与攀登和女人有关的事。
(图/《攀岩浪子》海报)
那天晚上,在客栈中讲话最少的小卢,也许是我在阳朔见过最不寻常的“脏包”。
小卢是钦州市灵山县人,结了婚,有小孩,曾在家乡经营一家餐饮店。2013年,在QQ群认识的朋友告诉她,灵山有可以攀岩的地方。当时她什么装备都没有,屁颠屁颠地就跑了过去。安全带、绳索都是用别人的,脚踏着一双运动鞋就上岩壁了。往后几乎每个周末,她都在早晚班间的空档奔去岩场。
很快,灵山的路线已经无法满足小卢。她听说阳朔的路线丰富,很快就辞掉了工作,只身一人坐大巴到阳朔。
起初,她一个人都不认识,但想着自己有手有脚,总归饿不死。于是,她在西街上摆摊,早上卖煎饺,摊子一收,下午立马赶去攀岩。这样的生活维持了大约一年。
攀岩、酒精和音乐,一切与多巴胺有关
中国有两大野攀社区,北方有北京密云的白河,南方有广西桂林的阳朔。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阳朔和白河表现出完全不一样的气质。
白河的攀岩社区有一套较成熟的协调机制,而阳朔的攀岩社区,更像野蛮生长的中外混合物,制定规矩在阳朔显得尤为困难。这当然与社区自发生长的特质有关。
桂林阳朔西街夜景。(图/图虫创意)
在阳朔县旧县村一家老岩友开的客栈里,老板今今跟我讲了一个据说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约塞米蒂国家公园(Yosemite National Park)的故事:“当时有一架载满走私大麻的飞机失事了,然后被一群攀岩者发现了,他们拿(大麻)去卖了很多钱,再用这笔钱换了很多酒。”
她摇了一下桌上的啤酒,告诉我,在阳朔,攀登跟酒是分不开的。
进入90年代末期,中国人的身影开始出现在阳朔的岩壁上。1998年,西唐离家后从桂林市区来到阳朔,先是到巴克兰(Buckland)学了一年英语,这是当时阳朔第一所外语学校。混迹西街的那几年,西唐在酒吧打过零工,还兼做英语导游。后来,他结识了一个慕名来阳朔攀岩的加拿大人,跟他学起了攀岩。
左:蜘蛛人攀岩俱乐部;右:喀斯特中西餐厅。(图/邹露)
1999年,“喀斯特”中西餐厅在县前街开业,这可能是国内第一家攀岩俱乐部。老板吴小燕同为攀岩爱好者,她一边开店一边带酒吧的客人去攀岩。
2000年,人称“老铁”的吕铁鹏在县前街开了第一家攀岩主题的酒吧,名为“理查德”,就开在“喀斯特”的附近。2001年,老铁拿到了中国登山协会第一期攀岩教练培训班的资格证书,编号为001。
当时,酒吧里建有一小块人工岩壁,每天晚上聚集了很多来阳朔的攀岩爱好者。每逢周末,他们就办一场小型攀岩比赛,奖品常常是一瓶啤酒或一件T恤。比赛结束后,大家就聚在酒吧彻夜开party,有时甚至会吵到把警察惹上门。
“中国攀岩”俱乐部照片。(图/邹露)
后来“理查德”改名为“中国攀岩”,承载了好几代攀岩者的记忆。如今阳朔攀岩协会副会长阿邦就是从中国攀岩走出来的。2005年,初中没毕业的阿邦来到阳朔第一次打零工就是在中国攀岩,当时50多个员工中,超过一半是外国人。阿邦每天就跟他们同吃同住,有一天,他从床上弹起来说,“我听懂了你们在聊什么了”。
新世纪的头几年,是阳朔攀岩俱乐部的爆发期,“西唐”“黑石”“蜘蛛人”等攀岩俱乐部相继成立。在那个年代,攀岩往往诞生于酒吧,仿佛就没有攀岩人不爱喝酒。
至于小卷这个阳朔人,曾被父母送去桂林市区念职高,继而在桂林组建起自己的乐队。后来实在待不住,他就回到阳朔,开始教人打鼓。也就是在20岁出头的年纪里,他遇到了那帮看起来像嬉皮士的岩友。
小卷的音乐餐吧周六晚上会举行一次演出。(图/小卷提供)
当时“县长”邱江爱玩雷鬼乐,“校长”张勇则跟着小卷学练手鼓。他们玩完音乐后,就一起跑到县前街的桥附近霸占摊位。那几年,阳朔还没有城管前来驱赶,整条街都坐满了以摆摊为生的岩友。
2010年往后,小卷逐渐察觉到西街在变。他曾常光顾的酒吧陆续关门,越来越多在门口招揽客人的夜店占据了这个街区,小卷认为这是城市club文化在阳朔的植入。这让他感到有些无所适从。于是在2013年,他决定开一家自己的音乐餐吧,目的是让老朋友们有个“根据地”。
西街在变,阳朔的攀岩社区似乎也在变。八月说,就拿开线的风格来说,现在新开的线路和20年前“老炮儿”们开的线路,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现在的路线开得更安全了,或许人的冒险意识慢慢淡了,对危险的承受能力会弱一些。而以前的人更奔放,他们连挂片的位置都可能打得远一点。”
攀岩的路线越来越安全。(图/图虫创意)
当然,开线的成本对开线方式亦有所影响。常驻阳朔的攀岩摄影师TC称,在过去,挂片需要从国外带回来,且价格较高,这对于岩友来讲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随着国产挂片的普及,开线者对挂片的使用也更加自由。
这几年来,小卷一直在思考一件事,就是如何打通音乐和攀岩之间的“壁”。他曾自筹办过三届音乐节,试图将攀岩文化融合进去,例如专门规划一块地,放上一些运动装置。不过,他自认这样的融合尝试有些失败,大部分人也只是在装置一旁干看。
去年,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在岩壁上进行乐队演出。他和几位岩友临时组成了一支四人摇滚乐队,用专业攀岩器械把自己和乐器悬吊在一面岩壁上,随后拍摄表演视频。小卷称他们的团队为“阳朔野崽”。在桂林话中,“野崽”常常用来斥骂那些不合时宜的人。他觉得这很符合团队的气质。
小卷把乐器和自己悬挂在岩壁上。(图/受访者提供)
最后,我问小卷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他说,自己从小做音乐,听朋克长大,歌词中都在教人何为爱与和平,这就是他在学校外所接受的“教育”。而这一切,都转化为他的社会责任感。
这不是什么很宏大的理念。“不管是攀岩还是音乐,都是阳朔的一种生活方式。要怎么把这两样东西做一个连接,让更多人参与到社区里,这比赚钱更让我感兴趣。”这也是他努力在做社区“黏合剂”的缘由。
编辑 陆一鸣
运营 嘻嘻
排版 黄璐